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兑现碳中和承诺,有待于绿色技术的进一步创新。针对这一目标,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为了检验智慧城市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基于2006-2018年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和倾向得分匹配相结合（PSM-DID）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主要通过财政科技支出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在低金融发展水平、低外向型经济水平和高人力资本水平下,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对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推动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环境质量文献综述

中国财政分权式改革为地方政府竞争提供了经济激励,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研究区域环境质量是一个前沿问题。文献归纳了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影响区域环境质量的理论机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已有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对中国的区域环境问题及治理,需要结合财政分权,深入分析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机理及其背后的制度因素。     

环境分权、环保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一个有调节的多重并行中介模型

“双碳”目标下，加快绿色低碳发展将给企业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制定合理的环境管理体制、加大环保投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中国2011—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从环保投入视角，采用有调节的多重并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适度的环境分权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过度环境分权体制下的激励扭曲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约束促使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曲线更加陡峭，适度的环境目标约束正向调节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过度的环境目标约束促使倒“U”型曲线拐点前移。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环保投入、企业环保投入在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同时，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约束会强化政府环保投入在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环境事权和管理权结构性改革，完善环境事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     

中国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理论与实证——基于省级静态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笔者利用我国30个省1999年～2010年面板数据,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存在正相关关系,分权度的提高不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这也说明了财政分权可能会降低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的管制力度.同时笔者还发现,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和上一期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将加重本期环境污染程度,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     

我国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采用1998~2011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以收入分权度和支出分权度为财政分权衡量指标,以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为环境污染指标,以人均GDP、工业化水平和FDI等为控制变量构建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以收入分权度,还是以支出分权度来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都与环境污染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财政分权度的提高对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支出分权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要大于收入分权度,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度的提升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要大于西部地区。研究还发现经济与环境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全国和东部地区成立,在中西部地区不成立。对于各个控制变量,它们在不同的样本条件下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也有所差别。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对财政分权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一种可能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即财政分权通过改善地方治理水平进而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利用1999-2007年各省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省份,制造业中对治理水平要求越高的行业增长越快.这个结果证实了财政分权通过改善地方政府治理,从而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的假说.本文的研究说明为了促进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应适当增加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比重,扩大地方政府分权程度.     

土地资源错配、空间溢出效应与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系统探讨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3-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表明地方政府以低价大规模供应工业用地的行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不利影响；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说明土地资源错配不仅抑制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还对周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意味着土地资源错配引发的空间溢出效应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中发挥了重要的抑制作用；土地资源错配对不同区域城市、不同规模城市以及不同资源禀赋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对特大城市的影响显著为正，对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影响显著为负；且抑制了资源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但对非资源型城市的负向影响尚未凸显。     

城市扩张、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基于26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3年26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城市扩张、财政分权及其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城市人口密度衡量的城市扩张显著降低了环境污染,以建成区面积衡量的城市扩张显著加重了环境污染;随着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人口城市化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不断增强,但是空间城市化对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仍表现较强的持续性;随着人口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财政分权由加剧环境污染向遏制环境污染方向转变,而在空间城市化的不同阶段,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均保持稳定的负相关关系。     

实质性转型还是策略性回应——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绿色并购是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转型还是沦为策略性回应的工具?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采用内容分析法手工收集重污染企业2007-2019年的绿色并购数据，运用多时点PSM-DID方法检验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并购有效激励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熵平衡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虽然绿色并购会消耗企业资源，但企业可以通过从内部挤出其它技术创新和从外部享受更多绿色创新补助两种途径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资源支持。此外，绿色并购还具有改善媒体评价、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和提振投资者信心等溢出效应。上述证据表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并非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可以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和绿色印象管理的“双赢”局面。拓展性分析发现，在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强和媒体监督较为健全的地区，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绿色并购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同时，可为碳中和背景下重污染企业如何通过绿色并购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西部省区的数据

