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规则下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政策的调整

通过对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在WTO规则下对农业保护政策的调整进行了较为详细地分析,从而发现发达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已由原来的以"黄箱"政策为主,逐步转变为以"绿箱"政策为核心,在加强对农业保护的同时,追求政策效率的提高.     

加入WTO后的中国农业保护与税收政策

加入WTO后,我国农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可能大于所获利益。因此,需要在WTO农业规则的框架下,运用关税配额、“黄绿箱政策”加强农业保护。同时,通过建立农业保险制度,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建立良好的农业政策扶持环境来促进农业的发展。     

农业财力支持的国际比较及借鉴

基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公共性以及农业在一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WTO成员国均在WTO框架下对农业实施了有力的财力支持和保护。充分研究和借鉴它们在农业支持和保护方面的成功经验,构建我国完善的农业财力支持体系,提高我国农业的市场竞争力,目前在我国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性。     

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及政策建议

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对农业实行以直接的农业补贴和价格补贴为主的保护政策,属于WTO《农业协议》中的“黄箱政策”,必须进行削减和严格控制。对现行农业保护政策的调整又进一步加大了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而农业保险作为WTO规则所允许的支持农业的“绿箱政策”之一,为农业发展提供了风险保障,     

从农业补贴的“囚徒困境”看多哈回合的前景——一个完全竞争的战略性保护博弈框架

多哈回合由于农业谈判迟迟难以达成一致而被一再拖延和搁浅,对于农业谈判的艰难,大多的文献是从法律和WTO的制度性缺失以及农业的基础性地位等角度给出分析和解释。本文通过扩展一个战略性保护框架,证明了即使在农产品这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情况下,由于游说等政治因素的作用,战略性保护依然能够存在和成立,同时农业补贴对于博弈双方来说是一个"囚徒困境",由此我们从产品类型和政治活动的博弈论视角给多哈回合中止提出了一种解释,且论文还从理论模型框架出发,对多哈回合的前景和对策做出了分析。     

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困境及出路

建立和健全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势在必行 1．应对WTO《农业协议》，发展中国农业生产的需要．加入WTO后，在关税大幅度减让的同时．中国将失去所有农产品的非关税手段，根据《协议》规定，中国对农资价格补贴、对农业市场支持水平必须控制在农业生产总值10％以下．这些均意味着中国不得不取消现有一系列对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和措施．必然对农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但WTO《农业协议》中．农业保险作为一项“绿箱政策”，不需要作出削减承诺，也就是说，WTO框架下对农业的保护将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于非价格保护．     

在WTO规则下加大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我国加入WTO后,根据我国国情,在WTO农业协议的范围内,加大金融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力度,是应对人世的必然选择之一.     

WTO框架下政府农业补贴政策改革的制度分析

对于我国加入WTO后农业面临的冲击以及政府的对策选择问题，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政策主张。但这些研究大多基于一种“应对”思维，集中在政府农业补贴政策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新的补贴政策目标模式的设计上。实际上，WTO农业协定对政府农业补贴政策调整的基调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美国农业“绿箱”保护措施

2000年6月，笔随浙江省农业厅“绿箱”保护措施考察团，赴美国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学习考察。通过考察，使我们对美国的家庭农场和农产品市场有了直观的认识，对美国的农业保护政策措施有了一定的了解。这对我们不断拓宽改革思路、探讨我国加入WTO对农业的影响及应采取的对策措施，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国外农业补贴的主要作法与借鉴

农业补贴是世界各国支持和保护本国农业的一种基本政策手段。美国、欧盟和日本等WTO成员国，在其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的演变过程中，绿箱政策支持的绝对数额及其比重都在增加，黄箱补贴在逐步减少。我国作为WTO的正式成员国，必须借鉴他国做法，在WTO农业协议框架下，对国内的农业补贴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逐步提高绿箱补贴的水平和扩大绿箱补贴的范围，调整黄箱政策支持。     

