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区税负差异的实证研究

自１９８５年两步利改税以来，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一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但各地区税负差异却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本文首先利用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的统计数据、采用按人口组分解不平等指数的一般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各地区税负差异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并指出三大经济区域之间的税负不平等性以及东部经济区域内部的税负不平等性是我国各地区税负总体不平等性的主要来源，而且东部经济区域内部税负不平等性的扩大是近几年来我国各地区科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呈长期上升之势，中国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税收增速长期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虽然部分税种收入增长与其对应的经济税源的增长大体上保持同步，但整体来看，近十多年来中国税收收入增长速度过快，宏观税负水平过高，与国际上出现的税负水平下降趋势是相悖的。     

对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分析

当前,关于宏观税负水平的争议颇多,有的人认为高了,有的人却认为低了,其实造成他们结论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计算口径不同。笔者认为,要客观反映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应采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表示,这样算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可以真实地反映实际的宏观税负水平。一、当前我国实际的宏观税负水平宏观税负=政府收入/GDP政府收入=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企业亏损补贴+社会保障资金目前我国尚未开征社会保障税,绝大部分社会保障资金还未归于税收范畴或纳入国家预算中。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实行的是“统账结合”制,多年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呈长期上升之势,中国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税收增速长期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虽然部分税种收入增长与其对应的经济税源的增长大体上保持同步,但整体来看,近十多年来中国税收收入增长速度过快,宏观税负水平过高,与国际上出现的税负水平下降趋势是相悖的。     

税收问题讨论综述

对于我国近几年税收增长和宏观税负水平的认识,理论界与实际工作者已基本达成共识,从税收占GDP比重看并不高,但由于庞杂的收费,使得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过高,企业负担过重,不利于投资需求的形成。因此,亟须规范政府收入,并且在税费改革取得成效、政府收入分配机制理顺的情况下,降低我国的税负水平,创造宽松的投资环境。     

我国宏观税负的影响因素与结构性减税的路径选择

社会各界对我国宏观税负水平认识存在差异,包括宏观税负水平偏低、适当、偏高三种观点,其原因在于采用不同的统计口径来衡量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如果按照大口径统计,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确实高于世界平均的水平。影响我国宏观税负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税收等三个方面,运用因素分析法对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的各因素影响程度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物价变动、经济增长和税收政策及征管这三个影响因素中,经济增长位居首位,物价因素已不再是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而税收政策特别是税收征管因素则成为影响税收收入的增长的主要因素。要有效降低我国偏高的宏观税负水平。应当从调、减、增三个方面进行结构性减税,优化我国税制结构,从而达到从整体上降低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目的。     

浅论我国增值税税负

增值税收入在我国税收总收入中占肯较大比重，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我国增值税水平已经达到了46％，其重要性由此可见。因此增值税税负水平的确定，既要体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又要符合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在研究我国增值税税负问题时，一方面要从宏观经济角度，研究增值税宏观税负对GDP及财政收入增长的影响，从而比较客观地评价目前我国增值税宏观税负水平是否适当，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另一方面，要从微观经济角度，研究增值税微观税负对企业和个人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以及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产生的效应，从而为进一步深化增值税制改革、适时地调整增值税政策、合理确定增值税税负水平，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宏观税负问题探讨

随着近几年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我国宏观税负由前些年的偏低状态出现了走高的趋势。但从政府制度内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比较仍属偏低水平 ,而政府制度外的收入则加大了政府集中资源的比例。宏观税负水平合理的选择应规范政府收入分配秩序和强化税收征收管理     

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的税收负担问题

税收负担问题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密切相关。宏观税负的高低，关系着社会资源和财富收入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分配的格局，乃至经济运行和社会福利的状况。针对目前热议的中国税负高低与否的问题，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得出了总体上看中国属于中等税负国家的结论。总结了目前中国税负的重要特点，提出了正确衡量中国税负高低的标准：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纳税人的付出和回报是否成比例；宏观税负是否真实的反映了全社会总体的税负水平。     

柳州市产业结构与国税增长

本报告从国税宏观税负和国税税收弹性的角度揭示了柳州市经济增长和国税收入的关系。柳州市国税宏观税负从1996年的7.52%上升到2001年的10.36%以后逐步趋于平稳,2010年宏观税负为9.89%。广西全区1996年宏观税负为4.79%,2001年为5.79%、2010年为6.81%。广西国税宏观税负和柳州市国税宏观税负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国税收入弹性从1997年开始经历较大幅波动,2002年之后基本围绕1波动,国税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性逐步增强。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由1996年的46.16%上升到2010年62.96%,第三产业则由35.97%下降到28.76%,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1997年的39.20%上升到2010年的73.33%,第三产业则从53.63%下降到20.21%。第二产业国税收入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2010年为74.78%,第三产业国税收入贡献率逐步增加,2010年达到25.22%。第二产业的税负由2001年的19.88%下降到2010年的13.15%,第三产业税负上升。第二产业的国税收入比重高于其在GDP中的比重,而第三产业则相反,国税收入对第二产业具有依赖性。本报告考察的六大重点产业中,在2001～2010年期间,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速大小排序为建筑业、工业、金融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产业国税收入平均增速大小排序为房地产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工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产业国税收入规模大小排序为工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建筑业,产业增加值与国税收入的关联性不强。     

