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广西城镇化的财政政策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促进城镇化跨越发展。理论与实践证明:加快推进广西城镇化跨越发展,是实践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必然选择;是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是创造消费需求、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是缩小城乡差别、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对促进广西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该研究从广西城镇化建设的基本情况入手,通过对国内外财政促进城镇化建设的经验进行归纳,并结合广西实际提出了十二五时期促进广西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政策措施:一是以推进城镇规划为基础,提高城镇化建设投资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二是以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为目标,调整和完善城乡财政政策制度;三是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建立和完善城镇化建设的投融资体制;四是以强化管理为支撑,构建科学严密的财政城镇化建设资金监管制度;五是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六是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出发点,促进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     

中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城镇化质量与规模评价——基于熵权法

构建了地区城镇化质量和规模评价指标,并利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测度了2011—2015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六个地级市的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结果显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地区差异仍然存在;经济区的城镇化质量滞后问题已明显改善,但是经济区内各地级市仍存在城镇化质量与城镇化规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对此,应从适当扩大城镇规模、促进城镇品质提升、构筑区域一体格局入手,显著提升经济区在全国城镇化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机理与区域差异研究

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0%,城镇碳排放已经成为我国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来源。本文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入手,选择人口、空间、产业、居民消费结构、生态建设等方面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机理,并分析了碳排放增长对城镇化发展的约束作用。选取1980-2014年相关数据,分析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对全国碳排放量的影响程度,进而将全国区域省份以城镇化质量为标准划分为三组,通过STIRPAT模型选取城镇化水平、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均绿地面积等指标分别代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人口集聚、城镇区域拓展、产业聚集、生活质量提高和生态建设等内涵,分析了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程度不同,不同因素对不同区域的影响也差异巨大。本文依据分析结果,从提升低碳意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完善碳排放市场等方面提出了政策与建议。     

城镇化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采用1996~2011年西部地区12个省市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镇化的三个不同侧面即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地域城镇化水平的变化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变化对桂、川、贵、云、藏、陕、甘等7个省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宁夏的影响显著为负,对内蒙古、渝、青、新等4个省市区的影响不显著。产业城镇化水平的变化对内蒙古、贵、藏、陕、甘、宁等6个省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云南的影响显著为负,对其他5个省市区的影响不显著。地域城镇化水平的变化对渝、陕、甘、青、宁、新等6个省市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广西的影响显著为负,对其他5个省区的影响不显著。     

河西走廊城镇化网络空间的特征分析

文章建立2005年、2010年和2015年河西走廊地区城镇化水平指标体系,得出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生活城镇化三个公因子,计算该地区的城镇化综合得分;运用空间探索数据分析法(ESDA)分因子分析该地区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该地区的城镇化综合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嘉峪关和金昌的城镇化综合水平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武威和张掖的城镇化综合水平较低;2005年呈现空间分布相对分散,2010年与2015年呈现出以嘉峪关和金昌为"城镇核心"的中心——外围分布态势。     

中国农村城镇化的发展现状研究

文章从中国城镇的数量、质量、分布等六个方面总结了城镇化的宏观发展现状,并从城镇化发展速度、综合发展水平、居民收入等多方面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经济指标作了分析,为今后研究我国农村城镇化奠定了基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评价——基于经济、制度、社会视角

将制度因素加入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中,并使用2000—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综合考虑指标权重和时间权重,采用综合赋权法从经济水平、制度质量、社会发展三个层次对各国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并分别从时间、空间等维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发展质量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但不同地区的发展质量和时间演变趋势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中东欧地区整体质量较高,中亚、南亚地区整体质量偏低。中国排在中上位置,经济因素得分最高,制度因素得分最低。对各国的城镇化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进行同步化分析,发现大部分国家属于质量同步型。     

内蒙古区域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评价

根据城镇化质量的基本内涵,从经济发展质量、城镇功能发展质量、社会和谐发展质量三个层面构建了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内蒙古12个盟市2011年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了综合测定与分析,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主要矛盾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经历了起步期、波动期、停滞期、复苏期、稳步增长期、高速发展期等不同时期,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随着我国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推进,城镇化发展速度、水平及质量等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城镇人口规模有了明显扩大,城镇实力得到显著提高,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巨大变化,城镇居民生活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城镇化率稳步提高,但仍存在一些矛盾亟待解决。因此,应做好城镇发展规划,为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实施产业带动战略,为城镇化健康发展构筑支撑体系;加快完善城镇各项制度体系,为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制度基础;拓宽投融资渠道,为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加快发展县域经济,为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动力源泉。     

新型城镇化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创新

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财政投入一直是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但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财力薄弱,投入到城镇化建设之中的资金十分有限,特别是与当前迅速扩大的城镇规模相比,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城镇软环境承载能力明显滞后。如何走好中央提出的新型城镇化之路,找到发展过程中投融资体制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从而推进我国城镇化投融资发展的顶层设计与创新发展我国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具体措施,构建科学、完善和发达的投融资体系,当前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迫切解决。     

基于主成分聚类分析四川城镇化水平的评价

基于城镇化的本质,从城镇发展、经济发展、服务功能三方面建立城镇化指标体系,针对目前主成分分析存在的数据标准化、主成分提取和权数确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采用改进的主成分分析和信息墒法相结合的方法测度城镇化水平,为进一步研究城镇化水平进行了聚类分析,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四川省各地级市的城镇化水平。     

