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考察了金融深化程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制度因素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利用1997-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在经济转轨的条件下,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呈倒U形变化.目前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尚处于转折点的左侧,故而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积极影响;(2)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有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除了直接作用外,外资还会和金融发展交互作用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影响.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彼此加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外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而随着外资规模的增加,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也得以强化.     

货币政策外生冲击与国际直接投资流动

本文基于企业跨国生产决策行为，通过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汇率内生变化条件下货币政策冲击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根据1980—2018年国别面板数据构建的PVAR模型和根据中国数据构建的VAR模型的研究显示：第一，汇率渠道是货币政策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流动的关键机制，东道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冲击会通过影响其货币对外贬值进而促进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第二，汇率制度和资本账户管制是影响货币政策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动效应的重要因素，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账户管制降低了货币政策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汇率制度作用于货币政策冲击对汇率变动的影响，资本账户管制作用于汇率变动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第三，中国货币政策冲击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幅度更大，国际直接投资投入对中国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速度更快且持续时间更长，货币政策变化是解释中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变动的重要因素。     

国际资本流入动因:全球性、区域性还是异质性

基于43个国家金融与资本项目下贷方数据,利用动态分层因子模型将国际资本流入的波动来源分解为全球因子、区域因子与国家异质性成分,测算不同层级动因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异质性因素作用最大,区域因素次之,最后是全球因素。此外,各层级因素的影响体现出资本结构、地区结构及经济体类型的差异性。从资本结构看,全球因素主要影响证券投资,异质性因素主要影响直接投资;从地区结构看,全球因素对欧元区经济体资本流入的影响最大,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济体资本流入的作用最小;从国家类型看,异质性因素对发达经济体资本流入的影响要小于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的影响,全球因子对两类经济体的影响程度则相反。     

全球不确定性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跨国经验证据

文章从投资者预期决策视角构建理论模型，以2001—2021年122个经济体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全球不确定性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全球不确定性上升降低了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且持续时间较长；（2）国内不确定性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未造成显著影响；（3）一国金融发展水平以及以出口为代表的贸易开放程度可以缓解全球不确定性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负面影响；（4）异质性分析表明，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高国内信贷水平可以降低全球不确定性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负面影响。所以，旨在降低全球不确定性的政策可以促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一国也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扩大出口、加大资本账户开放等措施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流入。     

当前我国资本大规模流入问题及对策

我国自加入WTO后至今,资本流入规模猛增,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流入国.综观入世后我国资本流入状况,呈现出资本流入规模快速增长、非直接投资资本流入及占比显著增加、国际热钱流入增多、外资大量流入与内资大量外流并存等特点.大量流入的资本特别是其中的投机性资本,对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包括加剧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影响我国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助长国内房地产泡沫化倾向、加大国内银行体系的潜在金融风险,以及短期外债大量增加、形成国际收支风险等等.因此,必须坚持分类管理原则,构建资本流入管理新思路;必须转变政策导向,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均衡;必须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必须鼓励科技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基于1994-2007年的实证研究

在对相关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和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之上,本文构建了影响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理论模型,并对1994-2007年我国国际资本流动进行协整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论表明,良好的宏观经济态势,人民币汇率以及中外真实利率差异与我国国际资本流动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是国际资本流入的Granger原因.因此,本文建议应该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减缓国际资本大规模的流入,同时进行适当的制度安排引导国际资本的流出.     

国际游资对中国资本市场影响的实证分析——以中国A股市场为例

全球金融一体化加剧了国际游资的跨国流动的速度,对我国经济的负效应无疑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其流入我国后将何去何从,是否会流入金融市场,并威胁着资本市场的稳定?文章按照通常的研究思路,量化地估算了国际游资的规模,并以中国A股市场为例,研究了其对股票价格及股市规模的影响.结论认为,国际游资有一大部分流入了中国的资本市场,壮大在中国A股市场的规模,但并未对股价产生显著影响     

利率政策和汇率制度的非协调与双重危机——理论分析及经验研究

利率和汇率的相关性是利率政策和汇率制度协调的理论依据.利率市场化和固定汇率制度的组合是一种非协调的利率政策和汇率制度的政策组合.在这种政策组合下,高利率政策和固定汇率制度的隐含担保所滋生的金融道德风险会产生叠加效应,在促进国际资本流入的同时,增加金融机构的货币错配,在长期内会引致双重危机,进而影响一国的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     

资本账户子项目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跨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1995～2013年47个国家(地区)27842家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资本账户子项目开放对以研发投入度量的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和股票资本流入显著提高了东道国企业的研发投入,而债务资本流入则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均成立。研究进一步发现东道国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可以加强FDI和股票资本流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影响,同时抑制债务资本流入的负面效应。本文从跨国视角考察了资本账户子项目开放对东道国企业创新的影响,为理解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来自企业创新活动层面的新经验证据,也为一国加快金融开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依据。     

我国金融发展的资本部门分配效能分析

我国国有经济部门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效率不同。影响资本部门分配的金融发展因素主要是金融结构发展。优化金融结构发展、提高金融发展质量、促进资本部门分配效能构成了金融发展的核心，而优化金融制度设计是提高金融发展质量的基础性条件。     

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及对策思考

在对福建省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可操作的“三层次四模块”诚信意识培育新模式,推进人本化管理理念的渗透,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诚信意识培育的目标。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规制、腐败与规制改革

文章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经济租诱发寻租活动,对规制权力监管的缺陷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harmonies and dissonances

Abstract

Proofs are given that only singularly can real 1750 – 2007 competitive price ratios be ‘natural', in the sense of being invariant under changes in demand tastes. Proofs are given that both 1750 – 1870 discrete technologies or 1890 – 2007 continuum technologies, with convexity properties sufficient for arbitrage-proof supply-demand equilibria, will be ‘intertemporally Pareto optimal', immune to leaving any deadweight (inefficient) losses on the table. Sraffa (1960), ignoring the vast post-1945 linear and non-linear programming mathematical literature of Danzig, Kuhn-Tucker-Bellman, von Neumann, Ramsey literature does not quite arrive at attainable distribution solutions. Where it tolerates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there can be no competitive equilibria. When its matrix equations do obey first-degree-homogeneous functions, the book's stress on Basics or non-Basics is an irrelevancy leading to bizarre novel interpretations of Ricardo.

Old age overtakes us all. Alas, Sraffs's proposed critique of twentieth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know.     

科学技术与人权

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当它一旦误用和滥用,会给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产生致命威胁,损害人们的人格权和隐私权,也可能对人的社会权利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有效监控和防范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提高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人权意识;迅速建立对新技术的技术监测﹑早期识别以及警报系统。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utilising the 1995 National Health Survey (1995 NHS) and the 1997 National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dults (1997 SMHWB) data sets. Three indicators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re adopted. The first is a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easure derived from responses to questions included in the 1995 NHS on time felt down, happy, peaceful, and nervous (the SF-36 mental health scale). The second indicator relates to diagnoses of mental disorders including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ffective disorders and anxiety disorders. Our final indicator relates to suicidal thoughts and plans and (unsuccessful) suicide attemp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measures, unemployed persons exhibit poorer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utcomes than the full-time employed.     

制度、创新与欠优势地区的经济复兴

创新和经济地理这两个迄今不同学科之间日益增强的融合趋势具有潜在的理论影响。通过“知识区域”这一角度，本文考察了两门学科的融合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意义。并利用进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交互式创新模式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作者通过对新的欧洲区域发展政策的考察，并结合威尔士地区创新实施规划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这种交互式创新模式的政策意义。最后，文章对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批评性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