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型科技企业孵化器高管股权激励研究

针对企业型科技企业孵化器高管道德风险,建模分析孵化器最优投资策略、孵化器高管最优投资策略,构建了使高管个人和孵化器利益兼容的股权激励模型。模型论证了高管持股都能遏制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企业型治理结构应加强对不务主业的监管。最后,研究了企业型科技企业孵化器高管股权激励的持股比例、激励方式、激励周期和内部监督。     

CFO变更与企业投资效率

CFO变更对企业投资效率究竟具有怎样的影响?文章试图利用中国资本市场数据进行经验分析。选取我国沪深A股2007-2013年间8446个公司年度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了CFO高管变更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CFO变更改善了企业的投资效率;(2)CFO变更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上述论证拓展了高管变更研究的传统视角,丰富了对高管变更治理效应的研究。     

内部控制缺陷、公司治理与在职消费的激励效应

存在缺陷的内部控制为高管的败德行为提供了机会,但高管的败德行为还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发现公司内部控制缺陷严重削弱了在职消费的激励效应,但合理的股权结构和机构持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负面影响,提高在职消费的激励效率,而独立董事并没有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本研究表明,提高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两者内外联动、相互促进,才能真正提高在职消费的激励效应。     

学者型CEO更加自律吗?——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

本文选取2010—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CEO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学术经历有助于CEO强化道德自觉、增强道德自律,形成内在的自我约束与监督机制,进而抑制了其所在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活动。当CEO拥有高层次学术经历或来自内部晋升时,CEO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该结论在采用双重差分模型、Heckman两阶段模型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在自由现金流较多、董事会规模较大或独立性较低、外部审计监督较弱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等公司内外部治理环境较差的情景下,学者型CEO的自律品质所能发挥的治理作用更大,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效应也更为明显。此外,在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八项规定”等多项高压反腐政策的出台,政策效应在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治理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CEO学术经历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效应有所下降。本文为高管学术经历的治理效应假说提供了证据支持,对于上市公司规范和治理高管在职消费行为、选聘合适的高管人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1 038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3-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长与CEO两职兼任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研发资金投入,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研发投入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没有对研发投入带来显著的积极作用,机构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薪酬激励、高管持股和在职消费对企业研发投入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具有延迟效应,对当期和后续绩效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影响。从新视角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创新活动,为构建匹配产业创新特征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参考。     

外部监督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治理效果研究

随着"八项规定"的实施,国企受到的外部监督越来越严格,这种外部监督所带来的外部治理效果备受关注.本文基于2012年12月出台的"八项规定"政策,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从国企高管权力大小视角实证检验了"八项规定"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八项规定"发挥了有效的干预作用,能够显著降低国企高管的过度在职消费;在政策实施初期,相对于拥有较高权力的高管,"八项规定"对低权力高管的过度在职消费抑制作用更强,但是随着政策的不断推进,这种差异会逐渐减少.进一步研究发现,"八项规定"政策对在职消费的治理效应使得国企高管的寻租方式发生了转变,过度投资成为高管获取私人收益的替代途径,并且高管权力越大,过度投资越明显.     

在职消费、制度环境与股价崩盘

文章以沪深两市2010-2017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高管在职消费提高了公司股价未来崩盘的风险;二是制度环境对高管在职消费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有抑制作用,即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其注册地所在公司在职消费水平与股价崩盘风险越不显著。为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防范化解重大金融危机,必须加强我国制度和政策对企业高管的约束,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规范高管在职消费支出,培养优质经理人。     

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以2007~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企最终控制人性质与高管投资寻租动机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和考察了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终极控股人性质,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两类上市公司,同时通过测度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高在职消费和低在职消费两类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中央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另外,低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高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上述关系在地方国企中尤为明显,而在中央国企中并不显著。这些结论表明,地方国企中高管权力的约束比中央国企小,其高管更容易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引发过度投资;由于国企在职消费的刚性,较低的在职消费会增强国企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投资寻租的动机。     

生命周期、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9~2016年创业板公司为样本,从企业发展生命周期的动态层面研究高管激励中的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三种薪酬激励模式与企业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创新投资水平普遍偏低,创业板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对创新投资具有正向作用,而且不同生命周期下高管薪酬激励对创新投资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成长期阶段,主导的薪酬模式是货币薪酬激励和在职消费,且两者在促进创新投资方面具有互补效应;在成熟期阶段,三种薪酬激励模式对企业创新投资都有促进作用,三种薪酬激励模式两两间存在互补效应;在衰退期阶段,在职消费成为主要的激励模式,三种薪酬激励模式中任意两者间也存在互补效应。因此,企业可以利用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提升企业创新投资力度,针对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采取不同的薪酬激励组合策略,进而发挥三种薪酬模式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激励和促进作用,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和价值创造力。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促进还是抑制企业创新

