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信号：业绩补偿承诺到期前后的商誉减值研究

以2007—2017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且签订了业绩补偿承诺协议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业绩补偿承诺是否到期为信号,研究信号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的作用。研究发现,在业绩补偿承诺期间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概率和金额均显著高于业绩补偿承诺到期之后,说明信号对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具有正向作用。进一步检验信号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作用机制后发现,具有外部可验证性的信号能够约束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     

商誉减值损失、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费用

近年计提商誉减值的行为屡见不鲜,文章以2012—2018年度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商誉减值损失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没有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审计费用明显上升,且计提的商誉减值损失越多,审计费用越高。进一步考虑内部控制质量的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可以抑制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的正相关关系。此外,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均显著正相关,但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仅存在于国有企业。     

政府审计能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业绩承诺可靠性吗？——基于审计署央企审计结果公告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沪深A股中央国有上市公司2012—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将审计署实施的审计监管事件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中业绩承诺可靠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政府审计的实施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业绩承诺的可靠性水平，这一结论在全部并购重组样本中和剔除业绩达标在5%以内的样本后均得到了有效验证，且经过多种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审计能够通过“监督”效应和“增量”效应促进国企并购重组业绩承诺可靠性的提升，但并没有对未接受审计的同行业企业起到很好的“溢出”效应；（3）在业绩承诺到期后的经济后果上，政府审计显著提升了业绩承诺达标企业的长期绩效表现，同时降低了其商誉减值风险，但对于业绩承诺未达标企业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     

商誉减值影响了企业创新质量吗？

高质量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聚焦于企业创新质量,从商誉减值信息披露视角出发,考察了创新质量的影响因素。以沪深A股2008—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与高质量创新相比,商誉减值对企业低质量创新的负向影响效应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商誉减值通过影响企业盈余管理倾向、信息披露质量和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了企业创新质量。进一步地,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改进、业绩补偿承诺的签订加剧了商誉减值与企业创新质量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在非国有企业、管制性行业企业及外部制度环境较差的企业中,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

审计委员会中海归成员日益增多,其对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有何影响值得关注。基于此,以商誉减值计提为切入点,选择2008—2016年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商誉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试图通过检验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能够显著促进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提高;(2)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越显著;(3)审计质量弱化了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4)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增加审计费用,且商誉减值计提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海归人员经济后果领域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明晰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机理。     

共享审计能抑制并购商誉饱沫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样本,考察共享审计对并购商誉泡沫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并购双方共享审计显著降低了新增并购商誉金额,且在并购完成后,显著降低了并购商誉发生减值的概率以及商誉减值的计提比例。进一步探究作用机理发现,共享审计能够显著抑制并购方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同时,分组检验结果显示,共享审计对并购商誉泡沫的抑制作用主要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情境下成立,表明上述作用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得以实现的。     

债券市场能识别并购后商誉减值的风险吗——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分析

以2010—2019年间发行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债券市场对企业商誉减值信息的传递效率。研究发现:企业商誉减值与债券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并购后计提商誉减值的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更高。与未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企业相比,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企业商誉减值后,债券信用利差会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券市场对并购溢价高的企业的商誉减值信息反应更敏感,而对于使用现金支付进行并购后的企业商誉减值信息则较不敏感。此外,支持企业进行并购的宏观政策效应强化了债券市场对企业商誉减值信息的反应,商誉减值会通过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来增加债券信用利差。结果表明,我国债券市场能识别并传递商誉减值信息所带来的风险,为企业进行理性并购提供借鉴,也对进一步优化完善并购重组制度和防范化解商誉减值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     

异常审计费用与商誉审计稳健性

审计师要求公司及时、充分地确认商誉减值的稳健行为（商誉审计稳健性）,这有助于提高公司商誉信息的透明度。从审计行为的经济动因出发，研究了异常审计费用对商誉审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随着异常审计费用的增加，审计师在商誉审计中表现得更加稳健；（2）异常审计费用对商誉审计稳健性的正向影响在异常审计费用为正时更加明显，并且不能由审计师议价能力所解释。机制分析表明，异常审计费用抑制了公司的盈余管理活动，从而促使公司及时、充分地确认商誉减值。研究还发现正常审计费用对商誉审计稳健性也存在正向影响，审计费用整体上与商誉审计稳健性正相关。总体来看，研究结果支持审计费用的“成本观”。较高的审计收费能够促使会计师事务所提高审计投入，这有助于其识别并抑制公司规避商誉减值的行为，进而提供更为稳健的审计结果。     

审计师选择与业绩承诺精准达标——基于中国借壳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借壳交易中，对借壳方（非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执行审计的审计师可以是壳公司（上市公司）的现任审计师，也可以是新任审计师。以2011—2020年完成借壳上市并签订业绩补偿承诺的我国A股借壳交易案件为样本，检验借壳上市审计师选择对借壳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影响。研究发现，与保留壳公司现任审计师的借壳公司相比，借壳上市交易中选择新审计师的借壳公司更可能在业绩承诺期间精准实现业绩承诺，盈余管理是借壳交易中审计师选择影响借壳公司精准实现业绩承诺的作用渠道。此外，当业绩承诺补偿方式为股份补偿以及借壳交易双方为关联方时，借壳交易中选择新审计师的公司对业绩承诺精准达标的正向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借壳上市交易中选择新审计师的公司更可能在业绩承诺到期后经历业绩滑坡，且大股东更可能在锁定期结束后减持股票。结果表明，与保留壳公司现任审计师的借壳公司相比，借壳交易中选择新审计师的借壳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更严重。     

