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波动与我国通胀、产出波动：一个扩展泰勒曲线的研究

发挥市场供求对汇率的调节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是当前我国汇率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本文在泰勒曲线的框架下考察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实施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994—2006年通货膨胀波动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是不敏感的,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不显著,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没有显著的影响;2007年以后人民币汇率波动推动泰勒曲线向内移动,因此更大的人民币汇率弹性对货币政策传导和货币政策有效性是有利的,逐步扩大的人民币汇率弹性区间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是适宜和可接受的。另外人民币汇率波动也使得泰勒曲线更加陡峭,稳定通货膨胀所导致的产出缺口波动减小了,因而更有利于货币政策当局追求一个低而稳定的通胀目标。     

央行数字货币与货币政策效应——基于开放经济体的DSGE模型北大核心

基于金融加速器机制,本文构建了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的DSGE模型,尝试分析当发行比例逐渐增大时,数字人民币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数字人民币在短期内可以放大产出、消费以及通货膨胀对技术、利率和汇率冲击的反应,长期影响较小。第二,数字人民币发行比例的增加提升了央行的宏观调控力度和监管效率。在技术冲击下,短期内可以降低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需求,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成本下降,经营绩效提升,企业投融资环境得到改善,投资和企业净值增加。第三,数字人民币可以加强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联动机制。随着数字人民币发行比例的增加,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冲击下,短期内汇率和常备借贷便利反应幅度加大;在汇率冲击下,贷款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波动显著,短期联动效应较强。从长期来看,数字人民币的引入较为中性。本文的研究内容不仅证实了我国在数字人民币渐进式推进过程中采用“试点城市”模式的科学性,还为在开放经济体下深入研究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政策建议。     

汇率波动、财政赤字与最优货币政策规则

本文构建了包含汇率和财政赤字以及资产价格的IS-Philips曲线,在此基础上引入央行损失函数推导了最优利率反应函数并利用中国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汇率与财政赤字以及资产价格的变化对最优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资产价格波动对均衡利率的影响最大,其次才是产出和汇率波动,而政府财政赤字水平对于均衡利率的影响很小;最优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中产出缺口、价格水平以及资产价格的反应权重会受到央行损失函数中贴现因子与货币政策赋予产出稳定权重的影响,而政府财政赤字与汇率的变动不会受到贴现因子与产出稳定权重影响.     

人民币汇率弹性变动与货币政策目标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开放经济的均衡模型,实证分析汇率弹性与货币政策目标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在新古典的货币政策目标框架中,较低的汇率弹性具有较高的通胀管理效率,而汇率弹性的增加有助于通过汇率波动释放增长压力。央行在产出与通胀目标间的权衡决定了汇率弹性的实际水平。当人民币汇率进入升值通道时,央行是否愿意牺牲一定的货币政策效力而坚持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将决定着未来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变动。     

不同汇率制下我国货币政策的净出口需求非线性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TVAR模型实证检验不同汇率制度下我国货币政策能否产生净出口的需求效应,并运用广义脉冲响应(GIRF)分析了该效应的作用强度和持续时间。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在不同汇率制度下均产生了净出口需求效应,但是随着汇率浮动幅度增大,货币政策的净出口需求效应出现非线性的变化。这种非线性效应主要表现为,货币供应环比增速的增长引起净出口环比增速波动的幅度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明显大于固定汇率制度下;净出口环比增速受到货币政策冲击后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能够恢复到初始状态,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则一直在正负双向波动中逐渐扩大。此外,货币政策对净出口需求的有效性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仅有一年,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则始终存在。     

开放经济下的“双支柱”调控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了管理浮动汇率制下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稳定效应。首先,本文从实证层面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对央行货币政策的非对称影响。接着,本文构建了包含银行部门与货币错配的开放宏观经济模型,重点分析了在面对美联储加息、人民币贬值压力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包括对汇率的反应)和宏观审慎政策(对外债的逆周期调节)的配合如何影响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结论表明,如果缺少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反应将导致产出、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等经济金融变量的波动增大。在存在宏观审慎政策的前提下,相对于完全浮动汇率制,管理浮动汇率制从中长期看能进一步促进产出和外债等核心变量的稳定。     

