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政治影响因素——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国际经济学,忽视了国内政治因素尤其是政治制度在对外经济政策中的重要作用。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将政治因素纳入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政治与经济相互结合的视角探讨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因素。在实行代议民主制的国家,作为政治制度主要行为体的利益集团和左右翼政党的政策偏好,以及不同的民主模式,对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和资本流动政策的选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SVM的实证检验

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从理论分析角度看,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够产生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有利于国家整体福利提高;从实证分析角度看,1956—2003年日本金融服务贸易保护对日本经济增长产生了十分消极的作用。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加深贸易保护对国家经济恢复的作用甚微,只有大力推行服务贸易自由化,加强对外开放力度才能更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湖南省级数据的实证

从制度因素的角度,首先在理论上分析了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然后以湖南省为例,通过构建一个制度的综合指标体系,进而分别得到不同的制度因素指数,并通过对不同的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综合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最后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湖南省各项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公共支出的均衡激励机制

本文就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构建了财政结构方程均衡激励模型。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在我国确实存在着替代关系,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激励是这种替代关系存在的决定因素,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存在均衡激励机制,但中国的均衡激励机制不健全。我们的政策建议是:明晰各类公共支出的属性,规范各自职能,确保各类支出按属性规定的功能激励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扩大中间收入阶层的力量,尊重纳税人的声音,建立公共支出民主投票政治机制,从制度上保障公共支出均衡激励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     

晚清捐官、政治取向与辛亥革命

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现有研究对晚清时期政治变革的原因仍然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文章回应了学术界关于社会流动和辛亥革命的探讨,以晚清捐官制度为切入点,通过对近代政治变革的影响因素和制度变动进行梳理,提出引发辛亥革命的新假说.研究发现,捐纳是促使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捐纳官员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取向不仅直接影响其所任职地区的革命响应,而且也通过乡土关系网络影响其籍贯地精英阶层的政治态度.捐官制度作为晚清提升社会流动性的重要工具,不仅促进了近代新兴官僚阶层的崛起,而且通过新式教育、民众反抗、革命团体等途径推动了近代政治权利格局的变化,加速了辛亥革命的进程.捐纳制度通过对阶层流动性和官员政治意识的影响促进了近代政治制度的变革,这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精英群体的转变和政治制度间的关联变动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理论与检验

新制度经济学派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加以考察,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当前,Daron Acemgolu等人将政治制度嵌入经济增长的研究中,认为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增长,这不仅丰富了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也使其理论框架更具说服力。文章将介绍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与实证检验,并探讨其对我国的启示与意义。     

经济增长与城镇不同阶层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1978～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城镇不同阶层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镇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对于城镇各收入阶层来说都是不存在的;经济增长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具备调整能力,但对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却有极大的调整作用。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当滞后一定期数时。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格兰杰原因。总体而言,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趋于扩大,需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理论与实证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互动的关系,在制度安排有效、经济结构合理、政府再分配政策完善等条件下,持续的经济增长为居民收入的提高奠定了物质基础,有利于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收入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经济增长最明显的外在表现和最终目的。本文对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做具体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应对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金融稳定性的影响——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加剧，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金融稳定性的影响机制，有利于为政府在不确定性时期的政策选择提供依据。基于2004～2018年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构建中国金融稳定性指数，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金融稳定性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风险来源于两种不同的政策渠道：一是来源于各类型经济政策本身的不确定性；二是来源于不同经济政策选择上的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保持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高经济政策透明度，更为关键的是，提高政府在不确定性时期的政策选择能力。为维持中国金融稳定，政府应当减少对银行信贷的干预，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强化对金融市场的引导，加大贸易政策开放度，降低货币政策对外汇供给的依赖，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政府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     

政府政策、人力资本与地区经济增长——以山东为例

笔者通过理论模型的建立以及实际数据的实证分析,对山东省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结论表明,现行的公共教育体制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物质资本和对外开放有利于人才的聚集和流动,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财政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过度的财政负担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最后还从政府的角度给出了加快山东省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共同富裕视域下跨阶层流动对人民群众获得感影响研究

促进跨阶层向上流动,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对增进民生福祉,推进共同富裕都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构建测度获得感的指标体系,结合2015年CGSS数据库、2019年和2021年CSS数据库,探究了跨阶层流动对于获得感的影响,并检验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跨阶层向上流动能够提升经济、政治、民生获得感,对于低阶层出身的群体提升效果更明显;跨阶层向上流动可以通过缓解收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均等影响获得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以调节二者之间的作用;跨阶层流动对于获得感的影响在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较小。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证实了跨阶层流动与获得感的关系,从理论层面探究了二者的影响机理,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区域经济复杂度与企业创新行为

