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来源与农村居民消费:基于面板数据的结论与启示

笔者利用全国31个省、直辖市1997年～2006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发生改变时,工资性收入取代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拉动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动力;财产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转移性收入则具有乘数效应.笔者针对目前全球经济危机形势,提出了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拉动内需的相应政策建议.     

城市化进程、空间溢出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2002-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在促进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却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基于此,文章选取了2002-2012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自相关性检验和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从表征与保障两个方面考察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虽然相关程度逐渐减小但仍非常显著;人口非农化、固定资产投资与政府能力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消极影响,而产业结构、城市建设用地与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影响,且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即邻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会对本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最后文章针对城市化进程中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提出了对策.     

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实证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本文基于1978-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探讨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城乡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城乡收入不平等加剧了消费不平等.研究结论表明,要缩小城乡收入和消费不平等,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推进城市化进程,适度引导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示范效应".     

居民资产、财富效应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

现代消费理论认为财富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并且各种财富形式对消费水平影响不同.对我国居民资产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股票资产在长期对居民消费有负向影响.财富效应微弱,而房产财富对居民消费的正向效应比较明显,刺激消费作用较强.当前财富效应的产生与我国股市发展不稳定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特性相关,而个人可支配收入和储蓄仍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     

山东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法分析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已经被社会广泛关注,交通基础设施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09-2018年山东省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以城市化水平为中介变量,研究了山东交通基础设施及其他变量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与机理.研究表明:一是从山东省整体来看,交通基础设施可通过促进城市化水平提升,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二是对不同地区而言,鲁中、鲁西南、胶东半岛等地交通基础设施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用效果显著,而鲁西北地区则作用效果相反;三是只有鲁西南、鲁中地区中介效应显著,其他地区无法证明"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化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此中介效应;四是其他控制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根据不同区域而作用机理与效果不同.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空间效应的检验

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敏感性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具有空间效应,本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受到相邻近地区消费水平的影响.据此对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人口城市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城市化是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必由之路。城市化对消费增长产生收入效应、示范效应、扩张与循环累积效应等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带动了消费需求增长。因此,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提高人口城市化率是增加我国消费需求的根本途径。     

我国城市化对就业影响效应分析——基于1978-2010年的经验数据

利用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对我国城市化对全社会就业总量、城镇就业量和乡村就业量的长期影响效应及动态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城市化与各就业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城市化无论对我国就业还是对城乡就业均存在正向效应,但对城镇就业的推动作用要远大于对乡村就业及全社会就业的推动作用;我国城市化对就业的中短期影响效应与长期影响效应不一致;在中短期内,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对城镇就业的影响程度相对长期而言要较弱,而对全社会就业和乡村就业不仅不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反而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最后,分析了导致上述差异的原因,并就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如何有效提高我国就业水平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口城市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城市化是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必由之路。城市化对消费增长产生收入效应、示范效应、扩张与循环累积效应等影响。实证分析也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带动了消费需求增长。因此,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提高人口城市化率是增加我国消费需求的根本途径。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金融新业态的发展对农民收入水平与增收渠道产生深远影响,能够促进本地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但对周边地区农民收入的溢出、扩散效应还未显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来源的影响途径与作用效果各不相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提升,但无法推动资产性收入的提高.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增收的主要渠道是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机会与工资水平来间接促进农民增收.因此,应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力度,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以吸纳农民实现稳定就业,提升中心城市对其周边地区农民增收的涓滴效应,并提高农民金融素养来促进农民资产性收入.     