最优货币政策反应与汇率波动——基于冲击分解的视角

本文将汇率引入封闭宏观经济模型,进而推导出开放宏观经济条件下的汇率波动分解模型。研究表明:一是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有必要对汇率冲击进行分解,基于冲击分解的模型能够更好地刻画经济现象;二是在分解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对最优货币政策反应与汇率波动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央行的最优货币政策反应取决于汇率变动的来源。当实体经济因素导致汇率升值时,最优货币政策反应是提高利率;当资本市场因素导致汇率升值时,最优货币政策反应是降低利率。     

货币政策冲击与人民币汇率动态

传统的货币政策冲击是通过短期约束或者长期约束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识别的,由于这种识别方法往往会引起"价格之谜"悖论,为保证实证分析的稳健性,本文同时采用短期约束和符号约束(Uhlig,2005)方法识别货币政策冲击,并对中国2005～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给出货币政策冲击对汇率影响的证据。结果表明,中国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以及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降低短期利率,均会引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久性升值,前者对汇率变动的解释能力更强,但解释比例不超过50%,并且实证分析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没有产生超调现象。由于货币政策等外部冲击以及市场的不完全性,会导致汇率异常波动,我们认为央行适度的外汇干预仍然是有必要的。     

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研究

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的在于“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促进经济发展”。汇率在一国宏观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存在紧密的关系。本文选取2005年7月20日至2020年11月的月度数据,运用TVP-VAR模型对人民币汇率与货币政策的时变成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2015年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人民币汇率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相关性大幅度增强,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较大。（2）利率对货币供应量、消费价格指数、工业产出增加值均有较显著的脉冲效应,工业产出增加值则对货币供应量和消费者价格指数具有显著的脉冲效应,且对其冲击整体均表现为负向的。（3）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不断完善,逐步推进形成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优化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机制。     

人民币汇率与贸易顺差双向影响研究——基于“8?11汇改”结构性特征的实证分析

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我国贸易顺差的可持续及其与人民币汇率关系受到了广泛关注。在分析我国贸易顺差变动趋势的基础上,通过构建SVAR模型,研究分析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贸易顺差对汇率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但汇率对贸易顺差的影响相对较小,我国贸易顺差和汇率受国际经济冲击影响较大,"8?11汇改"结构性特征对贸易顺差和汇率具有显著影响。建议加快推进外贸供给侧改革,有效管理人民币汇率预期,不断提升汇率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     

汇率波动、财政赤字与最优货币政策

通过构建IS曲线和总供给曲线,引入中央银行损失函数推导出了考虑汇率和财政赤字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数据实证分析了汇率波动、财政赤字等对最优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应优先考虑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其次是产出缺口和物价水平（通货膨胀率）。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中产出缺口、通胀率以及名义有效汇率的权重均受到中央银行损失函数中产出缺口比重和贴现因子的影响．政府财政赤字与名义有效汇率的变动则不会受到产出缺口比重和贴现因子的影响,并且政府财政赤字水平对于均衡利率的影响不大。     

经常账户失衡与中国货币政策规则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两国开放经济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估计中国的货币政策规则,分析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特征,结论表明:(1)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明显考虑了人民币汇率波动,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并不针对汇率波动进行调整。(2)政府支出冲击和技术进步冲击不仅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还是导致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3)中国PPI通胀主要源自于国内厂商技术水平变化,外国技术水平和货币政策则是影响CPI通胀的重要因素。(4)中美两国技术进步等实际经济变量是影响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主要因素。     

中国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一个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家庭还款额的支付性指数HAI来测算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合理性,发现中国房地产市场自1998年以来就存在严重的泡沫;通过对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与房地产价格波动做回归分析,得出央行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波动作出显著响应;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房地产价格波动在给定货币政策准则下对产出缺口和价格稳定的）中击,得出近年来房地产价格波动对价格稳定冲击比较大,对产出冲击比较小的结论;最后提出货币当局应针对房地产价格波动制定最优货币政策准则。     