作为企业重要的治理机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管理层风险偏好、管理水平及激励机制等因素进而影响企业创新,此影响过程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尚存争论.基于沪深A股2007—2018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特别是对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明显,并在考虑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成立;企业高层的风险承受力与管理水平是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影响的重要机制和渠道,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明显提高了管理层的风险承受力和管理能力,从而促进了企业创新;不同行业对"创新激励"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较高科技水平和竞争水平的行业"创新激励"效应更为明显.研究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加快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展以促进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     

高管个人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

本文收集并整理了357份调查问卷,并根据这些有效数据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对高管的个人社会资本及它与企业绩效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通过对实证结果分析可知,企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下的社会资本是企业高管个人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高管个人的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并不显著的因果关系,只能通过企业适应能力显著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此研究结果是对已有研究结论的扩展及融合,证实了高管个人社会资本在整体上对企业绩效有着显著促进作用,同时也明确了高管个人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间的作用路径.     

在职消费粘性与媒体监督——基于产权视角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2010-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粘性的存在性以及媒体监督对在职消费粘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在职消费粘性,且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粘性程度更高;媒体监督能够显著降低企业高管,尤其是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粘性程度.本文对于丰富在职消费与企业业绩关系的认识、从媒体角度加强在职消费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

文章采用2012～2018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具有正向影响,即高管有从军经历的企业持有了更多的现金;国有企业属性和企业规模均会削弱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高管从军经历影响企业现金持有的传导路径发现:有从军经历的高管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并选择进攻型战略,进而提高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积极影响,也揭示了企业产权性质与企业规模对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现金持有之间关系的调节影响以及企业创新与企业战略选择的中介效应。该结论有助于理解高管个人经历对公司内部治理的影响,对优化企业财务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启示。     

实体企业金融化、高管背景与企业创新投资

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高管研发背景和政治关联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中国上市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这种效应存在异质性;第二,高管研发背景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缓解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该作用在弱融资约束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第三,高管政治关联会加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这种负面影响在强融资约束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避免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R&D投资、IT投资与企业业绩间的相关性实证研究——来自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的经验证据

结构资本包括创新资本和流程资本,前者主要源于R&D投资,后者主要源于IT投资。通过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的R&D投资、IT投资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研究发现:①R&D投资对企业业绩具有非线性效应,最优R&D投资点为5.48%;②IT投资对企业业绩的非线性效应不显著;③R&D投资与IT投资之间的协同效应没有发挥出来,且各种滞后效应均不存在。     

高管薪酬攀比与企业避税

本文以2007~2015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攀比的心理特征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高管薪酬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高管薪酬的中位数越多,即高管进行薪酬攀比的动机越大,企业未来避税的程度就越高,且这种效应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更为显著。避税路径检验结果显示,薪酬攀比会促使高管通过向下应计盈余管理而非向上应计盈余管理的方式影响企业避税,同时也发现高管薪酬攀比通过真实盈余管理影响企业避税的微弱证据。基于避税结果的检验发现,高管薪酬攀比强度越大,高管通过避税获取的在职消费就越多。上述证据表明,薪酬攀比心理是高管实施避税寻租的重要诱因。     

高铁开通与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创新

基于风险资本监督视角,研究高铁开通对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创新的影响。以私募通数据库接受A轮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为样本,使用负二项分布模型,研究表明:高铁开通对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资本与所投企业的地理距离远,风险资本属于非国有背景,所投企业处于发展早期时,上述效应更加明显。替换企业创新测量指标,以接受B轮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为样本,剔除选择效应后,上述效应依然存在。可见,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所处城市开通高铁后,由于交通时间成本下降,风险资本会加强对企业监督,从而促进企业创新。     

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

以2010-2015年沪深58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产权异质性角度考察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发现:①非货币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研发投资呈负相关,反映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且高管股权激励能弱化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资的负向关系。挤出效应和弱化效应在投资性金融资产上体现非常明显,而在交易类金融资产上体现不明显;②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弱化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太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或非国有企业均较为明显。不论产权异质性,交易类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均不显著。     

投资者实地调研与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

本文利用2013—2018年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数据,深入探究投资者实地调研对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基准回归表明,投资者实地调研能够抑制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采用分组回归方法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者实地调研的治理效力会受到内外部治理环境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在董事会独立性较强和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的情形下,投资者实地调研对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投资者的异质性会影响投资者实地调研的治理效果,代表调研机构的投资者人数越多,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越低.采用基于企业信息质量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投资者实地调研会通过提升企业信息质量发挥对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的抑制作用.本文将投资者实地调研的研究内容拓展到隐性契约视角,有助于丰富投资者实地调研的治理作用和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的研究内容,完善管理层在职消费外部治理的框架,为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和约束管理层行为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企业资本结构优化浅析

资本结构是企业加强财务管理和公司治理的重要环节,它的设置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决策和长远发展,甚至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资本结构最优化,是从股东的角度对企业经营者提出来的要求,最佳资本结构是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所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