持续经济增长目标下的最优税负和税收结构调整

在经济持续增长目标下,通过识别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关系,我国最优宏观税负应为16.47%。这低于实际宏观税负水平,需要进行较大幅度的减税。根据税收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通过核算行业TFP,促进长期增长条件下的税收结构调整需要重点降低营业税。     

“税收痛苦指数”的理论错误与反思

近年来,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了"税收痛苦指数"排名。该方法在税前扣除费用、税制结构、税率结构方面存在严重理论错误,分析了这些错误,并从宏观税负与"税收痛苦"的关系、专款专用税的权益性等方面驳斥了我国税负高的观点,最后就我国税收宣传方式与方法、财税体制完善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中国税制的国际竞争力研究

国际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产物,是各国以税收为载体、以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竞争,其实质是经济竞争。在此,基于国际税收竞争视角,重点对中国税制的国际竞争力进行评析,分析表明中国税制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诸多方面仍有待完善。在此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具有竞争性的中国税制,确定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同时还需加强"税收文化"的建设,建立国际税收协调机制,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税收竞争。     

宏观税负、税收结构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

采用1996～2009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样本数据,对宏观税负、税收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区域宏观税负的不同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一个主要因素;三大地区人均GDP水平对税收政策的结构性冲击存在显著不同的响应模式;流转税、所得税和资源税三大税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同效应。     

对我国结构性减税问题的思考

本文认为,结构性减税就是要在税收总规模不变甚至适当增加的前提下，削减一些特定纳税人或特定税收项目的税负，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削减中低收入者缴纳或负担的税收；在减税的方案上，主要是降低对人民衣食住行课征的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全面推开“营改增”，适时调减企业所得税税率，并在工薪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加进个性化的费用扣除标准。上述降税的收入损失可以通过提高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的办法加以弥补。     

对新疆财政收入状况的分析与判断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这一现象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并由此引发了对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是否协调、企业负担是否加重等问题的思考。从税收负担、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转移支付的公平效果进行分析，可得出结论：新疆财政收入增长过快的同时也加重了企业负担，且受新疆特定产业结构和分税制的影响，地方财力有所削弱。对此应当从产业政策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进行调整。     

房地产税渐进改革路径*——基于税制要素设计的实证研究

在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的前提下，使房地产税成为地方重要税种是中国房地产税改革的重要政策目标，但在高房价收入比背景下，这二者相互冲突。本文基于房地产税制要素设计和微观家庭数据测算，探讨中国房地产税的渐进改革路径及其影响，认为鉴于居民纳税能力受高房价收入比限制，房地产税可从低税率、高减免起步；伴随房价收入比收敛，逐步提高税率、降低减免。起步阶段，税制改革应重视居民纳税能力和纳税意愿，优先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软着陆；在中长期，房地产税可逐步成为地方政府主体税种，起到完善税制和地方税体系、提升地方治理能力的作用。     

Revising the conventional tax-effort principle

The standard methodology on tax-effort (i.e., the ratio of actual tax revenue to its optimal level) is to run a regression of actual tax revenue on countries’ specific (macroeconomic, demographic, geographical, political,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The resulting predicted (fitted) values are then taken to represent the optimal (desired or maximum) level of tax revenue. The crucial issue of tracing out how the optimal tax revenue should be allocated to the fiscal objectives (equity, efficiency) does not seem to be of any interest to the researchers on tax-effort. The present paper argues that the standard methodology is not without faults and needs revising. We demonstrate that an optimal tax system can be safely derived from maximizing a utility function with respect to (in)direct tax rates.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first-order conditions, using a novel mathematical module, leads to an infinite number of optimal direct–indirect tax rates. The selection of the optimal mix of these tax rates is dependent on the country-specific households’ preferences over equity/efficiency, as they are formulated by voters’ volition in election periods. A simulation procedure helps understanding how the optimal tax revenue is chosen and how it can be optimally allocated to fiscal objectives, in the context of a panel data set including a large number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roughout our text, the optimal tax revenue is defined as the sum of the products of the optimal (in)direct tax rat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tax bases. In the simple Arrow–Debreu economy, the above sum is shown to be equal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come and consumption.     

弹性分成：分税制的契约与影响

本文从契约角度分析分税制的性质,并用统一的框架解释了分税制的正反两方面作用。研究认为：中国的分税制本质上是一个弹性的分成合同系统。它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于剩余分配的各种子契约的组合。这些子契约可归为四种基本形式--工资合同、定额合同、分税合同和分成合同,并且它们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由此构成了一个富有弹性的分成合同系统。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这个激励系统能够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但是易扭曲地方政府行为,促使经济重复建设和粗放型增长模式的形成。     

"可税与否"未改变我国GDP与税收的基本关系——基于1978～2005年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对我国GDP构成中不可税部分加以剔除,计算出1978~2005年可税GDP。使用相关性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我国1978~2005年税收和可税GDP的总量及增量之间的关系,以及税收与可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税收、可税GDP的总量和增量是协整的,并且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可税GDP增长率与税收增长率的相关性微弱,并且实际GDP增长率对实际税收增长率的解释能力很低。对照剔除前的计算结果,文章发现对GDP不可税部分的剔除并没有明显改变税收与GDP在总量、增量和增长率方面的基本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