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7—2014年中国对62个代表性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投资动机的视角分析了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营商环境总体上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当出于不同的投资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各异;出于市场、自然资源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相关关系;而出于劳动力、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正相关关系。本文考察营商环境的具体方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开办企业、建筑许可等5个方面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信贷则起到负向作用,而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和登记财产则不具有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研究

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本文运用最新的经济统计数据,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分析判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未来趋势。结果表明:一方面,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相吻合;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实际情况与理论预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从当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潜力

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开始大量走上跨国经营之路,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现实状况与预期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取得了显著成绩,并且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中国企业逐渐成为全球直接投资领域的一支新生力量,许多发展中国家把中国列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来源地。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大有潜力的。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及现实意义

通过对理论观点的综述,看到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既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类型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关系。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分析按三种不同的行业进行具体说明,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面对当前低迷的贸易形势,中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意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存在问题浅析

2014中国经济总量超10万亿美元,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2001年以来伴随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如今中国已是世界上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本文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指出一些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际收支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收支影响的基本理论。然后,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之上,采集1983年-2004年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显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于规模较小等方面原因,对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影响不大,对金融账户影响不稳定,与国际收支余额不存在因果关系。     

东道国风险、自然资源与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2005—2015年"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与万德金融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研究东道国风险水平、东道国自然资源水平及二者交互项如何影响中国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与东道国的风险水平呈正相关,即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风险偏好"特征;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与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呈正相关,即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自然资源偏好"特征;东道国的风险水平与自然资源禀赋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说明风险和自然资源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当国有企业同时面对这两个因素时,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国有企业在自然资源与风险之间进行了权衡取舍。     

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工资水平与FDI区位选择

中企对外直接投资力度越来越大,不同国家(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凸显。为了考察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选取2001~2012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84国家(地区)的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作用,以及东道国工资水平因素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富有劳动力的国家,并且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中国的企业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号召下,逐步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得到了好大的提高。对于企业来说,对外直接投资首先面临的就是区位选择问题。因此,找出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是很重要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猛增,但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动机不纯,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畸形;二是制造业缺乏"核心技术",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导致对外直接投资行业选择异常;三是缺乏资本运作"艺术",更多依赖于传统投资方式。必须解决这三个问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才能健康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以中国为投资国的视角

文章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观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阐述;利用2007～2011年中国在61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并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从东道国的公共治理水平的视角分析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东道国劳工标准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从理论分析层面考察了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与传统观点不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流入劳工标准较高的国家。     

中国进出口额与对外直接投资额关系的结构变点研究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均迅速增长。文章采用变结构协整模型对1982—2015年中国进出口额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出口额和进口额与对外直接投资额的结构变点分别为1995年和2001年,且两组关系都只在结构变点之后的序列存在协整关系。出口额与对外直接投资长期为互补关系,短期为替代关系;进口额与对外直接投资无论长期、短期均为互补关系。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决策与东道国的博弈分析

从博弈论的观点看,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决策正是与东道国博弈后形成的均衡解。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博弈进行了一般分析,并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因与东道国博弈而存在"政策"和"环境"两类不同偏好。同时利用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证来讨论两种分类的存在,并提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决策建议。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十九世纪,而我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对该理论进行研究,研究目的旨在对外商投资及我国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认识,力求二者之间的关系能够与我国产业结构更加相符。本文先就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进行阐述,再对我国对外投资的现状及相关理论知识进行分析,最后论述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中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和探索阶段,急需相关理论的指导。以传统的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为框架,对其进行简要的评述,最终着眼于这些理论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启示,使中国企业能够立足于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并获取竞争优势。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家战略规划研究

我国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增长势头强劲,海外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其中彰显的突出问题是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规划的缺失,最终导致的是"中国威胁论"和海外直接投资收益率较低,因此制定海外直接投资战略规划意义重大,主要包括: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国内产业的实际状况,制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规划;根据企业竞争力的强弱制定区位选择规划;根据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制定海外投资时间规划,以及企业微观规划与整体规划的协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近几年,在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急剧上升,对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研究,为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基础。本文依照邓宁的理论将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为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和政策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四种基本类型。在此基础上,加入利润和效率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得出我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市场导向型和资源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为主,应该逐步向技术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母国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1982-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度流量数据,建立多元时间序列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母国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发现,内向国际化与货币化扩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人均G D P的年度增加值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度增加值具有正向影响;"走出去"制度体系在效应发生点对当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值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最后得出相关结论与启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分析

根据自1982年至2004年间的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基于邓宁的IDP理论,分析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通过考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格兰杰(Granger)因果性关系及用回归方法重建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模型,判定中国现阶段应处于邓宁的IDP理论之第二阶段末第三阶段初。但对照中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还没有回升的迹象,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