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分红再分配与投资 决策价值相关性研究* ——基于国有资本红利返还的初步证据

以2007年以来颁布的有关规范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和资本预算制度为背景，本文考察了上市国有企业分红对其资本性投资支出决策价值相关性的影响机理。搜集以国有企业分红返还为代表的“体内循环”证据，通过国有股权比例衡量红利“体内循环”的预期操控强度，验证了国有股红利“体内循环”与企业资本性投资支出决策价值相关性的关系以及受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和预算制度的影响。本文指出的国资红利再分配的“两面性”，对混合所有制发展和国有企业市值管理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困境与出路*

作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主要模式，“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有助于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否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仍存在探讨空间。本文基于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和教训的考察，指出“混合所有制”可以作为竞争性部门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过渡形式；对于垄断央企的改革应该充分借鉴国际上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经验，打破行政垄断，推动竞争性框架建立，并切实实现从“管企业”逐步调整为“管资本”，通过改革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为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     

新时期新国企的新改革思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逻辑、路径与实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性质决定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共同发展的,关键是确认它们在各自适宜发展的领域发挥作用。本文从产品性质及行业特性两个维度来客观制定功能导向的分类方法,以此来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即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营模式,垄断性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控模式,竞争性国有企业一部分宜进行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一部分宜实行民营化。在分类改革原则下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公共产品领域推进“长期导向”下的混合,在自然垄断领域推进“控制权导向”下的混合,在竞争性领域推进“流动性导向”下的混合,同时构建与国企分类改革战略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在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分类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并分类构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     

民营企业参与地方国有企业混改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

本文以民营企业参与地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视角,提出民营企业参与地方国企混改能在更广和更深程度上检验我国市场化程度高低、市场机制完善和市场平等机制构建的效果。当前,民营企业参与地方国有企业混改还存在政策制定的挤出、资源要素配置不均衡、国资监管体制强约束、制衡机制缺失及民企自身竞争力不强等困境。对此,应在顶层设计中加强平等机制的构建、优化资源配置、改革国资监管体制、构建制衡机制和做强做优民营企业,从而促进民企更好参与地方国企混改。     

重资产配置与国有企业效率——兼议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价值网优化

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处于核心环节。此前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国有资本的“进退”或“比例”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本文则从异质性资源的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的重资产配置带来的效率差异。本文基于动态博弈模型提出基本命题并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国有企业较之非国企业具有更高比例的重资产配置；第二，当重资产配置对非国有企业的效率产生负向拖累时，改由国有企业承担有助于减少其不利影响；第三，在混合所有制中，随着非国有资本介入程度的减弱，重资产配置效率得到加强。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对于业已形成重资产配置特征的国有企业而言，轻资产转型并不是其改革的必然方向，应当从异质性资源角度审慎定夺，利用异质性资源循序渐进地提升效率。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和国有资本可在轻资产和重资产中实现优势互补，提升价值网络整体的绩效水平。同时，当国有企业的决策目标中社会福利的权重相对减少、企业利润的权重相对增加时，国有企业才可能降低重资产配置倾向，并提高轻资产配置效率。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促进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吗？

文章以2008—2020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的提高,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水平随之提升,且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政府补助在这一影响机制中存在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规模较大和东部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国有企业要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需要更好地借助政府和非国有资本的力量,坚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向。     

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思考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通过不同所有制的资本联合或相互参股的形式,在企业产权层面进行相互融合,实现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进而激发企业活力的一种改革方式.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需要,是获取资金、技术、市场、人才等资源的需要,是资本运作的需要.充分利用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能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吗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继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当前国资国企改革已经迈入“管资本”为主的新阶段，研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的成效、机制以及改革所致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0—2020年国有上市公司改革样本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能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且主要是抑制过度投资。机制检验表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通过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减轻政策性负担两条内在机制提升了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改革力度越大，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效果越强；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通过提高投资效率促进了国有企业公司价值的提升。因此，要积极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推动政府放权改革，发挥公司监督机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稳就业效应

实现更加充分就业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国有企业如何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肩负起“稳就业”的社会重任,成为新时代国资国企改革的关键目标。本文以2009—2020年沪深两市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考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稳就业”效应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在平常时期减轻国有企业的冗员负担并提升其经营管理效率,促使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速换挡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好地实现“稳就业”目标,具体表现为国企整体就业吸纳人数的上升;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速换挡期承担“稳就业”责任后,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支持并提升资本市场价值。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实现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经济目标和促进就业稳定的社会目标之间的“双赢”。     

国企混改、风险承担与地区市场化差异——基于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

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企业运营过程中的风险承担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文章利用2014-2020年A股上市的国企数据,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所产生的股权制衡与委派高管治理与企业自身的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与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企混改在整体上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国企混改对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受到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影响.据此,文章提出国企混改要注重完善公司的治理体系,合理确定非国有资本的股权比例以及要结合地区实情开展因地制宜的混改策略等建议.     

