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试验区设立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效应——基于制度创新的维度

自贸试验区试点政策以其独有的制度创新基因引领要素集聚,聚焦“制度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会对区内的产业协同集聚产生影响。结合2008—2018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评估了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的设立能够促使区内产业的协同集聚;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自贸试验区能通过对外开放制度创新、财政补贴制度创新、公共服务制度创新促进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税收优惠制度创新机制对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自贸试验区促进产业协同集聚的效果对处于不同地理区位、行政等级不同的城市具有区域异质性,自贸试验区对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促进效果具有行业异质性;空间溢出视角下,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会对相邻地区和经济水平相似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存在先抑后扬的“U”型影响。     

人力资本集聚、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消费”协同升级

基于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将人才、数据等新型创新要素与供需两端循环升级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定性分析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消费”协同升级的单一效应、交互效应及异质性影响，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均能显著推动本地区“产业—消费”的协同升级，且人力资本集聚正向溢出效应明显，而数字经济的辐射作用却表现出空间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产业—消费”协同升级的过程中存在协同互补效应，但“虹吸效应”和“数字鸿沟”的存在，导致要素空间配置失衡，减弱甚至抵消了这种作用。     

创新人才集聚、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各地区对创新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强。结合2011—2020年中国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统计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分析方法,探究创新人才集聚、产业结构优化对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人才集聚与产业结构高级化融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更强。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创新人才集聚能显著推动江苏省、安徽省及大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对浙江省和中小城市经济的推动作用不显著;产业结构优化及其与创新人才集聚的融合对江苏省经济的促进效应优于浙江省和安徽省,对大城市经济的推动作用大于中小城市。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研究发现,创新人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随着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强。为更好地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各城市有必要提高创新人才与产业结构的适配性,通过完善人才引进制度和产业体系,提高浙江省和安徽省的人才储备质量和产业水平,从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已成为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进而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采用2009—2017年中国28个样本省区市的相应数据,运用网络SBM-DEA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检验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样本地区高技术制造业的创新效率整体较低,且成果转化效率低于技术研发效率;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水平有待提升,并呈东、中、西部地区梯度递减格局;从总体来看,无论是在技术研发阶段还是在成果转化阶段,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率促进效应均显著;这种创新效率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的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均显著,而中部地区仅在成果转化阶段显著,西部地区仅在技术研发阶段显著。因此,应积极引导和促进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充分发挥其促进创新效率的作用,并通过技术交易市场化促进成果转化;同时,应结合区域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推进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别化发展。     

数字经济是否促进了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已成为工业增长的新动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下,工业高质量发展不仅体现着增长的速度,还体现着工业创新发展、结构优化、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和区域协调发展,数字经济能否促进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受到数字技术创新效率和工业科技与数字经济协同水平的限制。立足这一背景,文章从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融合视角出发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数字经济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由抑制向促进转变;调节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创新效率、数字经济与科技协同发展对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我国东部地区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U”型关系。     

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吗？——对2006—2016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实证检验

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不但可以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促进工业升级,还会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服务业需求、创造第三产业岗位等路径推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采用2006—2016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和存量密度的提高均对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效应、服务业需求效应和岗位创造效应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存在区域、时间和城市异质性,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比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在2013年后的促进效应更显著,对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城市的影响比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城市更大。应继续大力扶持和发展机器人产业,促进工业机器人应用,尤其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机器人应用;积极推广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力的劳动技能,促进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人力资本提升的良性循环。     

数字化改革如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化改革正深刻改变着传统的生产关系,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与传统的技术治理模式和路径不同,数字化改革是要建构一种以新兴技术为支撑的治理形态。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揭示数字化改革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数字化改革通过强化技术创新能力、优化技术资源配置、提升技术使用效率三条路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效应。从区域地理位置、营商环境和人力资本的差异来看,数字化改革带来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在东部地区、营商环境相对差的地区和高水平人力资本地区表现较为明显。此外,制度环境良好的地区,数字化改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提升在经济增长中的对冲效应研究

人口老龄化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人力资源发展的两大趋势。人口老龄化会减少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进而抑制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则会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并可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来“对冲”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采用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系统GMM模型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就业增长,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有利于就业增长,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可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产生“对冲效应”;从区域异质性来看,该“对冲效应”在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较强,表现为中部地区最强,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趋于加深的背景下,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人力资本水平的持续提升来优化和提高劳动力供给结构和质量,进而弱化和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集聚与区域创新：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

金融是促进创新的重要因素。采用2011—2019年26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区域创新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金融集聚不仅能有效助推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还对邻近区域创新产生了空间正外溢性；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集聚对实质性创新、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存在显著的空间正溢出效应，西部地区则表现为“虹吸效应”;机制分析表明，金融集聚能通过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两条渠道促进区域创新。基于此，当前应优化金融空间布局，充分发挥金融集聚的空间正溢出效应，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的创新发展策略，同时应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强化区域协同合作。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破解新“索洛悖论”?

