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下的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研究

围绕数字经济和高投资率是否合理的热点话题，文章首先运用改进的宏观模型测算2005—2020年中国省际工业资本回报率；并基于理论分解框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强度和内在机制。测算结果表明，2005—2020年全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态势，其中2005—2012年全国工业资本回报率保持上升趋势，2013—2020年呈现下降趋势。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提高1%，工业资本回报率会提高约0.4%；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降低资本错配程度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工业资本回报率；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把握数字经济时代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特征，并为政策制定提供指导。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有多高?-年份资本视角的宏观数据再估测

本文在从年份资本理论视角讨论投资、折旧和资本积累的基础上重估中国1993—2007年的资本回报率。结果显示,本文估测的税后名义资本回报率在8.0%到13.8%之间,税后实际资本回报率在6.9%到12.9%之间,明显低于现有结论。资本的异质性与年份效应导致高估折旧率、人为低估投资增长和资本存量,进而高估资本回报率。资本回报率的长期趋势由投资来源和增长扩张模式所决定,近年来资本回报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导致资本份额上升。高估资本回报率会误判要素价格政策的调整空间和效果,资本回报率水平不足以判断投资是否过度,中国的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深入讨论。     

金融发展、投资扩张模式与中国的资本回报率*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发展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机理，并使用中国省际数据进行了实证验证，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由2008年之前的平稳期进入到大幅度下降期，但区域间趋同趋势明显；中国金融发展不足与发展过度问题并存，其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也因地区不同而出现了明显差异，在投资扩张系数较高的地区存在着“金融失效”现象，在投资扩张系数较低的地区存在着“金融诅咒”现象，在投资扩张系数居中的地区存在着“结构失调”现象；政府干预会加剧金融发展的不利影响，但该作用在不断减弱；资本积累对技术进步促进作用的缺失，是资本存量对资本回报率产生负向影响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增强型技术进步不仅促进了资本回报率的提升，还延续了投资驱动型增长的时期；技术进步是中国资本回报率提升的重要动力。     

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分析

本文以新古典投资模型为分析框架,首次使用1999—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GMM动态面板方法估计了中国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并检验了市场化改革是否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估计结果显示:(1)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显著为负,但相比净现金流系数,企业投资受资本成本的影响较小;(2)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投资对资本成本较为敏感,而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投资对资本成本不敏感;(3)市场化改革显著弱化了各类型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并没有显著提高各类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中国目前利率传导机制不畅的重点环节在企业投资,双轨制的利率模式和管制利率的低估扭曲了利率的价格信号作用,并创造了资金套利空间,加重了资金市场的二元结构特征,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和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提高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的必要途径。     

论投机资本与实体资本均衡发展的宏观管理政策选择

金融创新的开放经济时代,在人民币资产对外价格预期稳定和资本项目逐渐放开、国际国内流动性过剩资本对利率的反映程度大于消费和投资对利率的反映程度、虚拟资本规模过大、投机资本和实体投资资本失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央行频繁以存款准备金率为主要手段的货币供给量调节,最多对流通中货币存量调整的利率变化引致的收入变化略有短期效应,而对资产泡沫时代的交易信用化指标,这个某种意义上反映投机资本规模的投机资本严重脱离实体投资的货币流量问题没有多少影响。本文以近10年中国的宏观流量指标:国民收入,M1、M2意义上的货币供给量,M1、M2意义上的货币流通速度,物价指数,存款准备金率等指标的变化为依据,在新旧货币数量方程和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利息理论的框架基础上,拟造投机资本函数方程,计算近10年中国投机资本和投资资本规模并比较其失衡程度,构建投机资本和投资资本一般均衡模式,并针对中国投机资本和投资资本市场失衡、投机资本脱离实体投资过度膨胀的主要因素,提出实现投机资本与投资资本均衡发展的宏观管理政策组合选择。M2Y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分析

文章基于改进的宏观模型首次测算1978-2018年中国省际工业资本回报率,并从理论分解和经验分解两个视角系统地识别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经历三个阶段:1978-1998年、1999-2011年、2012-2018年.其中,1978-1998年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下降趋势,1999-2011年保持上升趋势,2012-2018年再次出现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较为平缓.且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两个区域性差异特征:一是工业资本回报率由东向西依次递减;二是工业资本回报率区域间差异逐渐收敛.同时,经验分解结果与理论分解结果保持一致性,即全要素生产率与工业资本回报率变动正相关,资本错配程度、资本深化速率与工业资本回报率变动负相关.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走势,并为产业政策制定提供合理依据.     

