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对中国收入不平等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发现,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它对农村居民和低收入者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大于城市居民和高收入者。此外,收入不平等除了自身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外,还通过社会犯罪间接地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住房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

本文基于保障性住房供给与居民居住体验互动的视角,综合运用可行能力理论和顾客满意度理论,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对我国保障性住房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将居民福利认同、能力空间上的住房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中,构建了三者间的影响关系,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条作用路径;保障性住房的住房品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即住房品质的改善未必会带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保障性住房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显示出明显的福利效应;住房满意度在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最后,从综合供给体系、新型分配模式、信息管理制度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四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环境不平等降低了居民幸福感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将省级、城市数据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微观数据相匹配,在测度环境基尼系数基础上,采用Probit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环境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工业废水测度下的环境不平等显著降低了居民幸福感,而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粉尘测度下的环境不平等却显著提高了居民幸福感。环境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区域和城乡异质性,环境不平等对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工业废水测度下的环境不平等对城镇居民的影响比农村居民大,工业废气则相反。在环境不平等影响幸福感的路径中,经济增长和健康状况是重要的作用机制,经济增长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健康状况只发挥中介作用。因此,加强环境治理,统筹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坚持经济建设与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对新时代中国政府提高居民幸福感,走出“伊斯特林悖论”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市住房不平等的空间特征分析

住房及其不平等是中国居民自古以来所关注的问题,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更需重视。利用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的个体微观数据计算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人均住房不平等程度,并运用空间统计和回归分析发现城市住房不平等呈现显著的时空演化特征。总体上住房不平等程度先上升后下降,但四大板块、南北方和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东北地区的住房不平等程度最低。东北和华北地区城市住房不平等有显著的低值集聚特征,东南沿海地区有显著的高值集聚特征,但具有空间集聚特征的城市逐渐减少。同时,经济发展与住房不平等呈“倒U型”关系,而不同区域城市经济发展与住房不平等的相关性样式存在差异。     

住房与幸福感:从住房价值、产权类型和入市时间视角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北京、上海、深圳和成都4个城市的微观调查数据,从产权类型、住房价值和入市时间三个角度分析了住房对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家庭自有住房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住房价值对有不同购房需求家庭的幸福感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第二,住房制度改革带来了城市居民住房财富的初始差异,使得不同产权住房的市场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存在不同.房改房的单位市场价值对幸福感的贡献要大于商品房,而商品房的区位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贡献更大.第三,在中国城市住房市场过去十余年发展历程的特殊背景下,家庭越早拥有住房,所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和其自身的资产增值效应表现得越充分,居民的幸福感越高.这些实证发现对于理解住房的社会价值,特别是其对于民生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含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社会流动影响居民幸福感吗——来自中国转型期的经验证据

利用CGSS数据分析我国社会流动、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论显示:(1)与父代的职业地位相比,子代向下的社会流动将会显著降低其主观幸福感,而向上的社会流动并没有显著地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2)机会不均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十分显著,它与向下社会流动的交互效应对居民的幸福感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意味着机会不平等感知增强了社会不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匹配后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机制和效应。基准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整体上能够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但不同类型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高收入群体和不健康群体,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主要通过降低城市的客观环境污染、降低居民感知的主观环境污染和增强居民对政府满意度来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度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客观评估城市层面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居民主观福利效应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也为实现环境治理和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双赢”目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支出偏好与居民幸福感——基于分税制后的中国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CGSS2006年的数据,考察财政分权、政府支出偏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不过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亲贫式支出的大小;财政分权对中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高收入者以及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并非显著异于零;财政分权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以及非民族地区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东部、发达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对民族地区的影响为正.     

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发现,对房产而言,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推动家庭参与房产投资,并增加家庭在房产上的配置;对储蓄而言,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不仅会降低居民参与储蓄的动机,而且会同时降低其持有比重;对股票而言,主观幸福感对居民参与动机影响不显著,但家庭开始股票投资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提高家庭参与股票选择的深度。居民主观幸福感可以与人格特征形成影响机制,从而影响居民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比重。     

谁是幸福的?——个体特征、外部环境与主观幸福感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而个体特征与外部环境是理解幸福内涵的两个核心维度。本文从个体特性、个体状况、社会活动以及社会环境等四类因素出发考察了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来看,与个体特征相关的年龄、性格、收入与健康等因素,以及与外部环境相关的对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评价及对民主化进程的满意程度,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着显著的关系。如果不考虑年龄因素,在其他所有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关系的因素中,居民的性格因素的作用高于其他因素。收入因素的边际作用高于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不过相对于其他因素,收入因素和收入不平等因素的边际作用是最小的。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结构剖析与评价——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3年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从“个人特征”社会资本特征”“生态环境特征”“公共服务保障”四个层面构建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结构模型框架,进而实现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剖析与评价.分析结果表明,上述四个层面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潜在传导路径均显著,其中“个人特征”“社会资本特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17和0.29,影响程度较深;“公共服务保障”“生态环境特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09和0.08,影响程度相对较弱.中国政府在制定意在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政策过程中,应加强公共服务建设,同时关注人居环境的改善,进而增强“生态环境特征”“公共服务保障”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能力.     

