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2005—2009年中国与51个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源禀赋、技术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外资开放度及与中国的贸易联系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汇率水平和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促进和优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建议。     

出口经验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从微观角度探究企业出口经验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模型表明,企业利用出口经验减少信息摩擦从而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门槛。利用2000—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发现：出口经验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在东道国直接投资的概率,且在企业更加需要市场信息的场景中起作用：出口经验不仅能促进贸易型投资、研发型投资以及绿地投资,还能促进民营企业的投资行为;在排除了企业运输成本以及贸易风险规避的替代性假说后,可以认为出口经验通过缓解信息摩擦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为运用我国出口优势,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提高对外开放韧性提供了启示。     

东道国金融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

本文使用多值选择模型，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中国企业越倾向于以合资或并购的方式进行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中国企业倾向于绿地新建投资。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对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低的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反之则选择绿地新建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非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机构发展水平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收益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并购的投资模式；相反，则越倾向于绿地新建模式。第三，互联网发展和制度质量对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调节效应。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境投资时要密切关注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情况；中国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加强金融监管、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推进金融创新等方面，以加强与东道国的金融合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金融支持；应根据东道国信息通信技术建设情况和制度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投资政策。     

垂直型和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门槛——基于中国企业层面微观数据的研究

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主要是研究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一定的垄断优势,反而低估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本文在理论建模中放弃了要素密集度同质化的假设,将对外直接投资分为水平型和垂直型,证明了垂直型对外投资的生产率门槛要低于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企业有更多机会从事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采用中国企业微观层面数据的实证检验后发现,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实际上偏重成本导向,对外投资并不像出口一样存在着"生产率悖论",其生产率要显著高于无对外投资企业。同时,实证检验还进一步证实了理论模型中的假说,即垂直型比水平型对外投资有着更低的生产率门槛,这为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推动企业集群式"走出去"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存在问题研究

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一批中国跨国公司涌现出来。本文认为,中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投资规模继续扩大、投资行业比较集中、投资区域趋于合理、并购投资显著增加等特点,同时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未达到质的飞越,投资增速继续放缓,投资规模仍滞后于中国经济发展,对外直接投资OND指数还很低。本文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治理结构如何影响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对欧盟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对欧盟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从所有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和管理层激励三方面研究了治理结构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国有股比例较高、监事会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绿地投资;高管报酬总额比例较高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并购;独立董事比例较高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合资.此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企业更倾向于并购或合资;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绿地投资或合资;而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对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没有显著影响.文章对于如何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研究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不仅影响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文章采用2005-2011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基于neighbor与kernel倾向分值匹配方法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学习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技术水平。考虑到投资区位及企业投资动态的差异,文章对境外投资企业进行细分后发现,投资于发达国家的企业比仅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拥有更强的学习能力,而持续对外投资的企业获得了更高的生产率及技术溢价。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替代还是促进了出口?针对该问题,本文利用数据匹配法为2005—2007年1498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对照组,运用倍差法(Different-in-Different,DID)实证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经过检验本文有如下发现:第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企业出口;第二,与其它投资动机相比,商贸服务类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第三,与其它东道国相比,投资高收入国家的"出口效应"最为明显;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型;第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增加了出口的深度边际,也扩展了出口的广度边际。因此通过本文的微观数据检验,深化了对该问题的认识。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增加,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性不断增大。本文通过对微观数据分析得出,国有农业企业投资更倾向于发展中国家,而民营农业企业投资更倾向于发达国家,进而提出如今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路径分析——基于文化差异、交易成本和投资动因的综合模型

从文化差异、交易成本和投资动因3个方面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路径进行了分析,运用独立样本检验和逻辑回归方法对中、德投资者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投资者选择的FDI进入模式和经营模式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并购和合资模式下的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以及绿地投资和独资模式下企业外部交易成本增加。指出:企业应对文化差异带来的内、外部交易成本进行权衡,结合FDI的投资动因正确选择投资模式。     

