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教条”批判——读马克思有关著作的收获

斯密由于不了解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因此便否认生产资料旧价值即c的存在;同时,他又认为抽象劳动创造的价值分解为工资和剩余价值即v+m,因此便得出商品价值最终分解为v+m,即c不复存在的结论,这就是"斯密教条"。它使再生产的研究成为不可能,并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于辩护,如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说"、巴斯夏的"剩余价值率下降",凯恩斯的"倍数理论",等等。"斯密教条"在中国也有表现。     

“斯密教条”是谬误还是科学

长期以来，“斯密教条”被作为一种谬误而受到批判，主要的批判理由是，斯密没有区分年产品价值和年价值产品，丢掉了年产品中的不变价值部分；以及斯密通过“总收入”和“纯收入”的概念，把丢掉的商品的不变价值部分又从后门屑屑地塞了进来。本文的分析,须“斯密条教”中斯密并没有丢掉年产品中不变价值部分，而在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理论中，社会总产品却包含了重复计算的部分；斯密划分“总收入”和“纯收入”的分析也不存在漏洞。“斯密教条”对后人的影响很大，斯密以后又有不少经济学家重新探讨了“斯密教条”的问题，“斯密教条”已成为当代各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通过分析，本文认为“斯密教条”不是谬误，而是科学。     

马克思不可能肯定“斯密教条”——对“社会劳动价值论”质疑之九

不能认为马克思可能不批判“斯密教条” ,因为马克思不可能确认过“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编造的劳动 (v m)价值论 ;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并没有确认劳动 (v m)价值论 ,马克思不是建立劳动价值理论有失误 ,才批判“斯密教条”。     

单位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吗?

教科书告诉我们,单位商品价值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大家知道,劳动商品价值是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C,一部分是劳动者通过劳动新创造的价值v+m.这部分新创造价值量v+m取决于生产该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这部分价值量与生产该产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试论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Ⅰ(v+m)=Ⅱc公式的伟大历史意义

<正> 一社会再生产公式Ⅰ(v+m)=Ⅱc的主要含义社会再生产公式Ⅰ(v+m)=Ⅱc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研究了简单再生产规律与扩大再生产规律之后发现的一个重大的经济原理。马克思说:从整个生产过程来看,“生产不变资本的第Ⅰ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在价值和物质两方面补偿生产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的资本家的不变资本。”又说:“第Ⅰ部类的收入的价值和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之间的比例,看起来好象是任意的。但是很明显,如果再生产过程正常进行,其他条件不变,因而     

论商业可变资本的补偿问题

<正> 卢森贝在其所著《〈资本论〉注释》第3卷中,对商业资本中可变资本部分的补偿问题的解决作了尝试。他的结论是:商人资本中的可变部分须由商业利润予以补偿并且,他认为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公式180/(900+100+50)=17 1/7％也应改为“(180-50)/(900+100+50)=12％”。卢森贝认为:“商品的价值等于c+v+m。但是,c+v将补偿生产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因此,纯粹流通费用将从m方面得到补偿。”卢森贝进一步又认为:纯粹流通费用的不变部分(不变资本)的补偿是剩余价值总额的扣除,而可变资本部分的补偿则另是一样:商业资本家应当从商业利润中付给他所雇佣的人员     

论扩大再生产和两大部类的平衡

<正> 马克思在分析再生产问题时,着重分析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对比关系,即I(v+m)和IIc的关系,提出了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相互关系的著名公式,即I(v+m)>IIc (1)我国经济学界在学习和讨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对上述公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第一种看法,认为这是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第二种看法,认为这还只是扩大再生产具备了可能性,“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平衡条件的基本公式”     

论凯恩斯主义“丢掉了∑c”的弊病

要解决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及远离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就必须高度重视研究和应用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而绝不能照搬凯恩斯主义。马克思将如何实现不变资本∑c的补偿,视为实现社会再生产的"最重要的问题";而凯恩斯主义沿袭了斯密教条,存在丢掉社会总产品价值∑(c+v+m)中不变资本∑c的严重弊病。因此,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三驾马车"宏观调控方法已不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就必须破除对凯恩斯主义的迷信,将马克思从社会总产品出发分析宏观经济的科学方法具体化,并在数理分析方法上努力建立以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为指导的宏观经济指标体系。     

试论消费资料保证规律

<正> 马克思的再生产原理认为,生产资料生产的先行增长,乃是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如果第Ⅰ部类新创造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只能抵补第Ⅱ部类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即互(v+m)=Ⅱc,那末社会就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如果Ⅰ(v+m)<Ⅱc,则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了。要进行扩大再生产,就需要追加生产资料,需要扩大生产资料     

关于W_m·K_n的边色数和全色数

设有一点u和m个Kn的联图为Wm·Kn,则有V(W m·K n)={u}∪{v i 1,vi 2,,vi n|i=1,2,,m}E(W m·K n)={u vi 1|i=1,2,,m}∪{v 1 1v 2 1,v2 1v 3 1,,v(m1)1v m 1,vm 1v 11}∪{v i j vi k|i=1,2,,m;j=1,2,,n-1;k=j+1,j+2,,n}.本文主要研究了Wm·Kn的正常边染色、邻点可区别边染色和全染色系列染色问题,并分别得到了相应的色数。     

