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下的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研究

围绕数字经济和高投资率是否合理的热点话题，文章首先运用改进的宏观模型测算2005—2020年中国省际工业资本回报率；并基于理论分解框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强度和内在机制。测算结果表明，2005—2020年全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态势，其中2005—2012年全国工业资本回报率保持上升趋势，2013—2020年呈现下降趋势。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提高1%，工业资本回报率会提高约0.4%；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降低资本错配程度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工业资本回报率；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把握数字经济时代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特征，并为政策制定提供指导。     

中国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差异及其变动决定了一国总体投资效率的走向。根据1990-2012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宏观数据的测算,更新了三个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变动情况,然后构建计量模型分析资本深化、技术进步等五大因素对地区资本回报率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990年以来各地区资本回报率呈现波动式下降,至2012年已低于20%。资本深化抑制了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增长,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可以显著提高资本的产出效率,外贸依存度的增加阻碍了东部地区资本回报率的提高,不影响西部地区资本回报率变动,但对中部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未来应根据地区经济特色与发展阶段,实施改善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的产业与竞争政策,提高投资效率,推动经济转型。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实际利率与投资：基于行业数据的分析

针对中国“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的争论，本文对工业行业资本回报率进行了测算，然后考察了资本回报率与投资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分析了资本回报率行业差异的原因及其对货币政策的挑战。我们发现：除了2008年和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的两次下跌之外，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自1999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大部分行业的资本回报率都很接近，但国有垄断行业的资本回报率要显著高于平均水平；投资对于资本回报率与实际利率之差高度敏感，-9实际利率的相关性则不显著；货币调控存在明显的行业效应．其中行业的外向型程度、资本回报率和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对于其货币供应反应弹性有着显著影响。     

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分解

资本回报率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重要反映,也是分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有力依据.本文估算了全国和分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和资本回报率,并着重对1979-2013年全国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发现影响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主要因素是产出资本比,其次是产出价格变动和资本价格变动,而折旧率可视为几乎没有影响.     

中国资本回报率变动的动因分析——基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视角

本文推导了资本回报率的计算公式,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视角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发现影响资本回报率变动的主要因素有:乘数大小、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利用1980—2009年数据计算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估算了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并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并没有随投资的增长而降低,资本深化虽然导致了资本回报率的降低,且乘数放大了这种效应,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出,从而使得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处于一个稳定水平。     

资源错配的行业根源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涵括全部行业的中国经济行业生产率数据库,Jorgenson增长核算模型被运用于测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投入的重新配置效应被纳入核算框架以考察其对TFP的影响.随后,资本和劳动重新配置效应被分解为要素投入增长率与服务价格两项以探索其行业来源及其成因.测度结果显示,1978-2018年,中国TFP年均增长率为0.90％,其中0.32％来自资本和劳动重新配置的净效应,后者贡献了 36％的中国TFP增长率.将资本和劳动重新配置效应分解至行业层面,结果显示,中国资本市场存在错配现象主要是因为大量资本流入回报率较低的服务业部门,劳动配置效率较高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劳动从回报率较低的农业部门流入回报率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     

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新一轮投资增长和经济景气微观基础

本文估测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九个系列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系统观察我国资本回报率长期走势特点、资本回报率与经济景气短期波动关系、物价变动因素对资本回报率影响、不同类型企业资本回报率以及中外资本回报率比较等问题。本文发现的经验证据提示我国新一轮投资较快增长和经济景气具有相当程度微观基础，因而对反思和探讨宏观调控政策措施选择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各类所有制企业对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分析 ——基于资本回报率的视角

本文以上市非金融企业为样本,对中国各类所有制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虽然2012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呈明显下降趋势,但减税降费在巩固资本回报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得益于强有力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政策,2020年企业税后资本回报率小幅提升,但企业盈利恢复基础仍不稳固。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但2018年以来,受内外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民营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迅速下降;央企税前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地方国企,在稳增长中的作用更为突出,地方国企盈利能力亟待提升;集体、外资等其他所有制企业资本回报率均值较高,但样本数量有限、波动较大。今后,应加快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深化资本市场发展,更好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新一轮投资增长和经济景气微观基础

本文估测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九个系列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系统观察我国资本回报率长期走势特点、资本回报率与经济景气短期波动关系、物价变动因素对资本回报率影响、不同类型企业资本回报率以及中外资本回报率比较等问题。本文发现的经验证据提示我国新一轮投资较快增长和经济景气具有相当程度微观基础,因而对反思和探讨宏观调控政策措施选择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工业的技术选择与技术进步:1985—2003

本文对1985—2003年来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选择做了评估,用DEA法计算期间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TFP)及其分解项技术变化与技术效率,对技术选择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理论梳理和实证检验。我们发现和论证了:(1)中国工业部门在1991—1995和1999—2003年间两度有重化工业化趋势,在1993—1998年间发生了加速资本深化,1999年后,资本深化逐年趋缓。不同产权类型的资本产出比、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存在很大差异;(2)工业行业在1990—1993年和1999—2003年有明显的技术进步,两个期间的技术进步主要分别归因于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3)国企比例或垄断程度高的行业在技术变化方面表现突出,但技术效率的退化程度令人堪忧,而竞争性强的行业技术效率改善明显,但技术变化方面表现不佳;(4)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选择(资本深化)对技术变化具有Granger促进作用(反之不成立),但技术变化不是期间技术进步的主要方面,以至于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间并不存在统计上的稳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