汇率是中国股市波动的重要因素吗

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政策制定者需要重视汇率波动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冲击效应。本文基于VAR模型对汇率与中国股市的联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整个样本区间来看,人民币汇率对中国股市波动的影响较小,汇率冲击仅能解释上证综指波动的1.44%。但是,汇率对股市波动的影响近年来显著提升,2013~2015年区间,汇率冲击解释了上证综指波动的5.47%,是2005~2008年区间解释比例的近3倍;此外,汇率对不同行业股指波动的影响有差异,对能源行业和材料行业股指的解释能力最强。由此可见,汇率对中国股市波动的影响在日益加强,应重视汇率因素在股市分析中的作用。     

八大首席论汇市：“破7”后人民币汇率怎么走

<正>考虑到未来人民币汇率"失控"的可能性很低,本次"破7"不会对央行货币政策产生明显影响。"虽然近期受到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有所波动,但我对人民币继续作为强势货币充满信心。"在8月5日人民币汇率"破7"的市场节点,央行行长易纲再次给市场派发"定心丸"。与此同时,市场也关心,未来汇率将怎么走?人民币汇率波动又将取决于哪些方     

美联储加息冲击下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的“双支柱”调控研究

后疫情时代美国超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其通胀高企,美联储开启史诗级加息周期,国际资本大幅快速回流美国,导致全球金融风险显著上升,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亟须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监管。本文构建一个包含无息外汇准备金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的小型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研究“双支柱”调控应对美联储加息冲击的效果。结果表明：第一,美联储加息冲击下,国内产出和通胀下滑,人民币贬值;此时采取降低外汇存款准备金政策能稳定汇率并降低经济波动,主要机制是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能增加国内金融机构外汇贷款的资金供给,降低国内企业融资成本。第二,提升利率政策虽然有助于稳定汇率,但会增大经济波动且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而“双支柱”调控不仅能降低产出和汇率波动,还不会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第三,“双支柱”政策最优组合是货币政策盯住国内产出和通胀波动,宏观审慎政策盯住国际资本流动。据此,本文认为,我国应采用“双支柱”调控应对美联储激进加息,降低利率以应对通胀和产出下滑,降低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以促进汇率稳定。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我国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

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联储逐渐退出了其自2008年来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经济进入加息周期.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下,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频繁.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我国金融资产价格影响如何?本文以2013年11月至2016年6月美联储的持债规模和上证指数、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一年期Shibor数据为样本,采用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我国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有显著的正向冲击,人民币具有贬值的压力;对上证综合指数有负向冲击,我国上证综合指数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期间会降低;对一年期的Shibor有正向冲击,一年期的Shibor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期间会上浮.     

我国汇率政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1997-2015年数据

基于“三元悖论”的视角,将样本区间划分为汇改前后两个阶段的子样本,并运用SVAR模型对不同的汇率制度下汇率与货币政策自主性及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汇率制度弹性越大,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更加突出.2005年汇改后,汇率政策不仅显著地影响货币政策,而且还通过货币政策自身来间接促进产出的增长.基于此,未来的政策走向应当是适度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以免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发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放弃中间汇率制度,并最终走向完全浮动汇率制度.     

人民币升值与我国贸易顺差的关联性研究

文章根据传统贸易顺差和汇率理论,分别建立贸易顺差名义汇率模型和贸易顺差实际汇率模型,并将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顺差的影响引入模型。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Johansen协整检验分别得出,贸易顺差主要是由外国经济增长造成的,人民币汇率对贸易顺差的弹性系数较小,影响较弱。最后提出斩断人民币升值预期、扩大内需和谨慎对待人民币升值的政策建议。     

人民币升值与我国贸易顺差的关联性研究

文章根据传统贸易顺差和汇率理论,分别建立贸易顺差名义汇率模型和贸易顺差实际汇率模型,并将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顺差的影响引入模型。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Johansen协整检验分别得出,贸易顺差主要是由外国经济增长造成的,人民币汇率对贸易顺差的弹性系数较小,影响较弱。最后提出斩断人民币升值预期、扩大内需和谨慎对待人民币升值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