“铸币税效应”还是“财富效应”

本文考察地方政府各种类型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的效应分为铸币税效应和财富效应,铸币税效应反映了地方财政支出通过征收铸币税来融资而影响价格水平,而财富效应反映了地方财政支出通过居民金融财富和人力财富的变化以及私人投资的收益率影响总需求和价格水平。回归结果显示,1980～1993年和1994～2006年两个阶段政府支出的“铸币税效应”和“财富效应”都有所下降,这与分税制前后通货膨胀率的结构性变化具有一致性,其原因是地方政府资本支出导致对私人投资具有更强的“挤出效应”。一般支出的私人边际预期收益降低,以及“分税制”使得中央政府具有更强的地区收入分配调控能力,降低了财政支出的铸币税效应。     

A Reexamination of the Wealth Effect and Uncertainty Effect

In an influential article, [Romer, C. “The Great Crash and the Onse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5, 1990, pp. 597–624.] estimates the magnitudes of the uncertainty and wealth effects. She reports that before and after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uncertainty effect has a large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durable good production, while the wealth effect is negative but negligible. When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change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 model with respect to the amount of time necessary for stock returns to translate into changes in consumption, they reach the exact opposite conclusions that Romer does. Specifically, when the authors allow consumers 12 or more months to alter consumption behavior, rather than Romer's three, stock price uncertainty did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durable goods production before, during, or after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authors also find that stock market returns from the previous year have a positive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urable goods production, indica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wealth effect.     

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差异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FDI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起着关键作用,而FDI来源国差异性也日益成为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本文对FDI来源国进行了5组划分,同时基于全国总体,东部、西部、中部三个区域和中国南北方地区,分别研究了该因素差异性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得出了相关结论.     

产业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协同集聚作为现阶段产业发展的主要组织方式，对区域经济和生态均存在多方面影响。环保产业与一般制造业共聚是产业协同集聚的一种细分模式，通过对比其与一般协同集聚在动因、效应和关联方式等方面异同，依据其显著的生态闭环功能和环境正外部性特征，将其命名为生态化协同集聚，并基于2013—2019年短面板数据，采用杜宾模型（SDM）考察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生态化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总体呈现U型特征，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沿海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程度较高，对绿色经济效率已形成有效促进作用，而内陆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水平较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表现为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对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结论可为生态化协同集聚促进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创新的甄选与培育效果——不同区域环境视角的检验

以创业板企业数据为样本,使用Logit模型及工具变量法,研究不同区域环境下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事前甄选与事后培育作用,并对其机制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经济区域对政府背景风险投资行为影响有限,与非核心发达地区相比,金融发达地区的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表现出差异性甄选行为,但却有更好的事后培育作用,而且这种培育作用会随着地区投资环境优化而增强;②行政区域对政府背景风险投资行为影响显著,与异省投资相比,本省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事前甄选具有显著优势,但对被投企业后续创新投入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这种作用会因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占有董事会席位而加大。     

NPO宏观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NPO的发展时间不长,但发展速度很快.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整体发展规模与宏观经济发展存在良性互动: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整个第三部门的发展,而后者对宏观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得出重要结论:NPO对宏观经济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直接创造的产值上,还包括一些不容忽视的隐性产值或者隐性贡献.从其总体发展来看,前途是光明的,但任重而道远.     

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

本文探讨政治关联缓解民营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的微观作用机理。经验证据表明,政治关联确实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其核心机制在于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政治关联能够起到信号发送功能,降低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这就是政治关联的信息效应;同时,政治关联有助于强化民营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切实提高企业的未来总收益,这就是资源效应。经验研究还表明,资源效应占主导地位,政治关联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关键在于资源效应。因此本研究的一个直接政策涵义就是,要解决目前民企融资难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要构建公平的市场环境,消解政策性歧视,给予所有企业同等的资源获取机会。     

董事网络与融资约束: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

作为信息和资源的特殊载体,董事网络具有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双重优势。本文从融资约束视角证实了董事网络的双重优势。研究发现,企业嵌入董事网络可以凭借网络位置优势缓解其融资约束,这种缓解作用源于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两个渠道;然而,网络位置差异会影响上述渠道对融资约束的缓解程度,具体表现为,中心位置以资源效应为主,结构洞位置以信息效应为主。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心位置和结构洞位置仅对民营企业发挥显著作用,对国有企业的作用不显著。因此,网络位置是企业尤其民营企业构建董事网络时的首要考虑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