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消费和储蓄行为:一个基于组群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高储蓄率越来越引起关注。本文利用中国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对城市家庭的收入、消费以及储蓄率进行基于组群分析的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家庭的储蓄行为具有独特性,家庭储蓄率不断提高。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此做出解释:其一,各个组群的家庭消费增长慢于收入增长;其二,年轻组群的高储蓄倾向及其在样本中随时间的比重不断提高。此外,本文也分析了养老金收入对于年老组群家庭收入和储蓄的影响。     

转型经济中农户储蓄行为: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大样本农户家庭调查资料 ,对决定中国农户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 ,从实际出发构建了一个具有较好解释力 ,且能对各种类型的变量均有所考虑的储蓄模型。研究发现 :(a)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工业化等对储蓄率的上升贡献相当大 ,且为正值 ;(b)在解释区域间储蓄率的差异时 ,文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c)家庭生命周期的“∪”型分布假说被拒绝 ,相反的“∩”型分布被发现 ;(d)当家庭财富与储蓄率的相关关系表现为负时 ,持久收入假说也被拒绝。     

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消费和储蓄行为：一个基于组群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高储蓄率越来越引起关注。本文利用中国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对城市家庭的收入、消费以及储蓄率进行基于组群分析的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家庭的储蓄行为具有独特性,家庭储蓄率不断提高。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此做出解释：其一,各个组群的家庭消费增长慢于收入增长;其二,年轻组群的高储蓄倾向及其在样本中随时间的比重不断提高。此外,本文也分析了养老金收入对于年老组群家庭收入和储蓄的影响。     

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居民储蓄研究——兼论不确定性与居民储蓄的关系

关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居民储蓄 ,主要有两个问题难于解释 :一个是负利率下的储蓄增长 ,一个是储蓄率高。针对以上两个问题 ,国内学者借鉴西方储蓄理论进行了一系列分析 ,但结果并不理想。本文对储蓄理论的演变及其在中国的应用作一简单的述评 ,然后提出例“Ｕ”曲线假说。一、西方储蓄理论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应用的局限性(一 )西方储蓄理论简单回顾自从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消费函数的概念之后 ,西方学者进一步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从 5 0年代初到 70年代末 ,生命周期 /永久收入假说主宰了经济…     

农民工家庭城乡消费决策的影响因素——基于东部9城市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东部9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结合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和预防性储蓄假说,考察了农民工家庭城乡消费的影响因素。总体来看,农民工家庭消费的3/4发生在城市,且城市消费比重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农民工家庭的城乡消费有着不同的决策机制,但都呈现出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持久收入、收入的不确定性以及人均住房资产是影响城市消费的重要因素。     

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基于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运用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城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并检验了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与永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对中国的适应性。计量结果表明:城镇样本较好地支持了永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农村样本则较好地支持了凯恩斯理论。长期收入增长率是居民储蓄率的基本决定因素,高增长是高储蓄的主要原因。另外,居民储蓄的行为模式、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保障制度、不确定性、信贷约束以及地区差异都是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但这些因素对城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家庭结构与储蓄率U型之谜

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与户主年龄呈现U型关系,这与生命周期理论预测的倒U型不符,被学术界称为"中国年龄—储蓄率之谜"。本文为其提供了一个解释:在生活成本高昂、养老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低储蓄率的年轻人(老年人)倾向于选择与他们的中年父母(子女)居住在一起,这不仅拉低了中年户主家庭的储蓄率,还提高了其余独立居住的青年户主家庭和老年户主家庭的平均储蓄率,进而使得家庭储蓄率与户主年龄呈现出U型关系。实证研究发现,以家庭为研究对象时户主年龄—家庭储蓄率呈现稳健的U型关系;以个人为研究对象时个人年龄—个人储蓄率则呈现倒U型,与生命周期理论相符;居住成本越高,青年户主家庭的储蓄率越高;养老体系越不完善,老年户主家庭的储蓄率越高。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结构的内生选择是"年龄—储蓄率之谜"产生的重要原因。     

持久性收入对中国农民消费影响分析

运用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分析我国农民的消费问题,并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历年农民消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持久性收入及持久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对我国现阶段农民消费支出影响较大”的结论,并从增加持久性收入和提高持久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两个方面就增加农民消费提出政策建议。     

劳动力转移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对高储蓄率的影响*——基于1996—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持续增加的城乡居民高储蓄率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典型特征,正确分析这一现象有利于我国进行合理的宏观调控。本文应用1996—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劳动力转移率和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率和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储蓄率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对农村储蓄率的影响尤为明显。引入劳动力转移率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交叉项可以发现,通过提高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农村居民获取的非农收入,能有效弥补城乡收入不平衡。劳动力转移规模和转移速度共同通过收入差距的缩小对农村储蓄率存在间接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城乡居民家庭收入流动与长期收入均等

运用相对收入流动指标及绝对收入流动指标对1989—2004年间各时期城市与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进行分析,我们发现:1989—2004年间各时期内城市与农村家庭的平均收入增长速度从低收入组到高收入组逐层递减。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都处于较高的水平,与城市相比较,农村贫穷阶层家庭的收入向上的流动性要大于城市的贫穷家庭。低收入阶层向上的收入流动以及高收入阶层向下的收入流动使得1989—2004年间各时期城市与农村家庭的长期收入差距得到了缓解。     

