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特质、信息获取与风险态度——来自中国股民的调查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6个城市的733位股市投资者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显示,我国投资者的总体风险态度是风险规避型的,进一步的多变量Logit回归分析发现,投资者的部分个体特质(比如受教育程度、职业)、个人财富状况会显著影响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的积累会降低其风险系数。一个创新的研究结果是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渠道和对媒体的信任程度会对投资者风险态度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信息来源更为丰富的渠道会提高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程度,而对新闻媒体的信任程度越低,风险偏好程度也会提高。这些研究结论对券商有针对性的进行客户管理、证券监管部门加强投资者的风险控制、新闻媒体的监管等等,都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性别偏好及其决定因素——来自全国四个主要城市化地区12城市大样本调查的证据

基于课题组2009年进行的全国四个主要城市化地区12个大中小城市流动人口调查的微观数据,考察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和性别偏好,特别是研究了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决定因素。流动人口同城市人口在生育数量偏好上已经不存在明显差距,但性别偏好观念上仍有显著差异;较农村人口,流动人口生育数量偏好明显要小,男孩偏好也要弱。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工作类型和居住类型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     

母以子贵:性别偏好与妇女的家庭地位-来自中国营养健康调查的证据

基于中国普遍存在的对男孩的性别偏好,本文采用所生育小孩的性别作为妇女家庭地位和议价能力的度量指标,研究该指标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及后果的影响。中国健康营养调查数据中有关家庭耐用品消费决策的信息表明,第一胎性别对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有重要作用。本文发现,当妇女的家庭地位随着生育男孩而提高后,家庭中食物支出份额会增加,该妇女营养摄入增加,而她的身体健康状况会变好。     

均值-标准差控制下的供应链渠道Stackelberg模型

本文研究了在均值-标准差方法控制下的一个具有风险偏好(风险规避、风险中性、风险喜好)零售商与两个风险中性供应商之间供应链渠道协作和竞争。首先,在考虑零售商风险偏好下,提出了供应商联盟与非联盟两种情况中的各方处于Stackelberg-leader或Stackelberg-follower不同权利地位时各决策模式及其对应决策模型;然后,通过对比分析各决策模式最优解及深入分析零售商风险偏好对各渠道成员最优决策影响,得到了基于零售商风险偏好下的供应链渠道各成员的领导者地位将较大影响各方期望效用,而对供应链渠道整体期望效用最大化并无影响,同时,零售商过度喜好风险或者规避风险都将会对供应链整体期望效用造成致命伤害;最后,通过数值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前面结论。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外资企业进入模式——来自北大法宝司法案例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北大法宝百万级司法案例的文本数据和商务部在华外资企业全量数据，考察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外资企业进入模式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渠道。研究发现：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显著提高了外资企业独资进入的概率；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要通过“进入成本降低”渠道和“市场收益增加”渠道提高外资企业以独资方式进入的概率；异质性检验发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外资企业独资方式进入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来自港澳台、母国法律起源为普通法系、进入东部地区以及金融危机后期进入的外资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高了合资企业中外资持股的比例以及外资控股的概率。     

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

儿童的健康不仅能衡量经济发展,还密切地联系着其成年后的健康、教育和收入。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本文研究父母外出对我国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我们的结果显示仅母亲外出及父母均外出的留守儿童生病或患慢性病的概率较父母均在家的儿童分别增加2.76%和3.82%,增加幅度分别为52%和71%,而仅父亲外出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不显著。留守儿童这一不利处境提示我们,我国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减小父母外出给留守儿童健康带来的影响。     

关系、股市参与和股市回报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的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关系"对股票市场的参与、参与程度和回报的影响。利用构建的多维关系指标,本文发现关系可以显著地促进家庭参与股市,并且可以显著地提高股市参与的程度。具体而言,关系指标每增大1%,家庭参与股市的概率增大约0.2%,参与股市的程度增大约0.7%。但是关系对股市回报没有显著的影响。特别地,本文发现关系可以通过信息渠道和社会互动影响家庭的股市参与行为。     

