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会缩小还是扩大地区差距？——中间品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的反向影响

地区生产通过中间品进口（前向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以促进经济活动的空间扩散,进而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而地区生产通过中间品出口（后向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通常会促使生产要素向发达地区集聚,进而产生经济极化效应并扩大地区差距;中间品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对地区差距的反向作用受到地区经济贸易水平和结构以及制度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在经济实践中表现出地区、贸易伙伴、制度环境等多方面的异质性。以2000—2013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为研究样本,采用各地区地级市夜间灯光亮度的基尼系数衡量地区差距,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测度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数,分析表明：整体上看,中间品前向关联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而中间品后向关联促使地区差距扩大;前向关联的经济扩散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省份,且得益于从OECD国家进口中间品;后向关联的经济极化效应则只在中部省份显著存在,且主要源自对非OECD国家出口中间品;产品和要素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中间品前向关联缩小地区差距的效应越明显。因此,应优化中间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和空间布局,适当增加从发达国家的高质量中间品进口,推动中间品出口扩张从“集约边际”向“广延边际”转变,加快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以形成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联动机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研究

降低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是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使用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表征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首先基于Eora 26数据库,测度了2000—2015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环境成本,然后使用结构分解法和回归分析识别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影响因素和内在影响因素。研究显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的趋势,且碳排放强度存在国别差异与行业差异;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主要是由直接碳排放系数的变动引起的;离岸外包程度、国际市场占有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投入服务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显著降低中国各行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碳排放强度。最后,本文提出推动重点行业的深度减排、推动企业进行离岸外包、推动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进行价值链升级等政策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CEPII-BACI-HS1992微观贸易数据库并运用修正的H-K分解方法,对1995年～2015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结果表明:无论是从“一带一路”地区整体还是分产品、区域、国家来看,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增长均主要依靠集约边际的带动实现.产品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扩展边际绝对水平基本处于高位且增幅非常有限;区域层面,除东南亚地区外,中国与其他子区域的出口扩展边际均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国家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二元边际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对半数国家的出口增长仍来自集约边际的带动.经济规模、固定贸易成本、可变贸易成本、多边阻力和生产率等是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口二元边际的重要因素.我国应改变现行高度依赖集约边际带动的贸易发展模式,进一步提升扩展边际在出口增长中的贡献率,推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出口贸易的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销售与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提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

本文利用PageRank算法，纳入出口产品质量，刻画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并在整合多方微观数据库资源的基础上，检验了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数字化销售模式转型对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销售转型对提升企业的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具有重要作用；数字化销售模式通过提高企业出口市场广度和出口强度促进了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提升；数字化销售模式对小规模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贸易网络范围小的企业的影响效果尤其明显。     

沿着数字“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展

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基于数字“一带一路”的理论和实践,探讨数字“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结合数字经济的内涵和特征,文章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制度环境、数字商业生态三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全球各国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检验数字“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正向作用于高质量发展；差异化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显著存在于高收入组国家,但不存在于低收入组国家；无论对海上还是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邻近还是非邻近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都具有显著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文章提供了“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证据,对发挥“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效应有所启示。     

价值链双向重构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基于2001-2013年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数据,从价值链视角探索区域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双向重构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当国内分工体系的增加值份额与区域内中间产品出口引致的增加值份额同时上升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会显著提高,即同时构建国内价值链和特定区域价值链的分工体系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区分企业异质性后,加工贸易企业、高研发强度企业以及多样性出口企业样本的价值链双向重构效应更加显著;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估计方法、固定行业-年份以及删除极端值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价值链双向重构主要通过"资源整合效应""政策引导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因此,在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主动适应全球产业分工调整变化,积极引领全球价值链重塑,推进贸易质量不断提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强度降低的关键因素识别及实现路径研究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强度是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必由之路。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00—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融合LMDI分解法和计量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国家能源强度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能源强度降低的关键，国别增长结构抑制了整体能源强度的降低；(2)沿线国家能源相对价格的提高在整体上降低了国家能源强度水平，且存在区域禀赋差异，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能源进口国家能源相对价格提升的能源强度降低效应更显著；(3)空间互动方面，能源相对价格提高在降低本国能源强度的同时会提升邻国能源强度；(4)数字化水平调节方面，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了能源相对价格提升的能源强度降低效应。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

开放条件下,对外投资通过数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母国和东道国的就业,就业“双赢”在理论上是可能的。采用2003—2016年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能够促进东道国的就业增长,且并没有导致中国国内就业岗位的流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投资正向影响中国就业,但作用比较微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就业效应与投资领域、东道国产业结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等有关;中国中央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有助于沿线国家的就业增长。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协作和劳动力市场领域的沟通合作,优化产能合作方式和投资结构,提升就业效应;同时,要增强引资策略与国内产业政策的匹配性,提升FDI的就业促进作用;还应客观评估中国OFDI的经济效应,降低外界对中国资本的偏见。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基于“五通”机制的分析