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吗?北大核心CSSCI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内容。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非国有资本,既能因预算约束硬化而强化融资约束,又可通过形成股权主体多元和融合的股权结构而改善公司治理,尤其是对企业投资形成有效约束。本文基于2003—2017年中国沪深交易所国有上市公司前10大股东的股权性质和持股比例数据,从"质"与"量"的双重视角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影响结果来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存在显著的提升效应;从影响程度来看,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所产生的股权主体多样性和融合度(制衡度)对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也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作用机理来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机理主要在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改善,而非融资约束的强化。上述研究发现对新时期国有企业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完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借鉴。     

关于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几个问题

当前新一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特别注意的几个争论性问题是:要防止国有资产再次大量流失,重点是坚持在增量资产上发展混合所有制;要警惕让国企无条件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说法,此说法违背市场经济基本法则,而那些要求国企只混不控的言论有可能把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向邪路;要科学把握反垄断问题,不能简单把企业规模大等同于垄断,对于垄断的认识既是性质的把握也是法律的裁定;要正确认识加强反腐败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关系,反腐败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并行不悖的,反腐败不是要反掉国企。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与国企改革

发展混合所有制和对国企分类进行监管是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为基础的,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一方面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度解决了国资委职能定位的二重性,另一方面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可以将行政权力转化为经济权力。当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作用并不会伴随其组建自然而然地实现,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其独特的企业法人地位、治理机制和国资机构的监管权力清单。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商业信用融资

商业信用融资属于替代性融资渠道,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考察了股权多样性和股权融合度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以2014-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替代效应的需求和供给角度分析了混改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国企股权多样性和融合度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股权多样性对于商业信用融资无显著影响,股权融合度与商业信用融资水平呈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影响机制,从商业信用需求来看,混改会降低国企的银行信贷,增加了企业的商业信用需求;从商业信用的供给来看,混改会增加国企的内部控制水平,促进供应商乐于提供更多商业信用。最后,对于国企进行分类拓展研究发现,央企、垄断型企业和所处市场化程度高地区的企业,混改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水平更明显。研究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从"量变"向"质变"进行深化,进而增强商业信用的融资作用。     

国有持股比例降低与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多期DID模型分析

降低国有持股比例作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种方式,对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高国有股东持股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国有企业数据,从政府补助程度与组织复杂程度两个角度出发,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影响后的企业效率指标基础上,构建多期DID模型讨论国有持股比例降低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持股比例降低能显著提高国企全要素生产率,且有两年滞后期影响效应。其中,减少政府补助程度、优化组织复杂程度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发现,竞争性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国企,混改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为显著;高杠杆风险国企、低“委托-代理”成本的国企,混改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为显著。本文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入手,探究国有持股比例降低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为下一步混改方向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现阶段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难点及措施

我国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经过多年探索和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其发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障碍。应破除所有制界线,不仅要消除民资歧视,同样要消除国资歧视;深化国资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和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管理人员去行政化、薪酬制度透明化;建立有利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规范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公司治理机制;对国企进行分类改革,并对民间资本和民企加以分类;完善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要素市场,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顺利推进创造条件。     

“单向混改”还是“双向混改”?——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选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主体，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日益普遍，但是关于哪种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才能“合得来、混得好”,更好地促进民营企业创新这一问题，现有研究对此尚未得出一致结论。本文利用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既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又引入国有资本的“双向混改”路径较仅选择“单向混改”路径更有利于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民营企业选择“双向混改”路径较“单向混改”路径，能更好地促进不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资源协同，有效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税费成本，使民营企业获取更多的政府补贴资源，进而减少创新成本，促进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双向混改”对认同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理念的民营企业和设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双向混改”路径不仅会提高民营企业自身创新水平，而且对社会创新会产生正的外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选择的相关研究，而且为实现“两个毫不动摇”的发展理念，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创新国资监管体制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国资国企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的重大命题,30多年的探索,国有资产的质量和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有了显著的提升,但要使国资国企改革健康可持续的深入推进,还有一些问题必须进一步厘清。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明确不同类型国企的功能,责任界限、探索以管资本为主的监管模式、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国资国企改革发展领域的各界共识和方向。     

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研究述评及未来展望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突破口,也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但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影响国有和民营企业创新仍不清楚.另外,现阶段混改仍存在"混而不改""混而不合""动力不足"等关键问题,提高国企经营和治理效率的主要改革目标还未实现.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通过系统梳理现有研究,厘清混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和结果,进而指出现有研究的短板及未来方向,既有助于理解和指导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管理实践,也有助于丰富混改及创新研究的相关理论.另外,结合Citespace、Vosviewer等3种计量可视化工具的分析结果,本文构建了以"影响因素-实施过程-治理效果"为主线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框架,并进一步评述了框架中每个部分的研究现状及不足,旨在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政府透明度的调节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在股权多元化带来资源优势的同时也会诱发异质性资本冲突，以2014-2019年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为样本，基于研发投入视角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①国企混改带来的股权多元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②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债务期限，进而强化债务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支持作用；③政府透明度有利于强化股权多元化对债务期限结构的正向影响，从而有利于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股权多元化的资源效应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期限与研发投入期限匹配度，且政府透明度越高，投融资期限匹配效果越好。该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政府透明度在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存在互补效应，通过股权多元化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因此，就因地施策而言，当前应重点推进政府透明度较低地区国企混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