美国农业补贴政策及其改革趋势

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贸易国,对农业长期实行补贴政策。1995年以来,为适应WTO《农业协议》的要求,美国不断调整补贴形式,减少“黄箱”政策,扩大“绿箱”政策。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及改革趋势对优化我国农业补贴的方式,特别是设计金融支农的政策措施有重要参考价值。     

对WTO规则的思考与建议

WTO规则是”法治”还是实用主义？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哪些缺陷？加入WTO对我国经济有什么不利影响？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应对策与建议。     

A Research Note on the Use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Analytical Procedures by Australian Auditors

This paper provides Australian evidence on the use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analytical procedures (AP) by both Big 6 and non-Big 6 auditor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re posed in the paper. First, what is the extent of usage of AP? Second, which AP are used most frequently? Third, at what stage of the audit are AP used most frequently? Fourth, how effective are AP? Fifth, do auditors expect more or less use of AP in the fu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se questions comparisons are drawn between Big 6 and non-Big 6 auditors and with two recent overseas studies.     

论欧盟农业国内支持制度的演进及晚近发展趋势

欧盟农业国内支持法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共同农业政策”(CAP)密切相关.为了适应WTO农业规则及欧盟农业发展的需要,CAP已历经多次改革,“促进农业发展、提升农产品竞争力”是其改革主线.CAP改革从“价格支持”到“与生产挂钩的直接支付”,再到“与生产脱钩的直接支付”,不过是从“黄箱”转到“蓝箱”再到“绿箱”的过程,是支持方式的改变,高额国内支持并未“实质性削减”.CPA2020新一轮改革延续了历史惯性,继续向“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绿箱化”支持推进,并兼顾“可靠的粮食安全、平衡的区域发展”的政策目标,使得CAP结构更为合理,重点更为突出,效果更为明显.CAP演进与改革,对于我国优化农业补贴结构、启动亲环境型补贴项目、强化农业支持的规范化、法制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双边WTO协议对我国外贸制度的影响

与WTO成员举行双边谈判是“入世”的必要程序，谈判结果体现为中国的“承诺”，构成了中国“入世”的基本条件，并净引发我国外贸制度的改革，例如，对外贸主体范围的限制将逐步取消，外贸权与内贸权将逐步融合，数额管理和许可证管理的任意性将受到限制，服务领域将成为对外开放的主要领域等等。此外，政府外贸管理的力度将逐步减弱，外贸服务的职能将日益加强。总之，本文试图说明：加入WTO对我国贸易经济带来的挑战正在步步逼近。     

税收发展与税制改革:我国加入WTO十年的思考

2011年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十年。本文以十年前笔者对WTO与我国税收发展关系的判断为起点,考察了十年来国际经贸发展与世界税制改革的主要变化,评析了加入WTO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的建设进程,并在总结十年经验的基础上,对未来五至十年我国税收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加入WTO后国有企业的人才竞争策略

我国的企业在加入WTO后，面临众多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在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使用上，做好应战的准备，迎接我国加入WTO的新挑战。本文首先分析了人才竞争的趋势和特点，接着剖视了国有企业在人才竞争中面临的困境，最后提出了入世后人才竞争的对策措施，对国有企业具有一定的预警和借鉴意义。     

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在我国农业增长中的作用及关系研究

在我国农业投资比重面临不断下降的形势下,本文考察了1985-2002年间我国农业投资对农业产出增长的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了农业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业投资对我国农业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农业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二者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对结果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含义.     

加入WTO后对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及对策

本文首先阐述了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特殊性 ,对我国加入WTO后环境变化对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五点对策     

Are Auditors' Analytical Procedures Judgments Affected by Receiving Management Explanations?

This paper reports the results of a computerised experiment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management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timing of those representations, on auditors' performance in completing all stages of an analytical procedures (AP) task. While timing of the management explanation had an initial impact on the AP proces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number of correct auditor responses due to this factor. However, receiving the management explanation did affect the cause selected, with auditors receiving that explanation selecting it significantly more often than those who did not receive that explanat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several areas for potential improvement of the auditors' AP pro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