中国是否存在过度投资?——基于1995-2014年投资效益的测算

本文旨在从投资效益的角度研究中国持续高投资率是否合理以及投资是否过度问题.通过应用AMSZ准则检验中国近二十年来资本积累状况,发现自2003年以来中国整体经济呈现资本总收益小于总投资的资本过度积累状态;进一步测算同期经济的资本回报率,发现2008年后实施经济刺激政策以来,中国整体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通过对投资率与资本回报率进行拟合,发现投资率对资本回报率具有负向影响.由此得出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过度投资的结论,并就过度投资的危害及其防范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资本投资回报率的估算和影响因素分析——1999—2004年上市公司的经验

本文借鉴Mueller和Reardon（1993）的模型以及Bautool等（1970）的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4年的资本投资回报率进行了估算。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回报率仅为2．6％，并且，资本投资回报率低于资本成本，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堪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对资本投资回报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环境的改善和适当的所有权安排有助于资本投资回报的提升。在进一步考察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的交互作用后，我们发现，二者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     

前瞻性货币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有效吗*——来自中国上市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证据

本文根据新古典资本需求理论和实际余额效应理论建立了一个包含投资需求和投资效率的前瞻性泰勒规则模型,并构造了一个反映企业投融资需求状况的企业综合状况指数,将其引入扩展的前瞻性泰勒规则模型,然后从宏观和行业两个层面对加入企业综合状况指数的前瞻性泰勒规则进行了检验和比较。研究发现：（1）前瞻性利率传导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基本有效,短期名义利率对于超过80%行业的企业综合状况指数缺口的反应系数显著,但对不同行业的反应差异较大;（2）短期利率对企业综合状况的反应系数较小,而对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相对较高,显示货币当局调整利率可能更多的是针对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反应;（3）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反应不足”,其对股价的反应系数非常小,对房价的反应系数不显著。     

高技术产品出口是否提升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基于GMM方法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对中国2002~2013年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使用GMM方法分析了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地区差异明显,且具有"出口导向和投资驱动"的双重特征;从地区上看,东部和西部地区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资本回报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则存在负作用,这表明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资本回报率有着"N"型的影响关系;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变动存在"惯性"。     

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新一轮投资增长和经济景气微观基础

本文估测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九个系列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系统观察我国资本回报率长期走势特点、资本回报率与经济景气短期波动关系、物价变动因素对资本回报率影响、不同类型企业资本回报率以及中外资本回报率比较等问题。本文发现的经验证据提示我国新一轮投资较快增长和经济景气具有相当程度微观基础，因而对反思和探讨宏观调控政策措施选择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资源错配的行业根源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涵括全部行业的中国经济行业生产率数据库,Jorgenson增长核算模型被运用于测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投入的重新配置效应被纳入核算框架以考察其对TFP的影响.随后,资本和劳动重新配置效应被分解为要素投入增长率与服务价格两项以探索其行业来源及其成因.测度结果显示,1978-2018年,中国TFP年均增长率为0.90％,其中0.32％来自资本和劳动重新配置的净效应,后者贡献了 36％的中国TFP增长率.将资本和劳动重新配置效应分解至行业层面,结果显示,中国资本市场存在错配现象主要是因为大量资本流入回报率较低的服务业部门,劳动配置效率较高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劳动从回报率较低的农业部门流入回报率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     

中国资本回报率变动的动因分析——基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视角

本文推导了资本回报率的计算公式,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视角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发现影响资本回报率变动的主要因素有:乘数大小、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利用1980—2009年数据计算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估算了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并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并没有随投资的增长而降低,资本深化虽然导致了资本回报率的降低,且乘数放大了这种效应,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出,从而使得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处于一个稳定水平。     

