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腐败——基于政府审计调节效应的研究

以2011—2017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诱发腐败以及政府审计对管理层权力与腐败之间关系进行调节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揭示政府审计参与国有企业腐败治理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国企高管腐败越严重；政府审计能够显著抑制由管理层权力诱发的腐败，即政府审计对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腐败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政府审计作用于腐败治理的渠道机制，对国有企业腐败治理和进一步发挥政府审计在深化国企改革方面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高管团队内部治理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

高管团队内部治理能有效监督约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提高财务报告质量,降低审计风险,减少审计投入成本,然而在不同的内外部治理环境下,高管团队内部治理的有效性有所不同.文章利用2008—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高管团队内部治理能否有效降低企业的审计费用.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内部治理能有效降低企业的审计费用,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高管团队内部治理与审计费用的负相关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进一步的分组检验中,大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团队内部治理与审计费用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在小规模企业或国有企业中这种相关关系均不显著.由此可知关键下属成员能够有效牵制CEO的短视行为,而外部治理环境较好更可以保障高管团队内部治理的有效性,但是关键下属高管的监督作用只在大规模企业或非国有企业中有效.     

外部治理环境能够抑制企业高管腐败吗?

针对中国愈演愈烈的企业高管腐败现象,本文以2004—2013年出现高管腐败案件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外部治理约束的角度,探讨外部治理要素对高管腐败产生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债务约束能够对企业的高管腐败行为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短期债务比例越高、债务规模越大,就越能有效地降低高管腐败事件的发生率;(2)产品市场竞争与高管腐败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来自产品市场竞争的压力能够有效约束企业高管的腐败行为;(3)目前中国经理人市场竞争对国有企业来说表现失灵,未能对其高管腐败行为产生显著制约作用。而对于非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竞争表现出良好的治理作用,能够显著降低发生高管腐败的可能性;(4)在制约高管腐败行为方面,法律环境并没有显现出预期中的治理效果。     

股权激励强度谁主沉浮？——基于不同控制环境下的高管权力与能力视角

选取2007—2016年沪市A股与深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高管权力、高管能力以及产权性质对企业股权激励强度在授予阶段和行权阶段等不同控制环境下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授予阶段,高管的权力越大,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权力对股权激励授予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能力;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被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2）在行权阶段,高管能力越强,其越有可能达到行权所设定的业绩目标,解锁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能力对股权激励解锁行权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权力;高管年薪对高管股权激励行权强度能够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在既定的股权激励业绩目标下,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     

国家审计、高管隐形腐败和公司创新投入——基于国家审计公告的研究

基于审计署发布的国家审计公告,以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国家审计行为及审计公告揭示力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首先,国家审计行为能够促进被审计央企的创新投入强度,同时国家审计公告揭示的违规问题越严重,对被审计央企创新投入程度的促进作用越强,且促进作用在高管隐性腐败程度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其次,与单次审计相比,二次审计对创新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并无显著差异;最后,国家审计对创新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在同行业国企中有一定的传染效应。     

腐败治理、法律环境与审计费用——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2年十八大以来的铁腕反腐为视角,研究了2010—2015年间腐败治理对我国沪深两市1612家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腐败治理与审计费用呈显著的正向关系,且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超过了非国有企业;法律环境与审计费用同样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是,腐败治理效果对法律环境的改善存在一定的滞后或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腐败治理可能抑制企业寻租动机,促使企业摆脱非市场化的政治关联依赖,从而转向公平竞争、法治化、市场化的经营发展模式;同时要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进而维护“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社会氛围。     

法制环境、高管地缘与审计意见

本文使用2007年至2013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企业高管地缘关系对公司所获得的审计意见影响。结果发现,企业高管地缘关系越远时,公司越有可能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企业高管间地缘关系与公司所在地不同法制环境的交叉影响,当公司所在地法制越不健全时,企业高管地缘关系对公司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影响越强。     

家族化管理与审计师风险决策

根据代理理论、管家理论和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对家族企业中家族化管理这一非正式治理机制对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分析,并运用2013—2017年A股上市家族企业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家族化管理可以影响审计师风险决策行为,具体表现为审计费用和非标准审计意见出具概率均显著降低,且家族企业高管与实际控制人亲缘关系越近,审计费用和非标准审计意见出具概率会越低。第一类代理成本在家族化管理和家族成员之间的亲缘关系对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家族化管理对审计费用和非标准审计意见出具概率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来看,家族化管理对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在企业衰退期并不显著。对家族企业的审计风险特点的分析,有助于家族企业治理制度的选择以及审计师对家族企业治理风险的应对。     

国家审计在腐败治理系统框架中的功能——以匈牙利为例

国家治理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国家审计作为该系统中的重要组成要素发挥着特殊的功能。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侵占公共资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行为。作为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腐败治理离不开国家审计。以匈牙利构建其国家腐败治理系统的框架为例,分析国家审计在其中的功能定位、作用原理以及具体表现,能为我国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充分发挥腐败治理的功能提供有价值的启示和建议。     