绿色增长视角下的城市居民幸福感研究——对成都市居民的实证分析

运用2015年8月四川省成都市下辖19个县(区、市)居民"城市居民绿色幸福感调查"的资料,实证分析了绿色增长视角下的城市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居民绿色幸福感存在较为显著的区域差异,主城区的居民绿色幸福感相对最低,而离主城区最远的第三圈层居民绿色幸福感最高。从内部因素来看,成都市居民城市绿色幸福感与居民年龄以及居民收入呈显著的正相关,与受教育水平呈现负相关。从外部因素来看,居民绿色幸福感与绿化覆盖率、空气质量状况、水质状况呈现正相关,与噪声污染、交通拥堵、车辆尾气排放呈负相关关系,而与垃圾处理、工厂数量的关系不显著。基于实证分析,提出了成都"十三五"期间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住房保障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证据

为中低收入居民提供住房保障是政府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让居民拥有更多的幸福感也是政府的民生目标之一.本文结合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组成的混合截面数据,系统考察了住房保障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1)住房保障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在利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并利用工具变量法控制潜在的内...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生活压力与幸福感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较为显著正向影响.与高收入(中东部地区、城镇地区、男性、高教育水平)群体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低收入(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女性、低教育水平)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相对更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生活压力(体现在经济压力和制度排斥压力方面)的路径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居民幸福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数字金融普惠体系.     

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倒U型影响:理论和实证

文章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探讨收入不平等对长期经济增长"先促进后阻碍"的"倒U型"影响.文章首先基于一个拉姆齐模型,从理论上证明这一"倒U型"关系的存在;其次是构建实证模型,根据跨国横截面数据,分别运用OLS和GMM估计方法从实证的角度检验这一"倒U型"关系的存在.实证结果显示:GMM估计方法要优于OLS估计方法,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收入不平等有一个合理区间,如果以基尼系数衡量不平等程度,这一数值处于0.37-0.40之间.当一国初始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最优值时,可以通过提高收入不平等程度来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反之,则应通过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转型背景下的居民主观收入不平等与再分配偏好——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分析

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引起社会普遍不满和对社会稳定构成实质威胁的是居民主观层面所不认可的收入分配格局。本文尝试考察我国居民的主观收入不平等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在将主观收入不平等合理分解为认可的不平等和不认可的不平等基础上,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本文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居民认可的收入不平等与再分配偏好显著负相关,而不认可的收入不平等与再分配偏好显著正相关。此外,公平认知对居民的主观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当前政府的改革应该从消除体制性障碍入手,特别是要消除行业垄断、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等,创造一个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为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制度保障。     

互联网使用的主观福利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居民使用互联网对其主观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显示,使用互联网显著提高了人们的整体幸福感,但对于幸福感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互联网使用带来的影响并不一致:互联网的使用会显著提高人们的工作满意度,但同时会降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影响主观福利水平的作用机制:一方面,使用互联网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灵活性,进而对其工作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使用互联网则可能导致家庭关系的弱化和主观相对收入的降低,进而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     

绿色发展视角下城市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对长三角城市居民的实证分析

该文运用中国绿色发展指数课题组所作"城市绿色发展公众幸福感调查"的调查数据,对基于绿色发展视角下的长三角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各城市居民的绿色发展幸福感差异显著;从内部影响因素看,长三角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与被调查对象的年龄、教育水平密切相关;从外部影响因素看,城市发展特征、城市自然资源禀赋、城市环境和政府绿色行动对长三角城市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     

农业劳动力再配置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马斯科莱尔-拉赞模型的扩展研究和中国经验实证

笔者在马斯科莱尔-拉赞劳动力转移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二元经济背景下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得出劳均产出增长率与初始非农就业比例之间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然后,利用1983年～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到上个世纪末,农业劳动力再配置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作用不显著;2000年以来,劳均产出增长率与初始非农就业比例之间才表现为倒U型关系,农业劳动力再配置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作用才逐步显现.     

信息化对高校知识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在测度中国高校知识创新效率及区域信息化水平的基础上,基于2004—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考虑产业结构升级、政府支持力度、城市化等因素的情况下,实证考察了区域信息化水平对高校知识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其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信息化对中国高校知识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信息化和知识创新效率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即随着信息化水平由弱变强,其对知识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呈现出"先提高后降低"的趋势;从空间维度看,东部地区信息化与知识创新效率之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而中西部地区信息化与知识创新效率之间未形成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倒U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