并购中的业绩承诺条款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以2008—2016年有业绩承诺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并购中业绩补偿承诺条款的设置与兑现对并购业绩的影响，以及并购业绩未达预期产生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设定高增长率的业绩目标对并购业绩完成具有负面作用，采用股份补偿、非累计补偿、减值测试补偿以及双向业绩对赌对并购业绩实现具有积极作用。在承诺兑现过程中，承诺后期业绩目标压力更大，业绩完成率更低。在业绩承诺完成的经济后果方面，本文发现，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并购相对于完成承诺的并购具有更高的股价崩盘风险，进行盈余管理的并购相对于未进行盈余管理的并购具有更高的股价崩盘风险。     

超额商誉是否影响审计意见？

近年来,商誉对经营业绩与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引起广泛关注,但审计视角下的研究相对较少。以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超额商誉对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发现：（1）超额商誉会显著提高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2）中介效应检验显示,经营风险与审计投入是作用路径;（3）异质性检验表明,在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低、制度环境好、分析师关注度高等样本中,超额商誉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商誉减值、未来经营风险与审计师决策

本文以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从审计意见和审计收费两个层面对审计师决策解释,探究未来经营风险和商誉减值下审计师决策受到的作用与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未来经营风险越高的企业越容易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同时承担较高的审计收费;商誉减值比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收费较高;商誉减值显著增强未来经营风险与审计师决策之间的相关性.     

高业绩承诺下企业合并商誉减值研究 ——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高额合并商誉往往伴随着高业绩承诺,其目的是为了有效降低并购溢价风险.同时,高额合并商誉的存在可能会造成管理层利用合并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文章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16—2018年传媒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业绩承诺下传媒行业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业绩补偿承诺会对高额商誉上市公司的合并商誉减值产生显著影响,业绩补偿承诺期对合并商誉减值具有显著影响.     

高业绩承诺下企业合并商誉减值研究 ——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高额合并商誉往往伴随着高业绩承诺,其目的是为了有效降低并购溢价风险.同时,高额合并商誉的存在可能会造成管理层利用合并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文章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16—2018年传媒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业绩承诺下传媒行业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业绩补偿承诺会对高额商誉上市公司的合并商誉减值产生显著影响,业绩补偿承诺期对合并商誉减值具有显著影响.     

审计师会收取并购商誉风险溢价吗？——基于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视角

并购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但近期并购商誉中对未来预期的风险暴露引起资本市场震动。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并购商誉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并购商誉与审计费用正相关,即审计师能够成功识别商誉风险并在审计费用上加以反应,体现出审计制度的有效性。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在并购商誉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考虑外部监督的调节效应,发现机构投资者能调节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的中介效应。     

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并从盈余管理、内外部监督角度探究市场对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判断。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与股价和股票收益负相关,说明投资者对发生商誉减值的公司给予负面评价。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亏损公司的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较低,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高的公司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较高。上述发现表明,商誉减值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且其价值相关性的高低受到盈余管理动机和内外部监督机制的影响。     

商誉减值对企业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2—2019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分析了商誉减值对企业审计意见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盈余管理强度的中介效应和企业净资产纯收益率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商誉减值规模越大,企业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盈余管理是商誉减值与审计意见正相关的中介变量,企业商誉减值伴随着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导致企业更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扣除商誉减值的企业营业绩效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营业绩效越好,相同商誉减值计提规模下的企业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概率更低.     

并购业绩承诺兑现会影响审计意见吗？

以2009—2017年有业绩承诺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并购后业绩承诺的兑现情况对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发现,并购风险会影响审计意见的类型,未完成承诺的公司更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修改业绩承诺后,业绩承诺完成的难度降低,但是并不影响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出具。进一步研究发现,注册会计师对盈余管理的业绩承诺不会调整审计意见类型,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促进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出具。“高估值、高承诺、高溢价”并购的公司在无法兑现承诺时,更可能被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     

ST公司异常扭亏、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 ——基于盈余管理视角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9-2018年间连续两年ST企业的第三年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首先以理论分析的方式对盈余管理视角下ST公司异常扭亏、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关系进行假设,然后利用实证分析的方式对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会加剧审计风险,出于盈余管理动机的商誉减值对审计风险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ST公司异常扭亏会加剧审计风险,出于盈余管理动机的ST公司异常扭亏对审计风险的加剧作用更为显著;ST公司异常扭亏正向调节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间的相关性,出于盈余管理动机下ST公司异常扭亏对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     

审计报告改革提升了IPO企业质量吗？——基于公司上市后业绩变脸的视角

IPO审计对从源头上提高上市企业质量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基于2014—2021年我国IPO企业样本数据,从业绩变脸角度,实证检验了审计报告改革对提升IPO企业质量的作用及影响路径。研究显示：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抑制了IPO业绩变脸,且主要通过披露的事项数量、收入和减值事项产生积极影响;相比较而言,披露收入事项的作用效果要强于披露减值事项;进一步研究发现,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会通过抑制盈余管理来抑制IPO业绩变脸。研究结论丰富了审计报告改革市场影响的研究成果,对在把好资本市场“入口关”中进一步发挥独立审计的作用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