中国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差异及其变动决定了一国总体投资效率的走向。根据1990-2012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宏观数据的测算,更新了三个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变动情况,然后构建计量模型分析资本深化、技术进步等五大因素对地区资本回报率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990年以来各地区资本回报率呈现波动式下降,至2012年已低于20%。资本深化抑制了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增长,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可以显著提高资本的产出效率,外贸依存度的增加阻碍了东部地区资本回报率的提高,不影响西部地区资本回报率变动,但对中部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未来应根据地区经济特色与发展阶段,实施改善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的产业与竞争政策,提高投资效率,推动经济转型。     

上市公司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实证分析及改进设想

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2005年223家上市公司年报公开披露的非货币计量的智力资本信息进行内容分析，对以货币计量的智力资本信息进行估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智力资本对组织经营绩效产生了积极的、正向的影响，以货币计量的智力资本信息对资本市场具有较为显著的价值相关性，而非货币计量的智力资本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并未得到明显体现。同时，这些发现存在行业差异。最后，本文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现状提出了相关改进设想。     

人民币预期升值率对货币需求影响的实证检验 (1999年～2007年)

笔者利用中国1999年～2007年的月度数据估计了包含人民币预期升值率与国外利率的货币需求函数,结论显示人民币预期升值率的上升将通过货币替代效应与资本流动效应显著增加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对狭义货币与广义货币的持有.     

中国资本投资回报率的估算和影响因素分析-1999-2004年上市公司的经验

本文借鉴Mueller和Reardon(1993)的模型以及Bau-mol等(1970)的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4年的资本投资回报率进行了估算。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回报率仅为2.6%,并且,资本投资回报率低于资本成本,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堪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对资本投资回报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环境的改善和适当的所有权安排有助于资本投资回报的提升。在进一步考察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的交互作用后,我们发现,二者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     

信用价差变化的决定因素——一个宏观视角

基于从宏观角度研究信用价差变化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短期利率、国债利率差和股票市场回报率时信用价差具有显著影响,但其影响的强度和持续性各不相同,其中短期利率对信用价差的解释能力最强,而股票市场回报率对信用价差的解释能力最弱;信用价差与国债利率差、股票市场回报率的负相关性可以解释为信用价差与宏观经济走势的负相关性,即信用价差在经济向好时变小,在经济衰退阶段增大.信用价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周期的变化.     

资本账户开放对人民币国际化“货币锚”地位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2001Q1—2015Q1的季度数据,结合利率平价理论、占比法和FH条件,计算了中国实际资本账户开放度,再运用经典的"货币锚"模型在面板数据基础上,分2001Q1—2009Q4与2010Q1—2015Q1两个阶段,讨论了资本账户开放对人民币国际化"货币锚"地位的影响。本文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首先,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与中国有密切经济往来国家的隐性"货币锚",进一步开放中国资本账户会强化这一关系。其次,在2010Q1—2015Q1期间,人民币汇率对样本国家货币汇率影响呈现出负向关系。再次,在2001Q1—2015Q1期间,中国名义资本账户与实际资本账户一样,均没有显著变化,中国仍然是一个资本账户高度封闭的国家。实际资本账户曾经在2004—2011年期间,有超过名义资本账户的迹象。最后,尽管中国对实际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持稳健态度,但资本账户开放速度加快有利于提升人民币隐性"货币锚"地位。     

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风险的影响——资本流向视角的分析北大核心SSCI

资本账户开放与资本自由流动紧密相联。回顾历次金融危机与风险事件,其均伴随跨境资本大量流入流出。资本账户开放下的金融风险可归结于货币危机风险与银行风险。实证结果显示：资本流向对上述风险均有显著影响,具体来看,直接投资流出、证券投资流入均加剧了货币危机风险与银行风险。因此,除保持较高速经济增长水平、提高本国贸易开放程度之外,需要关注美国利率走势及其对本国货币危机风险的影响,同时应加大对资本流向的跟踪与分析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