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减轻农村负担政策简析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合理负担、统收统支、统一累进税、农业税和工商税分别征收等政策,使人民负担在当时特定社会条件下逐渐完善并趋向合理。它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有效地动员了根据地的财力和物力,保证了抗日战争的需要,并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和支持,其做法至今仍有借鉴作用。     

抗战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缉私述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经历了重大灾荒与日伪严密的经济封锁,加之不法商人及日伪猖狂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导致根据地重要物资的外流及财政收入的减少。为维持根据地军民的抗战经济力,根据地政权非常重视反走私斗争,通过强化缉私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缉私规章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缉私队伍并开展群众性的反走私活动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制了走私活动的泛滥,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谈我国个人所得税累进税制的改革

我国自1980年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个人所得税收入逐年增长,其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累进税制的缺陷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来,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差异。文章针对我国个人所得税累进税制经过1994年改革后运行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和比较,指出个人所得税累进税制的改革必须从我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朝着“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基本方向发展,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个人所得税累进税制。     

抗战时期中共铜陵党组织经济动员的考察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大规模的一次成功的民众动员。抗日战争时期,“铜陵是皖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中共铜陵党组织组织民众开展经济斗争,保障民生;发展生产,富民增收;制定合理的租税政策,减轻民众负担;疏通渠道,扩大贸易。这些制度保障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铜陵地区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的特点和历史地位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包括陕西的北部和关中部分地区,以及甘肃的东部和宁夏的东南部.地处黄土高原,丘陵纵横,沟壑遍布,土地贫瘠,交通不便.革命根据地建立前,这里军阀盘据混战,土匪横行,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劳动人民深受反动统治者的欺压和盘剥,长期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早在1922年到1925年之间,陕西地区就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共党组织.1931年到1934年,以民族英雄谢子长①、刘志丹②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执行党的路线,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了陕甘边和陕北省苏维埃政权.在坚持斗争,多次粉碎反动力量的围剿后,两个根据地于1935年2月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它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起步点.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和发展.1937年9月,根据国共合作协议,西北革命根据地更名为陕甘宁边区,当时辖5个分区,30个(县、市),土地面积12.96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余万.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民主抗日根据地的先导和模范.     

山西抗日根据地财政建设经验及启示

国有百政,财为之母,财政是政权的经济支柱,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中,对财政工作的重视一以贯之,领导财政事业走过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等不同阶段,历经百年风雨,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山西作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是抗日斗争的主战场之一.在战争环境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以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等为主的根据地财政,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贯彻节约方针、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更是在极其艰难的战争环境中进行了财政经济建设实践,不仅保证了抗日战争的物资供给,巩固了红色政权,更为保障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进入新时代,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财政的使命任务更为艰巨.认真总结革命时期财政工作的经验,以史为鉴、以史为镜,才能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推动财政更好发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为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累进税制模型初探——基于宏观税负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各种累进税制数据的结构分析,归纳出公平税制四原则,以此推导出累进税制幂函数模型:y=kqx.此模型开创了税收理论数量化研究的一种新方法,为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与威廉·维克瑞的非对称信息条件下最优税制理论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应用该模型建立宏观税负模型,对部分国家的宏观税负和青岛市宏观地税税负...     

试论党在抗日根据地对地主阶级的统战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根据时局及时调整自己对地主阶级的政策和策略,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三三制"政权等项政策,为团结地主阶级共同抗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改革探讨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按所得形式不同实行不同的税率,多税率、多级次、名义税率高,而累进性差,不符合税率设计的公平和效率原则.本文在对我国个税税率的公平和效率状况进行了细致分析基础上,以建立公平效率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为目标,提出实行5%-30%的六级超额累进税.     