跨国投资与创新绩效——基于对外投资广度和深度视角的分析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区位布局呈现出市场多元化以及嵌入东道国市场程度不同的特点,这一情形导致"逆向溢出效应"的条件有所区别。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回答了对外投资广度与深度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对外投资广度对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外投资深度的作用呈"U型"变化;(2)制度多样化程度正向调节对外投资广度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而对对外投资深度与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较弱;(3)对投资目的地以及企业异质性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制度距离方向、区位以及经济发展类型会左右对外投资广度和深度的作用,不同投资动机和所有制也会影响两者的作用。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效应"理论的研究边界,也为政府和企业如何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提供了理论参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化偏好——来自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区位偏好,探究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话题。本文基于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事实,从非正式制度出发,以文化偏好为切入点,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偏好提出了一种新的微观解释。结果发现：企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其更愿意选择在儒家文化圈国家投资;在运用安慰剂、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揭示,规避投资风险和降低管理成本是企业选择在儒家文化圈国家投资的内在驱动机制。本文还发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在增加企业在儒家文化圈投资中存在互补效应。此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文化偏好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中,而在国有企业中并未找到相关证据。本文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偏好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     

中国对外跨国并购投资的现状与潜力

随着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开放政策已经从单纯的吸引外资转向鼓励国际投资的双向流动,支持有条件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对外跨国并购为手段获取国外的技术、资源与市场,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文章对中国对外跨国并购投资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对外跨国并购目前尚还处在初级阶段,在国际并购市场上的地位偏低,并明显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展望未来,中国跨国并购巨大潜力。     

关于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思考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在我国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国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有实质意义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21世纪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加快的迹象。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28．5亿美元,相当于中国1982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65倍,相当于1990年的3．4倍。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高速增长导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迅速扩张,截止2003年底,     

对外直接投资动因

自2005年以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数量急剧增大.中国企业对外脚步的加快也与其动因密切相关.本文在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的基础之上,从国内外两个方面来具体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以全球资源竞争为背景,选取2003～2010年中国资源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相关季度数据,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修正形式为基础,采用Johansen协整的方法,对中国资源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资源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非常小,中国资源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粗放式资源争夺阶段,无法有效吸收国际先进技术,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人力资本吸收能力弱以及投机套利机制的广泛存在.     

“引进来”是否促进了“走出去”?——外商投资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在中国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齐头并进以及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背景下,本文构建了一个2004—2013年的企业层面微观数据集,研究"引进来"对中国内资企业"走出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引进来"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外商投资的水平溢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效应均会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外商投资对内资企业对外投资的外溢效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以及考虑了内生性情况下都是成立的。进一步地,外资溢出对企业向中、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影响较强;对于商贸服务型、研究开发型、垂直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本文发现外商投资在直接促进内资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还通过提升内资企业生产率水平,间接推动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本文的结论对促进中国双向投资升级以及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较重要的政策含义。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母国就业?——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论文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机制,然后利用微观企业层面数据,经验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就业人数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次数越多,对国内就业的促进也越明显。其促进效应并不受企业所有制类型、投资目的地收入水平的影响。不同投资动机类型对就业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企业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的就业效应受行业类别的影响,而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的就业效应,受投资目的地国家收入水平、中间品进出口以及最终品进出口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基于2005-2016年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双重差分检验

本文采用目前可获得数据中较详实和准确的2005—2016年《全球企业绿地投资数据库》,运用事件评估的有效识别方法——双重差分法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进行全方位的评析。主要结论是: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的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项目数增长幅度达32%左右,且一系列的有效性和稳健性检验均表明这一促进效应显著存在。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积极促进效应通过"五通"实现,即设施联通、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再次,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地理上,"一带一路"倡议更显著地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与中国邻近"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增长,且对高政治风险经济体的投资不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从投资动态来看,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主要表现为集约边际的扩张,即主要带动已有投资基础或投资项目经济体的投资增长。此外,基于三重差分估计的结果看,在行业上,该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相关领域;在投资来源上,该倡议尚未对"一带一路"重点省份产生显著的投资促进效应。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对外投资的特征与前景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分析了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并展望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和层次发生了很大变化,投资结构得到改善,质量有明显提升。中国企业顺应国内经济转型,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并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自主产业价值链。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驱动和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将保持快速增长。同时为政府制定政策和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