审计师行业专长、会计信息质量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以薪酬-业绩敏感性度量薪酬契约有效性，实证研究审计师行业专长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渠道与影响机理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审计师行业专长能够显著增强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会计信息质量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聘请高声誉审计师、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相分离、机构投资者重仓、成长性高的公司中，这种影响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高管薪酬激励影响因素领域、外部审计治理效应领域的成果，同时对优化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国有企业政治关联、政府审计质量和企业绩效——基于我国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既拥有股权政治关联又拥有高管政治关联。相对于樊纲指数,更为微观的政府审计质量是影响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绩效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在不考虑政府审计质量的情况下,国有股权政治关联会降低企业的绩效,而高管政治关联会提升企业绩效;在考虑政府审计质量的情况下,政府审计质量越高,高管政治关联提升作用越不明显,也越会降低股权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损害作用。因此,提高政府审计质量可以改善国有企业的生存环境,优化资源的配置,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非CEO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效应——基于审计定价的证据

从高管团队内部治理角度出发,当非CEO高管相对于CEO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时,可以对CEO的不当行为发挥“自下而上”的制约与平衡作用。基于会计信息外部监督者的视角,通过考察会计师事务所对客户非CEO高管独立性的反应,来揭示企业非CEO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非CEO高管独立性越高,则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定价越低。机制检验表明,上述结果主要因企业财务报表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下降导致。此外,当非CEO高管约束能力更强时,非CEO高管独立性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治理效应,进而降低事务所的审计定价;且这一关系在董事会监督效率较低、事务所类型为“非十大”的企业当中尤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非CEO高管独立性提高了企业收到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概率;而且即使审计定价降低,审计质量也并未下降。研究结论为明晰非CEO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于上市公司优化管理层结构以及事务所进行审计决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审计费用增加:监督、激励还是纵容?——基于中国A股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引起审计费用显著增加,既可能是监督、激励效应所致,也可能是机会主义行为所致,研究清楚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导致审计费用增加,对认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职能、加强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2003—2017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将显著增加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支出,且审计费用支出的增加是因为保险人积极履行监督行为、追求更高的审计质量所引起的,而非是其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导致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审计费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交互效应,即在较差的外部治理环境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监督激励效应更为显著。这一研究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审计费用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也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推广提供了经验支持。     

国家审计与腐败治理问题探析

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的"免疫系统"。反腐工作是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任务。我国国家审计在反腐工作中具有自身优势和重要作用,并已经在揭露查处腐败行为、促进建立健全腐败监督机制以及加强经济、行政活动过程控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成效。但当前对于国家审计推动反腐倡廉工作的研究却不多。本文立足于腐败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从腐败治理的现实和国家审计的职能出发,分析当前国家审计面临的独立性不高、问责不足、腐败治理监督控制机制缺失、审计机关自身力量薄弱等问题及其形成原因,并有针对性地从法律、权力、公民权利和道德这四个层面提出了强化国家审计在反腐监督与制约中作用的对策。     

纵向兼任高管、产权性质与审计收费

以2007—2018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国有企业纵向兼任高管的存在降低了审计收费,非国有企业纵向兼任高管的存在增加了审计收费。在进行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审计师能够识别国有企业中纵向兼任高管发挥的监督效应,进而减少了审计收费;也能识别非国有企业中纵向兼任高管掏空效应占主导,进而增加了审计收费。内外部治理因素调节作用有效降低了审计师执业风险,审计师能够识别股权制衡和外部分析师在促进纵向兼任高管监督、抑制掏空方面的治理作用,进而减少审计收费。     

高管角色、审计背景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

以我国2007—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高管审计背景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并将高管分为决策型高管和监督型高管两类,分析不同类型高管的审计背景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审计背景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与决策型高管相比,监督型高管具有审计背景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高管具有审计背景的企业会实施更为严重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且不同类型高管的审计背景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产权性质、高管薪酬与高管腐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2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根据腐败行为发现的可能性将上市公司高管腐败分为显性腐败和隐性腐败。实证研究发现:(1)对于显性腐败,高管高薪可以起到抑制腐败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天生与政府存在亲属关系,这种抑制作用要弱于非国有企业;(2)对于隐性腐败,高薪并不能起到抑制腐败的功效,并且高管薪酬与隐性腐败存在正相关关系,支持了管理层权力理论。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隐性腐败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     

社会责任报告审计能否提升CSR信息披露质量？——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外部审计作为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提升企业经济绩效。社会责任报告审计能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进行监督约束、风险评估与咨询规划,进而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以2010—2013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社会责任报告审计显著改善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大股东监督力度越强,社会责任报告审计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促进作用越明显。此外,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中大股东监督在更大的程度上增强了社会责任报告审计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促进作用。     

公众参与对政府审计腐败治理效果的影响研究——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实证分析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其中公众参与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在强调公众参与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尤其在反腐败以及国家监督领域。基于此,选择国家监督体系中的政府审计对腐败的治理作为研究情境,以验证现阶段公众参与在其中的作用。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相对于公众参与程度低的地区,在公众参与程度高的地区,政府审计的预防功能和抵御功能能够更好地发挥腐败治理作用,而政府审计揭示功能对腐败的治理作用在两组之间并无区别。     

政府审计与腐败治理——基于协同视角的理论分析与经验数据

基于协同学理论,以审计结果利用为导向,梳理政府审计与腐败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以2008—2013年度省级审计机关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审计机关与审计客体在腐败治理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协同作用,即政府审计机关与审计客体的协同水平越高,腐败治理功能发挥的越好;政府信息公开化建设在该协同治理机制中起着中介作用,即政府审计推进腐败治理功能发挥,可以进一步通过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实现。通过理论与经验分析,揭示了政府审计与腐败治理之间更深层次的协同逻辑,为政府审计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提供可借鉴的理论和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