数字经济的兴起为传统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结合2011—2014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在使用工具变量、剔除政策干扰以及利用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制造业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正向人才集聚效应、负向脱实向虚效应和异质性的行业竞争效应,对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差异化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非“僵尸企业”、非国有与非出口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与竞争性行业内的企业、东部地区与高网络效应地区的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效果更明显。因此,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的生产率赋能作用,应大力支持拥有高研发强度、“集聚型”人才结构的企业成为重要创新主体,并减少对效率型“僵尸企业”的政府补助。研究结论为破解数字经济时代新“索洛悖论”之谜、推动制造业由资源驱动型转向效率优先型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再论企业本质与边界

企业家理论和企业理论长期处于隔离状态,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只有融入企业家因素才能更好解释企业的产生和企业内部权威的来源,企业能力理论只有融入企业家因素才能更好解释企业边界的动态变化。基于企业家的视角,企业的本质是企业家实现自身人力资本价值的工具,企业边界是企业家基于价值最大化主动选择的结果。     

论地方院校的学科建设

地方高等教育要获得可持续发展,要做的工作很多。于千头万绪的思路和对策中,最重要的工作还是高校内部的学科建设。从地方院校的主要特点出发,应从学术方向、学术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和加强学科建设管理四个方面抓好学科建设。     

试析霍译《红楼梦》的风格翻译的功能观

风格翻译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历来有不同的看法，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以其匠心独运的技巧很好地再现了原作的风格，译者在翻译时，从原作风格的功能或作用出发，即充分考虑风格对于实现原交际者的意图的作用，力求译作的风格与原作的风格在功能上对等。     

从恩格斯的道德论看普世价值的虚幻性——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为例

有没有抽象的一般的道德、有没有抽象的一般人性、有没有抽象的一般的爱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都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答案。然而,一个半世纪过后,有没有普世价值之争进入人们的视野,因此,重温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仍有必要。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的救济

刑事被害人“被遗忘“、“被边缘化”带来了一系列法律和社会问题。影响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因素既有制度的缺陷。又有客观的障碍。着眼现实，应着力从制度构造方面加强被害人权利的救济，包括：扩大对刑事被害人民事赔偿范围；在刑事司法中应协调公权与私权的行使；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建立被害人社会援助机构。     

论检察委员会制度的改革

检察委员会主要具有决策职能、监督职能、调查职能和管理职能。但目前基层检察委员会制度在运行中存在许多问题,直接影响到检察委员会职能的正常发挥。结合基层检察委员会工作实际,需要在转变观念,完善议案决策方式、严格选任程序、实现检察委员会委员任职资格制度和任职期限制度,加强业务考核和建立监督机制等几方面加强检察委员会的改革。     

从价格传导机制看通货膨胀的现实性

当前的价格传导机制出现了一定的变异，表现为传导的受阻。本文从这个角度分析了当前价格传导受阻的事实，并指出了通涨的现实性问题。     

当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探讨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企业以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侵犯权益等忽视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与资源稀缺、社会和谐的矛盾更加突出,社会的不堪重负不得不要求企业在关注微观经济指标的同时,也应关注其生产经营的社会责任。企业经营管理者应尽快转变经营理念,抓住大好时机,将企业的目标从单纯微观利益目标向＂局部利益＂与＂社会责任＂双重目标转移。     

欧美诗歌的文化渊源探讨

欧美诗歌的产生,应先追溯欧美文学的渊源。欧美诗歌发源于3000年前的古希腊文学和古希伯来文化(即《圣经》文化)。如《潘之歌》、《失乐园》、《草叶集》等。     

反垄断案件司法裁决域外承认与执行法律困境解析

反垄断民事裁决的域外承认和执行并未被包含在现有国家间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裁决的法律框架内,一般情况下当被请求承认和执行的民事裁决所依据的主体争议涉及反垄断事项时,大多不予承认和执行。在对垄断违法行为施以刑事处罚的问题上,对垄断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存在不同的认识,各国对反垄断法的目标定位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目前世界上对严重的垄断违法行为施以刑事处罚的国家并不多,其根本原因是双重犯罪原则的存在。为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审视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规定,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律,迎接反垄断法全球化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