基于2007—2017年中国西部地区11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采用广义钜估计法(GMM)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环境污染存在严重的"滚雪球"效应和治理的滞后性,且结果具有稳健性;财政分权加剧了西部地区环境污染水平,且财政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大于财政收入分权。通过分析发现控制变量中经济增长能够优化环境质量,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右半部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会加剧环境污染水平且结果具有稳健性;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考虑环境污染滞后期后逐渐由显著的正向影响转变为影响不显著,说明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不利影响逐渐减弱。据此,提出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坚持绿色发展、完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机制的建议。     

绿色发展目标下智慧城市建设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绿色发展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助力城市降碳增效。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机理和内在机制,并将中国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9年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智慧城市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碳排放效率,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可以提升周边城市的碳排放效率;(2)智慧城市主要通过增强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数字产业发展以及优化资源配置三个方面提升碳排放效率;(3)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完善、城市规模大、碳排放水平高的城市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为进一步推进新型绿色智慧城市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的分析

在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本文分析了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机理,并利用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省以下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门限效应。结果表明:当老龄化水平较低时,纵向的财政分权可以促进人口大量迁入,而地方政府间横向财政自主度差异程度却对流动人口规模表现出显著的负面影响。当老龄化水平超过门限值后,政府间横向差异和纵向财政分权收入指标的影响不再显著,但财政分权支出指标对人口流入产生明显抑制作用。中央政府应根据各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进行地方政府间财政改革,并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和调整落实人口老龄化政策等措施,进一步提高人口流动性。     

财政分权与官员腐败——基于1999-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9-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地区腐败水平的决定因素,并特别关注财政分权的反腐作用。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影响地区腐败机制的多元性,财政分权能够通过推动政府规模膨胀和支出结构扭曲而加重地区的腐败水平;而在控制政府规模和支出结构的前提下,财政分权则能对地区腐败水平产生抑制作用。同时,地区人均GDP、受教育年限和开放程度都是影响地区腐败的重要因素。最后,还尝试性地给出反腐倡廉的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融资成本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检验。以2012年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印发绿色信贷指引的通知》为自然实验，使用2007—2021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影响机制来看，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提高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加权平均资金成本以及降低权益融资成本渠道影响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同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内部控制对绿色信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财政分权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关系——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2001—2014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矩估计实证分析方法,通过支出角度和自有收入角度来构建财政分权指标体系,探讨财政分权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效果。研究结论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地区层面来看,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与全国作用效果保持高度一致。中西部地区作用效果则不然,该地区的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高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最后,依据实证结论提出政策启示。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在中国经济进入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关键。众多考察绿色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中,鲜见从宏观电子商务发展视角考察其对微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选择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电商示范城市建设这一信息化冲击能够显著降低试点地区企业内部管理性交易成本和外部市场性交易成本,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电子商务普及与应用对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和非资源型城市,以及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电子商务对服务业交易成本的节约效应大于制造业,对外部交易成本的节约效应大于内部管控成本。     

财政分权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财政分权对绿色增长的有力支持是实现新时代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保障。文章选择2000—2015年29个省(自治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矩估计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全国及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对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2)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最后,依据实证结论提出政策启示。     

地方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利用2001—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横向政府竞争与纵向政府竞争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省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纵向竞争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着“U”型关系。此外,纵向政府竞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的纵向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可知,横向政府竞争在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而纵向政府竞争的空间溢出效应则不明显。研究结果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型、构建横向财政协调机制和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弹性调整央地之间的财政分权比重、营造良好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产业发展环境提供了启示。     

高管绿色认知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战略认知理论、产业政策理论，分析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探究整个研究路径在环境规制下的作用边界。对2012—2019年深沪A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绿色认知正向促进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绩效存在U型关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正向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绩效发挥U型中介作用；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环境绩效发挥线性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经济绩效间的U型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环境绩效间的线性中介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中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吗

鼓励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构建绿色“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检验与内生性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依旧稳健。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增加环保支出、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增加逆向知识溢出3条中介渠道,间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内陆节点城市、低清洁行业以及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结论对政府制定外贸与绿色创新政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