新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准自然实验,匹配多个数据库收集了192个国家2009～202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该结果通过了多重稳健性检验。在影响机制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效应主要通过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机制促进,且其对总效应贡献率分别达到55.435%、24.793%、8.664%和7.452%,民心相通机制暂未发挥应有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就区域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效应更明显地表现为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政治稳定安全的国家;就产品而言,相较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提升效果更明显。     

中国制造业中间品进口贸易特征及影响因素——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例

采用扩展引力模型分析制造业中间品贸易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中间品进口规模受本土和来源国市场容量影响显著。其中，细分中间品进口规模所受影响各有侧重，来源国物流绩效推动工业型中间品，政府效能促进资源型中间品，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精细型中间品，贸易互补性能带动资源型和工业型中间品。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与中间品贸易存在显著替代关系。因此，立足中间品类型、开发双市场容量、提高两地贸易互补性和妥善处理贸易投资替代关系是推动向西开放的基本方略。     

国际研发合作对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基于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

基于知识吸收能力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上考察国际研发合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作用及其门槛变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国际研发合作能够显著地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进一步地，国际研发合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还要受到经济体吸收能力的影响，要素禀赋、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研发能力及制度环境等吸收能力分项维度对国际研发合作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门槛调节效应。在全球研发网络和全球产业价值链加速融合的背景下，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通过选择国际合作研发策略、嵌入全球研发创新网络、强化知识吸收能力以进一步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产品质量与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

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以及产品质量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并且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第二,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及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因贸易方式、要素密集度、污染程度不同存在差异。第三,通过引入生存模型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具有负向影响作用,但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环境规制有利于延长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     

制造业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实证研究制造业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间存在“U”型关系。从异质性检验来看,制造业的分销服务化和物流服务化能够显著带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专业和商务服务化仅能促进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研发创新对制造业服务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不具有调节作用;生产分割能够强化制造业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促进作用,电信和信息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离不开生产分割的增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力市场比较及启示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劳动力规模和就业状况差异显著，劳动力资源大国的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村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空间也持续缩小；由于各国工业化进程不同，劳动力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别；各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质量和技能水平呈现明显的层次性，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随着各国人力资本增长而提升；由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和风险管控能力存在差异，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风险不一，但国际贸易增长、对外投资扩张和人口跨国流动也为劳动力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因此，国家和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将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均衡发展。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在总量和结构方面优劣势并存，应积极推进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并积极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区域一体化，促使劳动力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对海上新丝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来源分析——基于CMS模型的需求效应、结构效应和竞争力效应分解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采用2001—2015年中国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33个国家出口前十类商品的出口数据，运用CMS模型进行分航段（东南亚航段、南亚及波斯湾航段、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航段）和分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的出口增长来源分解，分析表明：在出口规模不断扩大过程中，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产品竞争力效应占主导地位但贡献度出现下降，市场需求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弱但有增强趋势，而商品结构效应阻碍出口但作用微弱。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进口国需求结构存在供需错位，一定程度抑制了出口增长。应在培育主要出口产品综合竞争优势的同时，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GVC视角下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具有紧迫性,鲜有文献从全球价值链(GVC)视角进行分析。在界定GVC视角下贸易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从综合水平和各子系统水平两个层面对“一带一路”沿线25个国家的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整体偏低,明星型、平庸型和落后型国家分别占样本总数的16%、52%和32%,但长期发展趋势向好,88%的沿线国家实现了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的提升;不同国家在贸易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中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需重点和优先关注落后子系统水平,并全面促进各子系统水平协调优化。据此,提出了重视贸易高质量发展思想、着力培育贸易新型竞争优势等相关政策建议。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与中国海关数据库来测算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该提升效应对高科技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更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高企业商业信用、客户集中度以及推动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中介机制提升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因此，通过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来对冲全球价值链“脱钩”风险是中国的有效政策选项。     

全球价值链嵌入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研究——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模型的测度北大核心CSSCI

以"全球价值链嵌入"和"一带一路"倡议为时代背景,以沿线国家"产业时空转移"为核心主线,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区域最终需要变化建立产业净转移指标,以此刻画沿线主要地区、国家之间分时段、分产业的产业转出与转入。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代表性国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从整体产业的时空转移格局来看,各国均表现为明显的增长态势。各国主要产业的净转入与净转出程度与转移对象国的表现差异较大。产业转移表现为规模化、多元化与逆梯度产业转移的趋势。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实证北大核心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是经济全球化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进程,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本文构建了“三阶段”理论框架,并利用1995—2018年38个国家(地区)的制造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且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该正向效应有所减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提高均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但在发展中国家该效应更强;与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相比,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和后向嵌入均有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后向嵌入的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受到贸易规模、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进步的负向调节,且该调节效应在发展中国家、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模式中更强。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效率测算及贸易潜力拓展研究

文章运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潜力，采用贸易非效率模型分析进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做分区域讨论，分别从贸易潜力大小、贸易效率高低以及贸易效率变动趋势的视角，对区域差异和重点国家做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潜力拓展、贸易效率提升以及实施差异化推进策略的相关政策建议，以加快新发展格局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