收入、期望与教育支出:对当前中国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迅速,这离不开教育投入的增加。大量关于中国教育公共财政的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在教育上的公共支出不足,而家庭的私人投资弥补了公共投资的不足。因此,解释中国教育的发展就需要从家庭这个微观的视角出发,了解私人投资的决定因素。本文在一次有关家庭教育支出情况的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了解现代中国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特别发现家庭收入和家长对子女的期望教育程度是两个非常显著的指标,这为我们解释中国近期教育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经验上的证据。     

来华留学教育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研究

来华留学教育是中国对外开放与中外合作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2005—2018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数据和来华留学生国别数据,实证研究了来华留学教育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来华留学教育能够通过降低企业投资成本、改善投资营商环境、提供人力资本等渠道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第二,来华留学教育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投资成功概率。第三,来华留学教育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会因留学生类型和投资企业特征差异产生异质性,其原因与不同类型的投资对双边文化环境、政治环境和人才的需求状况有关。     

企业学习效应和公平偏好对节能激励机制的影响

综合考虑了企业的学习效应和公平偏好等差异,建立了政府与企业间的节能激励契约。结果表明:初始实力强的企业节能可以提高政府的期望效用,而学习效应可以使政府获得额外效用;公平偏好对企业节能努力水平和学习水平的提高有阻碍作用,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学习效应进而影响政府的期望效用。     

家庭债务收入比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于微观调查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CHFS2015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结果的两部分模型,研究了中国家庭债务收入比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微观数据并不支持中国家庭已过度负债的结论;住房状况是对家庭债务状况分类和债务收入比影响效应最大的因素。家庭净资产的增加会降低债务收入比,减少正常负债和异常负债的概率,家庭持久收入却相反,但影响效应和显著水平都较低。人力资本越高的家庭具有更高的债务收入比和负债的概率。居住区域对债务状况分类和正常债务家庭的债务收入比的影响方向不一样。风险偏好却只对债务状况分类影响显著。     

风险冲击对农户经济决策的影响与正规小额信贷的作用

本文基于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理论与方法，通过对吉林省3 445个农户开展的实地实验，使用双重差分评估了风险冲击对农户经济偏好与决策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风险冲击会使农户更加厌恶风险，回避高风险—高回报的生产投资策略，并加大农户对跨期时间偏好不一致的程度，从而降低农户的跨期决策效率。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对理性人拥有稳定偏好的假设至少在冲击后短期内并不成立。正规小额信贷可得性能够调节风险冲击，表现在：缓解个体尤其是男性、中老年或低教育水平人口在风险冲击下的焦虑、压力和负面情绪，从而促进农户面对风险冲击时的风险承担行为；降低女性的风险厌恶概率；缓解农户跨期时间贴现偏好不一致的程度；缓解中老年或资产贫困人口的损失厌恶程度。     

男孩偏好激励父代挣取更多收入了吗?——基于子女数量基本确定的情形

本文利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在子女数量基本确定的情形下男孩偏好对父代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拥有男孩能够激励父代更努力工作,并获取更多收入,但父代并不会随着男孩增多而形成更大的激励效应;男孩对年轻一代的父代的激励效应小于年老一代的父代;男孩对父亲的收入激励效应强于母亲;男孩偏好对三类人口家庭的父代激励效应由弱至强依次为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城镇本地户籍人口。尽管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步回归正常值范围,但男孩偏好对父代的经济行为仍能产生显著影响,这对我们认识男孩偏好的长期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

住房公积金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发现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家庭住房公积金的参与程度越深，对其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能显著增加有房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但对无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决策并无显著的促进效应；同时，住房公积金会通过影响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水平，进而促进其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应逐步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实行差异化的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对家庭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拓宽无房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渠道。     

