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为切入点,利用2001—2017年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产权异质性分组检验结果显示,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更大;基于市场化程度分组检验结果显示,相比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更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产业政策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对其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因此,政府应重视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缓解企业发展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基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准自然实验

产业政策能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产业经济领域的重要问题。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利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相关数据研究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上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区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产业政策的吸收程度不同。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更容易受产业政策激励，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显示，产业政策作用程度和企业所处行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同，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重点扶持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将技术创新作为产业政策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变量，分析表明，90%的产业政策均通过技术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这一手段实施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地方公共债务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效应与机制

本文从企业层面考察地方公共债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公共债务增长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一个城市的地方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负债率)每提高1%,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约0.06%。区分企业所有制的估计结果显示,地方公共债务增长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明显异质性,负债率每增加1%,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约0.20%,而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降低约0.07%。以上结果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保持稳健。机制分析显示,地方公共债务规模扩大通过放松融资约束促进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通过提高企业税负、加剧信贷融资约束降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和研发设备更新速度,进而阻碍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上述发现表明,地方政府应科学调控地方公共债务的总规模和增速,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和投资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政策激励与中国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来自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产业政策实施与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政策的实施对于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于非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在作用机制方面,信贷优惠机制能够显著促进非国有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税收减免以及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激励作用不显著,市场竞争促进政策对国有及非国有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都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且对于非国有制造业企业创新激励作用更强.     

通向创新之路：数字技术怎样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怎样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2000年至2019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的专利数据，研究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通过断点回归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技术始终能促进高端技术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中端技术制造业存在明显的阈值水平，而对低端技术制造业表现为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提升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但过快地推进技术升级和设备升级降低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有效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启示意义。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地方政府回应与企业生产率

本文基于2009—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验证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实施的生产率效应;同时考察地方政府回应政策的积极性差异是否改变该产业政策的生产率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生产率;而在积极回应政策的地区,该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生产率促进作用更强。该生产率效应还呈现累积特征,但在不积极回应政策的地区,前期生产率累积特征不显著。产业政策的间接引导工具有效性检验结果显示,在积极回应政策的地区,地方政府显著加强研发补贴、信贷支持和税收激励这三种间接引导工具的实施力度;而在不积极回应政策的地区,三种工具实施力度均无显著变化。     

高铁开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库数据的研究

匹配2007-2013年271个城市、高铁和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高铁开通对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中国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中心城市及其周围1小时高铁城市圈城市的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对地处偏远和小城市的企业的影响为负。城市创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企业创新是高铁开通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途径。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分析

基于2002—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显著促进相关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规模扩大和资本配置效率改善，进而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这种效应在高融资约束企业、处于成长成熟期企业和未进行研发操纵企业中更显著。此外，外部环境对政策实施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相关结论可以为高企认定政策效果评价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为我国完善选择性产业政策设计提供政策启示。     

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是中国采取市场化方式治理跨界水污染的重要探索,是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又一制度创新,但是关于横向补偿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实现机制的探讨并不多.文章将2011年安徽省和浙江省签订的新安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协议视为一次自然实验,根据政策实施范围,将位于政策受偿区域(黄山市)的企业作为实验组,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新安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地区和企业特征等控制变量以及时间、企业、行业和城市固定效应之后,该政策的实施通过税收减免、政府补贴、劳动生产率提升和资本深化等机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改善效果具有可持续性.企业年龄异质性结果显示,只有企业经营进入相对稳定时期,该政策才能够显著地改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行业异质性考察结果显示,当企业处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时,该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当企业处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时,该政策的实施则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阻碍作用.文章不仅证实了新安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政策的样板意义,而且为今后的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了有益借鉴.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考察