从"公平"到"合理"——山东抗日根据地农业税的正规化与科学化

山东抗日根据地农业税的主要税种是救国公粮和田赋.根据地农业税征收工作始终追求正规化和科学化的行政方向.正规化是科学化的前提.根据地公粮逐渐形成甲、乙、丙三种负担办法,标志着农业税征收基本实现正规化.在不断修正乙种办法的基础上,根据地废止甲、乙两种公平负担办法,实现了从正规化到科学化的实质性转变,从而在追求公平的基础上,更加追求效率优先的生产力标准.各地区自身因地制宜的探索与根据地经济领导部门的科学指导并行不悖,体现着原则普遍性与实践具体性的有机统一.由于战时环境,传统的田赋始终与公粮并行.根据地经济领导部门逐步改变田赋征收钱物的传统办法,向改征实物转变.     

税务行政合作理念探析

税收的合法性是税务行政的依据。现代行政是民主行政,参与、平等、协商等民主思想逐渐影响着人们的税收生活。税务行政领域中急需一种能够指导行政主体双方的理念以及依此构建的一系列机制。税务行政中引入合作理念能够使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的对抗关系变为合作信任关系,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的创新和建立现代和谐税收关系理论意义重大。     

安徽省税种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

根据安徽省1994年—2012年的样本数据,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理论模型,对税种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增值税占总税收比重的增加会降低人均生产总值,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农业各税占总税收比重的增加会提高人均生产总值,资源税的经济效应不显著。因此,应该进一步优化现行税制结构:有序推进"营改增",完善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享体制;提高所得税的比重,增强其收入再分配作用;加快推进资源税改革,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适度调节农业各税,培育农村大市场。     

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研究文献述评

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形成了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的局面,分别在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据主要地位,这对市场经济的运行造成了一定的扭曲,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转型,因此增值税扩围改革势在必行。增值税扩围意味着营业税最终被取消,建立这样一个新体制对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改革中如何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将是增值税扩围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本文主要对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增值税扩围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期能为改革实践和有关研究提供参考。     

税式支出概念:比较与探析

根据西方国家税式支出概念的原旨和建立中国特色税式支出制度的需要,应将税式支出定义为政府为达到一定的社会经济政策目标,通过税收制度及其执行中规定的某些与基准税制相背离的条款,以有意识地放弃一部分税收收入的形式实现的一种旨在优待一部分纳税人和特定社会经济活动的特殊财政支出,其具有与直接支出相同或相似的预算管理和控制程序。     

“物业税”功能的理论假说与检验——基于政府多目标的分析框架

物业税被定位为是对不动产的保有环节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是集政府多目标于一身的理想税种：兼顾公平与持续发展、并有助于激励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分权制度的落实。中国现行房地产税体系庞大,但物业税规模小,约束了其综合作用的有效发挥。中国房地产税制度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之一是重塑物业税,并重点强化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地方政府与企业税收合谋的一个博弈模型

地方政府与企业在税收征纳关系上存在利益冲突。但在税收计划管理体制下,客观存在着地方政府“买税”以及地方政府与企业税收合谋人为操纵税收收入进度现象。通过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梳理和采用博弈论方法,构建了地方政府、企业与中央政府的三阶段博弈模型,论证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税收合谋行为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提出应进一步推进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税体制改革、改革和完善税收计划管理体制,建立税务审计制度,加强税源监控力度,防止税源流失和保证财税收入。     

物业税适宜成为我国县级政府主体税种的可行性分析

构建县级政府的主体税种是使其摆脱财政困境的有效途径。物业税作为在房地产保有环节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具备成为县级政府主体税种的客观条件,也具有成为县级政府主体税种的天然禀赋。把物业税构建成为我国县级政府的主体税种既是我国县级政府开辟财源的现实选择,也为我国物业税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我国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思路探析

当前的县乡财政体制存在一系列问题:事权划分不清,支出责任模糊并倾向于向县乡政府推移,地方支出主要依靠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收入权高度集中等.研究表明:"省管县"和"强县扩权"有助于改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但只有与地方民主建设相结合,才能做到面向县乡居民的偏好和需求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关键在于:减少政府级次,细分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实施彻底的分税制,扩大基于财力均等化公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