构建包含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区域经济复杂度和上市公司特征变量“宏观-区域-企业”的实证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区域经济复杂度为视角，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行为作用机制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存在正向激励综合效应，同时，区域经济复杂度不仅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行为，而且能够强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即抑制负向作用而强化正向作用。考虑内生性，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检验稳健性以保证研究结论可靠，并且，研究企业特征发现，高科技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存在差异。     

人力资本、创意阶层及其区域空间分布研究

文章首先比较了人力资本与创意阶层的区别和联系,随后分析了我国创意阶层的区域空间分布特征。通过分析得出,我国创意阶层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并且呈现与经济发展水平非一致的特性。为了深入分析创意阶层区域空间分布的原因,文章使用岭回归分析方法,并结合2003—2007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文化机会、公共服务能力、高等教育能力、生态设施水平、创意产出水平和高科技指标对我国创意阶层的分布具有显著的影响。最后,文章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创新驱动国家中心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U”型调节效应

选取国家中心城市2010—2020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对创新驱动转化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中心城市创新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U”型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创新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U”型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表明,东部地区创新驱动效果更佳,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程度更强。据此,提出国家中心城市“因城施策、因时施策、因业施策”的组合发展策略体系。     

科技金融生态对科技创新的跨层级交互作用研究——基于两阶层线性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阶层结构理论分析认为科技金融生态与科技金融内部主体具有典型的阶层结构特征,通过构建两阶层线性模型对上海科技金融生态作用科技创新产出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并对比不考虑阶层作用和考虑阶层作用的8个模型结果发现:上海科技金融生态通过与科技金融内部主体的跨层级交互作用影响科技创新产出,且呈现规模报酬递增趋势;构成科技金融生态的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科技创新;各环境因素对科技金融内部主体影响具有差异性.未来应从阶层结构视角优化上海科技金融生态建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战略差异的影响

本文利用我国2005～2018年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运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战略差异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战略差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当行业竞争越激烈,公司融资约束程度越低时,该正向影响效果更加显著;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有能力和资本改变原有的战略定位,实行偏离行业常规的战略模式。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研究,而且对于探索转型经济背景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机遇预期"效应更具现实支撑。     

经济改革政策的政治经济学--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历史经验

1980年代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改革引发了大量关于改革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也为经济改革政策的制定与推行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宏观失衡和对这种失衡的迅速调整能力的缺乏是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华盛顿共识不是改革的教条,各国要结合自己的国情,制定改革政策;改革要有一个较强的政治基础,避免政府干预中的寻租行为有利于政府从全社会的角度出发制定经济改革政策;改革不一定是危机的逻辑延伸,改革与否是各利益团体博弈的结果;在改革目标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前提下,改革政策推进的顺序安排直接影响改革的进程等。这些历史经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国有企业政治资本和城市行政级别与经济资源获取

本文以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作为衡量其政治资本的重要指标,同时将国有企业所处城市的行政级别视为影响其经济资源获取能力的关键因素,使用2013—2019年沪深两市国有上市企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国有企业行政级别和所处城市行政级别对其经济资源获取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本越强,便越容易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国有企业所处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也越容易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根据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将企业分类后,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商业竞争类国有企业而言,企业所处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越有利于其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而国有企业自身政治资本的作用有限;对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而言,企业自身的行政级别越高,越有利于其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而国有企业所处城市行政级别的作用有限。     

国际货币体系视角下世界经济失衡与纠偏——兼论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

欧债危机的爆发,凸显了对世界经济失衡根源与再平衡研究的重要性。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和国际金融理论的视角,对美国现行政治制度进行考察分析发现,美国政治制度的系统性缺陷在于,"选票至上"的公共物品供给逻辑,决定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而该体系又通过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传导机制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失衡。因此,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美国现行不合理的政治制度,而当前的欧债危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必然产物。当前再平衡进程受阻的必然结果是,贸易摩擦和汇率争端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主题。     

制度变迁、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理论上分析了制度变迁、金融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从实证上通过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能够综合反映制度变迁的制度变量,验证了国家制度变迁对一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会起到促进或制约的作用.当制度供给与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对制度的需求达到均衡时,国家制度安排会优化金融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否则便会出现规模与效率的"反比"现象,从而回答了转型国家规模与效率的悖论问题,进而给出了我国金融结构升级的选择路径及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