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大家所熟知的经济规律。其含义是: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社会扩大再生产中,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快于消费资料的增长速度。对于这一规律,有一种绝对化的理解:认为只要两部类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或者两部类产品价值中物化劳动的比重提高),同时保持I(v+m)>IIc的条件,不论时期长短,生产资料必然优先增长。人们常常用假设的数字例子作短期(几年)的推算,来“证明”生产资料必     

关于C/V+1判别式的推导及其意义

<正> c/v+1判别式可以叫做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式。它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推导出来的。这个判别式是这样推导出来的:剩余价值率m′=m/v,利润率P′=m/(c+v)。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把这两个式子综合为P′=m′v/(c+v)。我们根据马克思的P′=m′v/(c+v),对m′v/(c+v)的分子、分母同除以v,则得:p′=m′/(c/v)+1。这个式子也可以写成m′=P′((c/v)+1)。一般教科书都不推导这个式子。这个式子推出个c/v,而c/v正是有机构成,1是个常数。这个式子的推导,对有关理论的学习是有意义的。     

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

<正>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报酬是否构成企业成本的内容,在许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都是肯定的。如有的书上说:“在社会主义生产中,成本也是由产品价值中c和v这两个部分合在一起构成的。……c和v都是社会主义的资金,都是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所有的,用来生产满足社会需要的各种使用价值的价值,都是在生产中投入的并在生产中消耗的价值,同时,如果不发生价值革命,同样数量的c和v都是在产品的价值实现之后,必须补偿的价值。c和v的这些共同点使得c和v可以加在一起,变成一个范畴,使得c+v转化成k。”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马克思在阐述资本主义成本价格范畴或生产费用范畴时,说明了v与c之所以会结合起来转化为k,是由于它们两者具有共同点:它们都是补偿商品生产上的耗费的东西,即资     

论扩大再生产平衡条件的基本公式

大家知道,马克思关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首先是从使用价值(物质形式)的角度,把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两大部类;再从价值的角度,又把每个部类的产品价值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个组成部分;然后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的综合平衡问题,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社会再生产总产品在流通中的实现问题。“实现问题就是:如何为资本主义的每一部分产品按价值(不变资     

不要否定马克思对“斯密教条”的批判——“社会劳动价值论”质疑之八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否定马克思对“斯密教条”的批判 ,是错误的。因为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 ,社会年产值不等于社会年净产值 ,不能否认斯密混淆上述两者 ;斯密没有对收入价值论作科学的论证和解释 ,没有科学论证社会年产值等于社会年净产值 ,不能否认斯密犯了马克思批判的混淆上述两者的错误。     

“均衡价值理论”是科学的理论吗?

<正> 冯根福在《马克思的均衡价值理论》(《经济研究》1988年第7期)一文中提出了“均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均衡价值”的概念。为了说明这概念,该文画了一个图(见图),并作了如下说明:“图中,SV_1表示供给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曲线或供给价值曲线;DV 表示需求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曲线或需求价值曲线;E_1表示均衡点;V_1代表均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均衡价值;Q_1表示产品的数量。”     

“斯密问题”：作为“问题”如何不可能

所谓“斯密问题”,其实是由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发现和提出的;在斯密的时代及对斯密本人来说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此,任何探讨“现代经济与伦理问题”的尝试,都不宜因袭历史学派关于“斯密问题”的提法或烙守由“斯密问题”衍生而来的“斯密信条”去进行。而是需另想办法,致力于辟出一个构筑”现代经济伦理”或“现代伦理经济”理论的全新论域,以便经济学与伦理学有一个消除隔膜、共话彼此的同一的精神家园。     

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及其评价

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段话时常被人们作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论据被反复征用。其实,在斯密那里,自利作为人性的一种自然倾向,是有别于理性的。那么,何谓“理性”?西蒙在《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68)中指出,理性是逻辑指引下的思考,它可以更广义地定义为问题的解决和批判的思考,但只有在强调了逻辑     

我国农业剩余的流动状况分析

<正> 所谓剩余,是指总产品或总产值中除去物质消耗c和劳动消耗v以后余下的部分,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m。如果把政府看作国营经济(全民经济)的所有者,则在改革前的时期里,政府大致上就是工业的所有者,而农民或“公社”就是农业的所有者,“剩余”在工、农业部门间的转移也就可划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明显的转移,比如政府对农业的“支农支出”就明显是工业剩余向农业流动,而政府征收的农业税就明显是农业剩余向工业流动,这种形态的剩余     

按照社会产品的使用构成 改造和健全财政分配体系

一、在狭隘模式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财政分配体系,妨碍了国家财政职能的发挥社会主义财政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分配社会产品的职能。按照通常的说法,社会产品经过交换实现价值后,首先在生产部门进行分配。其中,相当于物化劳动消耗(c)和职工必要劳动消耗(v)的部分,经过企业初次分配,形成补偿基金和个人消费基金;相当于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m),由企业以税利形式上交财政进行再分配,从而形成社会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经过这种分配和再分配,社会产品价值最终形成补偿基金、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社会主义财政学把这种分配体系描述为如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