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文化视角下的家族企业及其制度变迁

在我国采邑制的信息体制和以家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制度环境下，理想的企业治理模式有时是家族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家族式企业可以一成不变，面对着制度变迁，家族企业面临着制度创新的压力和挑战。     

论家族制企业的制度创新

家族制企业向社会化转化经历了三个阶段 :企业家族化阶段、家族企业化阶段和超越家族化阶段。中国的家族制企业已基本完成了创业阶段 ,正在进行“发展结构”的转型 ,家族制企业的制度创新势在必行 ,应从产权制度、组织制度、用人制度、管理制度、企业文化五个方面着手进行。     

家族制企业变迁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对应家族企业生命周期的三个阶段，构建从所有权结构、控制权分配和治理结构三维度分析家族制企业制度变迁的一般性框架。运用这一框架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中国家族企业整体上正处于准古典家族企业阶段。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约束条件的逐渐改变。家族企业也必须不断地做适应性的调整才能生存、发展。     

现代家族制企业治理模式——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及其目标模式选择的探讨

本文探讨了不同企业形态下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适生性与动态性及其局限性引致的变迁动力与意愿,阐明了在不失去控制权的前提下由封闭的家族式治理向开放的现代家族制企业转变的必然性与客观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当代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演进的目标模式——现代家族制企业治理模式,并就其适宜性与可操作性进行了分析。     

海外华人家族企业治理特征及其对国内相关企业管理的影响

家族企业理论在国内外的发展受到不同的综合背景影响,体现出不同的学科发展进程和特点,但国内外的华人家族企业仍存在一些共性。海外家族企业跟市场经济环境的适应和转型比国内更早,特别是特定法制背景下的公司治理模式特色值得研究和借鉴。总体上看,家族企业向更广社会资本的开放,以及结合社会文化与法律背景来改善家族制是家族企业实践和研究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对于正处在二次创业和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国内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也有明显的借鉴意义。     

家族企业、信息体制与治理结构

在我国,家族企业往往被视为一种低级的企业组织形态。文章认为,因为我国的信息规范度低、集中度高,所以,理想的企业治理模式有时是家族制,而片面比较现代企业制度与家族制的利弊是没有意义的。     

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

创新对于以“基业长青”为目标的家族企业意义重大。以2011-2015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作为样本,运用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分析了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期望差距与制度效率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期望落差对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而期望顺差会削弱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制度效率会削弱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涉入水平不会对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以团队作为切入点研究家族企业创新问题,不仅丰富了现有研究视角,还为家族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我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研究

我国民营企业大部分属于准古典家族企业 ,正逐步向现代家族企业变迁。但我国民营企业不正常的大量“早夭”的现象表明 ,我国家族企业在向现代企业变迁的过程中存在诸多的困难和障碍。鉴于此 ,本文从我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变迁实现的路径依赖、制度变迁的实现入手 ,对我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进行研究 ,以期对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以2009-2015年394家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有效研究样本,就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考察组织环境特征变量——环境不确定性与家族企业治理主体个体特征变量——二代继承人受教育程度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代际传承会降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水平;(2)环境不确定性会强化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3)二代继承人受教育程度会减弱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由此提出,家族企业应将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纳入战略决策考量,并切实加大创新投入,重视对二代继承人多维能力的考察与培养;政府应着力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创新战略实施创造良好的金融、法制与经营等制度环境,提供智力资本与企业家网络平台等支持。     

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动力、障碍与路径选择

家族企业历史悠久,至今依然是国内外最广泛的企业组织形式。本文以中国的家族企业制度为对象,客观分析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动力与现状,以及家族企业制度创新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对于以"基业长青"为目标的家族企业意义重大。以2011-2015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作为样本,运用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分析了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期望差距与制度效率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期望落差对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而期望顺差会削弱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制度效率会削弱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涉入水平不会对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以团队作为切入点研究家族企业创新问题,不仅丰富了现有研究视角,还为家族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制度创新比较研究

企业制度创新是一种效率更高的企业制度替代旧企业制度模式的过程。企业制度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微观基础，它的创新必然引起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与民营企业制度从个体、合伙到家族制企业、公司制企业的自然演变不同，国有企业制度的创新是政府在对制度创新的目标模式有限理性基础上提供的制度安排，并通过政策与法令而实施的强制性变迁。     

家族制的历史特性分析——基于演化经济学的分析

家族制研究由于无法形成统一的规范出现了纷争。文章希望借助演化经济学的观点,对家族制的历史特性进行分析,致力为人们了解家族与家族企业的关系、认识家族企业制度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框架和思路。     

当前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可行性目标选择

虽然对家族制企业的弊端早已达成共识,但是,在涉及制度变迁的目标时,理论界又存在很大争议.有学者主张对家族企业进行全面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实行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制度;有人认为,在现阶段,家族制度还是高效率的,是适合大部分民营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应该暂缓;还有学者认为,由于民营企业的外部环境恶劣,法规不健全,经理人市场滞后,加上大多企业规模偏小、技术层次较低、业主素质偏低,因而还不具备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条件,家族制是民营企业无奈的选择.     

略论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

家族企业历史悠久，至今依然是国内外最广泛的企业组织形式。本文以中国的家族企业制度为对象，客观分析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家族企业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及效率，研究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需求诱致与供给制约，进而探讨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与环境改进。     

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的利弊分析及发展对策

家族企业是中国现阶段普遍存在的一种企业类型。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的特点与其他企业形式相比具有极大的不同。家族式管理有较强的优势,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因此,家族企业应该在管理制度、人才聘用及思想观念上做出必要的创新,同时必须淡化家族制色彩,建立规范化的经营管理机制,从而使家族式管理走向现代化管理的持续发展道路。     

家族企业资本结构与治理结构的路径选择

根据我国家族制企业的实际情况，可以从资本结构的角度来探讨家族企业治理的路径。对中国的家族企业来说，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否分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证家族企业高效率的运行。选择合理有效的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关键在于交易成本最小化。     

政治关联、制度环境与家族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以2012-2015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研发投入与研发产出两个方面实证检验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对该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从研发投入还是研发产出看,政治关联都与家族企业创新绩效显著负相关,而好的制度环境则会削弱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家族企业应该权衡社会情感财富损益及政治关联得失而避免企业战略短期导向,政府则应为家族企业创新及其绩效提升营造良好的金融、法制、经营等制度环境,减少政治寻租空间。     

我国家族企业演进的目标模式——现代家族企业制度

目前对家族企业的演进目标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家族企业是传统的企业制度,应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向现代企业制度演进;第二种观点认为,在现阶段我国家族企业规模小的情况下,实行家族企业制度是可行的,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家族企业就要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第三种观点认为,家族企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不一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黄泰岩等)[1]。实际上,家族企业应该将家族制和现代企业制度有机结合,建立现代家族企业制度,走一条融合家族企业和现代企业制度两者优势的中间道路,才是我国家族企业演进的目标模式。     

制度跃迁视角下知识产权审判专门化与企业创新

企业创新离不开制度支持,但现有关于制度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主要基于组织合法性理论,并以静态的制度框架为出发点。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视角,探讨动态的制度变迁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以2014年中国知识产权审判专门化改革为背景事件,构建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改革所建立的知识产权法院是制度变迁过程中一次典型的制度跃迁,对于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在异质性检验中发现,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显著增加民营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成果,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在机制检验中发现,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企业创新意愿,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视角解读中国从法制到法治建设的制度变迁过程及其影响,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