重庆市“土地、人口、产业”城镇化质量的时空分异及耦合协调性

综合运用熵权法和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在挖掘城镇化质量内涵的基础上,建立"土地、人口、产业"城镇化质量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并以重庆市为例,对研究区2002—2012年"土地、人口、产业"城镇化质量、耦合度、协调指数、耦合协调度及空间格局差异进行测算、分析,以期为重庆市未来城镇化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从时间序列上看,重庆市城镇化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由于受区位条件、国家和地方政策,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呈现出不同阶段性特征;2从空间格局上看,重庆市县域城镇化质量协调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空间非均衡性较为显著,呈现出以都市功能核心区、都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为中心,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和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空间差异特征;3城镇土地资源利用效益偏低和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制约现阶段重庆市城镇化质量提升的两个关键性因素。     

浙江省县域人口城镇化解构及其类型划分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外来人口成为城镇化的重要内容。研究以浙江省为例,从县域尺度探讨城镇常住人口的来源构成,揭示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并基于各类型常住人口对县域城镇化发展的贡献率和县域城镇化增速等变量,通过系统聚类分析对县域城镇化的类型进行划分。研究表明:(1)2000—2010年,浙江省城镇化发展经历了由低水平的不均衡阶段向较高水平的相对均衡阶段的转变;(2)户籍城镇常住人口是浙江省县域城镇常住人口的主要构成,但绝大部分区县呈现出占比下降而空间趋向均衡的趋势,对县域城镇化发展的贡献小,而省内城镇常住人口和省外城镇常住人口在县域城镇常住人口中的占比小但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对县域城镇化发展的贡献大;(3)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可划分为省内人口主导低速增长型、省外人口主导中低速增长型、县外人口主导中速增长型、省外人口主导高速增长型和户籍人口萎缩增长停滞型五种类型。针对不同城镇化发展类型面临的问题,应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提升县域城镇化的发展质量,为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基于熵值法的湖南省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

以湖南省14个州市为研究区域,构建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对各个州市的城镇化质量得分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湖南省各州市城镇化质量发展是不平衡的,为此用系统聚类法将各个州市分为五大类型区,并依次对其进行分析,探讨其未来发展的方向。     

职业教育在兵团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研究

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镇化建设为背景,分析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阐述职业教育在推进团场劳动力转移,提升兵团城镇化水平与质量、为城镇化储备人才、提高居民素质、维护城镇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甘肃省“人的”城镇化质量研究

文章立足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视角,构建了包含26个基本指标的"人的"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及聚类分析方法,从人口、消费、教育、就业等八大方面测度了甘肃省"人的"城镇化质量发展水平。研究结果发现,甘肃省"人的"城镇化发展协调性较低,东南部地市间发展较为相似,城镇化差距较小,但发展质量总体低于西北部地区。产业经济与人文教育是决定当前"人的"城镇化质量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而人口持续、劳动就业以及人居环境的影响效果不够显著。     

中部六省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基于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析

运用熵值法从城镇发展水平、城镇发展效率和城乡协调方面对中部六省2003年和2010年两个时期的城镇化综合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借助GIS空间自相关及热点区分析方法,对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格局分异及演化进行探究。研究表明:1区域各市城镇化质量差异拉大且城镇化质量较低的城市数量增多。2城镇化质量较高的区域大都集中在省会及周围城市;区域城镇化质量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呈现集聚分布格局,但集聚度减弱;热点区呈现由少数高强度中心到多中心分散格局,集聚中心弱化,缺乏全局性的高值集聚中心区;热点区域与城市群具有较好的拟合性。3经济水平、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宏观政策是当前中部地区城镇化质量空间差异的主要驱动力。     

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与比较分析

基于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内涵的理解,运用AHP层次分析法,构建包括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效率两个子系统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重庆市1996—2014年统计年鉴数据,通过计算机拟合计算并根据结果对重庆市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综合测评,将重庆市与其他中心城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结果进行横向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应综合考察人口、土地、产业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贡献率、发展要素产出率、社会发展质量、生态环境质量等城镇化效率及其区域协同程度;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虽然在快速提高,但仍远落后于东部中心城市;重庆市的人口、土地、产业发展要素与资源利用方式、生态环境之间匹配度相对较好,可持续发展潜力较大,应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要素配置和城镇体系格局,推进城乡统筹进程,不断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     

中国西北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性分析

以西北地区为例,探讨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及其主要障碍因子,以期为促进二者协调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在构建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西北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综合发展水平、协调发展水平以及主要障碍因子进行分析,结论如下:第一,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整体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后者综合得分及其增长幅度均比前者要高;第二,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基本位于过渡区间并且多数是环境规制滞后类型,同时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稳步提升趋势;第三,影响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主要位于环境规制强度系统内。基于此,提出生态理念先行、制度保障紧随、产业升级并行的对策建议。     

四川城镇化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协整分析

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四川城镇化与农民各种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四川城镇化与农民各种收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城镇化对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在长期有显著影响,而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但四川城镇化对农民各种收入的短期影响均不显著,说明目前四川农村与城镇化发展并不协调。因此,城镇化发展对四川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未来城镇化发展中应更多地关注农民利益,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市民化步伐,以共享增长,促进城乡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