考虑个性化服务的双渠道供应链决策与协调

针对由单一制造商和单一零售商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研究了制造商直销渠道个性化服务的最优决策问题,并分析了在零售商渠道面临随机需求的情况下服务水平对零售商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均衡状态下,随着线上消费者对个性化服务的偏好程度的提高,线上售价会提高,线下价格先降低后上升;当该偏好程度高于一定阈值后,供应链双方的利润都会大幅增加,双方从服务改进中获益;随着需求不确定性的增强,价格竞争加剧、利润降低;签订两部定价合同可实现双渠道供应链的协调并缓和渠道间的横向竞争。     

当代中国家庭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六普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出了一个家庭出生性别选择和生育行为的分析框架。利用2010年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数据,建立了当代中国家庭生育选择的多层线性Logistic回归模型。生育男孩概率与母亲个人属性、家庭结构和婚姻模式相关。选择男孩的概率与家庭已生育女孩个数正相关,与已生育男孩个数负相关。人口流动与迁移有减弱家庭男孩偏好的趋向。提高城镇化率和工业化水平比单纯提高人均GDP对家庭生育决策行为具有更大影响。     

信息技术、性别平等与中国农村孩童教育——来自中国营养健康调查的证据

采用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1991-2009的数据,分析中国农村中小学孩童入学的影响因素,并着重研究移动电话、互联网、电视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中小学孩童入学率的影响。信息技术对于促进性别平等具有差异化的作用,电话、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女孩的入学率,促进性别平等;而电视对性别平等的推动作用不明显。信息技术主要通过提高女孩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其教育回报率发挥作用。中国农村的教育投资决策不仅取决于教育回报率,而且受到社会性别文化的影响,男孩偏好越严重的地区,越倾向于对男孩进行教育投资。要巩固和加强基础教育领域性别平等的现有成果,一方面要继续推动信息技术尤其是电话、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政策或法制的手段逐渐淡化或消除农村地区的男孩偏好。     

卫生服务可及性提高是否能促进儿童就医性别公平?——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多年数据,考察农村卫生服务可及性对儿童患病就医性别差异的影响。文章首先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不同投入水平下卫生服务可及性增加对儿童就医概率性别差异的影响,而后通过实证比较不同时期卫生服务可及性对农村儿童患病就医影响的性别差异。文章发现,20世纪90年代初农村卫生服务可及性的提高能缩小儿童患病就医的性别差距,而本世纪初农村卫生服务可及性的提高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儿童患病就医的性别差距。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大学毕业生求职渠道的选择

基于2009届大学毕业生抽样数据,本文利用Probit模型分析人力资本特征和社会资本特征对大学毕业生求职渠道选择的影响,我们用学习成绩和取得的等级资格证书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指标,结果发现:人力资本越高,选择校内招聘会和老师作为求职渠道的可能性越大;人力资本越低,选择家人或亲朋作为求职渠道的可能性越大;反映人力资本特征的不同变量对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社会招聘会、网络和社会实践这四种求职渠道的选择的影响不尽相同.我们用亲戚数量、朋友数量和熟人数量三个指标来反映大学生拥有的社会资本状况,研究发现:亲戚越多,越可能选择家人或亲朋这一求职渠道;朋友越多,选择社会招聘会的概率越大;熟人数量对选择社会招聘会、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和社会实践这三种求职方式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中国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实证研究

再分配偏好的提高反映出民众对当前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满,本文致力于从个人利益和分配公平两个角度对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进行解释。根据Roemer的理论,本文从成功可控性的角度构造了反映居民分配公平观念的变量,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的微观调查数据和Ordered Probit模型,研究发现,个人利益论和分配公平论在中国都能得到实证支持,即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不但存在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有显著的追求分配公平的动机;同时,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因素。进一步分析表明上述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总之,确保机会均等、维护分配公平对于降低居民再分配偏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