在准自然实验的框架下，文章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冲击对中国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突然停止”冲击导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9%;异质性考察显示，规模小、资本密集程度高、政府补贴程度低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突然停止”的影响程度更强；机制分析表明，“突然停止”冲击通过降低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抑制全要素生产率，融资约束在该作用机制中起到调节作用，而且随着融资约束的增加，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程度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突然停止”发生之后，增加内源融资和外源股权融资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升。由此，文章认为，完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降成本”,引导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稳创新”,拓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广开源”,完善自主创新长效机制“注活力”,将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冲“突然停止”冲击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评价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现提供了新的契机。在此背景下,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了数字经济对我国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探讨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首先,数字经济整体上可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且在进行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较为稳健。其次,从全要素构成来看,数字经济促进技术效率提升在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无论对于技术效率低的地区还是技术效率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均能促进其技术效率提升。最后,数字经济整体上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则不显著,只有技术进步本身较高的地区才能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带来的优势,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     

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GML模型测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门槛模型研究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空间传染”特性,其提升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变化;绿色信贷有助于提高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高级化和生态化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前者会抑制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后者促进了其增长;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后,绿色信贷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将显著增强,而对于不同维度,这一作用效果只存在高级化和合理化的门槛特征;空间门槛模型显示,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会减小绿色信贷对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     

中国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理论与实证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构建工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地级市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会密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二者呈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工会通过改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收入激励效应；工会通过倒逼企业采取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替代劳动策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要素替代效应。此外，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显著高于非东部地区，在国有企业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在出口企业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随着行业垄断势力增强，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高。因此，建设现代化工会制度、重塑工会角色、强化工会的要素配置作用、推进工会差异化建设，对提升职工收入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低碳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碳生产率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低碳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具有“U”型特征，且该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低碳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伴随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由负转正。鉴于此，提出激发数字经济节能减排活力、构建绿色低碳技术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效的相关建议，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参考。     

“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

基于"营改增"改革的准自然实验,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营改增"政策提升了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税改前增值税税负越重,政策效应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越大。异质性检验表明,"营改增"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中介机制分析发现,"营改增"政策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规模效应、提升劳动产出效率以及促进研发投入这四条路径来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在上述路径中受益程度更显著。研究结论为减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政府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把握时代方向赋能企业战略转型与变革的必然选择。在数字经济迭代更新的背景下，本文引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理论视角，选取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这一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外部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内部冗余资源和管理者能力会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得益于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专业化分工效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和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中上述关系更加显著；最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能够提升企业市场价值。本研究助推了全要素生产率动因以及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机制和企业性质差异的理解，为更好的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建议。     

连锁股东、双元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连锁股东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连锁股东有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路径检验证实,连锁股东通过促进双元创新这一路径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发现,连锁股东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规模较大企业、盈利企业、薪酬激励较高企业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样本中。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连锁股东的经济后果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也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产业政策、创新与制造企业服务化——基于“中国制造2025”准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

运用200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以2015年“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产业政策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服务化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所受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与西部地区企业相比，东部地区企业和中部地区企业所受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产业政策能够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增加投资激励创新，进而促进制造企业服务化。同时，产业政策可能通过降低投资收益率抑制创新，进而阻碍制造企业服务化。上述结论不仅能够丰富相关文献，而且可以为产业政策有效性争论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     

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理分析

对2007—2017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序变化进行分析,再以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驱动效应,且这种正向驱动具有显著的动态效应和区域异质性、市场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我国的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最小;市场化程度高的省(区、市)最为显著,市场化程度低的省(区、市)相对较弱。进一步检验发现,财政科技支出主要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抑制产业结构偏离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此,我国要进一步健全财政科技投入体系,有效加强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同时财政科技支出适度向非国有企业倾斜,有效提升财政科技支出的靶向性。     

数字赋能、产业链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赋能为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新契机。本文利用2011—2020年中国1075家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数字赋能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创新性地提出产业链整合的逻辑框架和测量方法。研究发现：数字赋能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赋能提升1单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0.26%;数字赋能通过提升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和供应链效率等进行产业链整合,进而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数字赋能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因企业性质、行业特征、营商环境等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非国有、非高技术类、地区营商环境较好的企业数字赋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更高。本研究有助于增进对数字赋能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解,解释了“索洛悖论”来自于产业链整合的差异性,这为数字赋能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