中国居民转移性收入不平等成因的实证分析

中国的转移性收入不平等,已成为居民总体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但学术界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本身的形成原因还缺乏足够的分析。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的微观数据,考察了收入来源和家庭特征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收入来源来看,养老金和离退休金、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以及企业年金都成为扩大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家庭间转移性收入、政府补贴和失业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转移性收入差距;从家庭特征来看,城乡、地区和教育水平差异都是扩大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因素。上述问题导致某些弱势群体的转移性收入反而更低,这表明转移性收入的分配机制存在偏误。据此,本文提出推进社会保障的全国统筹和城乡统筹,扩大政府补贴、失业保险和企业年金等转移性收入的覆盖面,对弱势群体设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和通道等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时代中国城市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及其含义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发展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基本的约束条件。本文利用住户层面的微观数据,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城市居民储蓄率的影响路径。实证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制度所决定的养老金财富对城市居民储蓄率具有显著影响：家庭养老金财富与当期收入的比值每增长1个单位,城市居民储蓄率约减少1.13～1.51个百分点,养老金财富较之其他跨期收入,对储蓄率最具解释力。而且,高龄队列较之年轻队列,养老金财富对储蓄率的影响更明显。这意味着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储蓄率的下降也更明显。养老金财富取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通过分析最近两次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城市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本文发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一旦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养老金财富预期,也会对其储蓄率产生显著影响。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高储蓄、高投资的模式向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情况下,坚持社会保障制度保基本、广覆盖的原则和改革方向,有助于避免储蓄率过快下降。     

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城乡分割制度改革的逻辑与对策

本文采取了"刘易斯+马克思+斯密"的视角,基于中国城乡分割制度变迁以及城乡移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劳动分工关系的特征事实,提出理论假说:城乡移民对城乡收入的影响受到城乡制度分割程度的调节。来自1995—2008年中国21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量化了该理论假说:城市收入对城乡移民的弹性受到城乡分割显著的负向调节,农村收入对城乡移民的弹性受到城乡分割显著的正向调节。在低程度的城乡分割区间,城乡移民有利于城市收入而不利于农村收入;在高程度的城乡分割区间,城乡移民有利于农村收入而不利于城市收入;在城乡分割程度居中的区间,城乡移民既有利于城市收入又有利于农村收入。因此,户籍等城乡分割制度无法激励相容地自发破除,改革须依赖于利益中性的顶层设计。     

家庭结构、生产活动与农户储蓄行为

基于2009花旗-北大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利用GMM估计法,分析了我国农户储蓄行为的特征与成因。实证发现:第一,农户储蓄与储蓄率均随家庭收入增加而上升。第二,家庭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儿童数及儿童-劳动力比对农户储蓄和储蓄率均有正向影响;家庭成员数对农户储蓄率有显著负影响,但对农户储蓄无显著影响;病人和老年人两个维度对农户储蓄和储蓄率均无显著影响,即没有很强的证据支持生命周期假说。第三,生产活动对农户储蓄有显著影响,但对农户储蓄率没有显著影响,体现在参与养殖业的农户更倾向于储蓄。第四,离最近金融机构的距离与农户储蓄负相关,对农户储蓄率没有显著影响;农户储蓄及储蓄率的相当一部分波动可由县际差异来解释;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流动性约束会强化预防性储蓄动机。     

中国高储蓄率部门特征、成因及对策

对中国总储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目前我国居民储蓄率逐年降低,中国高储蓄率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的不断上升。基于1992-2005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统计数据,本文从部门可支配收入和边际储蓄倾向角度,对我国居民、企业及政府三部门的储蓄率变化进行剖析,同时,建立计量模型对问题的变化原因做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建议全面提高居民收入比例,实施减税降负、促进消费的税收体制改革,以及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企业对劳动者支付水平等。     

河北省农村居民收入对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河北省农村居民的收入与消费状况得到不断改善与提高,但农村消费市场总体发展滞后、消费层次总体偏低,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为理论基础,分析持久性收入及收入来源对河北省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表明持久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最显著,收入来源中,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显著。     

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水平估算——基于分组数据下隐性收入的测算与收入分布函数的选择

针对当前关于收入不平等程度估计的争议,本文设计了隐性收入估计方法和收入分布函数优劣判别方法。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城乡家庭隐性收入规模一般在20%左右,城镇高收入户隐性收入最高,隐性收入规模达到了70%以上。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差距大于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差距,两者均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目前全国居民家庭基尼系数超过了0.5。要正确认识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关注高收入者的收入膨胀,利用有效方法揭示高收入者的灰色收入规模,坚决打击非法所得,抑制城乡收入差距过快扩大的趋势。     

家庭化流动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

农民工举家外出已成为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新趋势,而举家外出是否对农民工在务工地的消费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了家庭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年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流动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水平,越接近举家外出,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消费支出越大,且不受家庭消费水平高低的影响。同时,研究也证实了持久性收入假说,即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主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与储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并不强。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要通过释放农民工需求来扩大内需必须切实解决农民工持久性迁移特别是家庭持久性迁移问题。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

本文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和家庭储蓄需求假说,建立了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用以分析近年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他影响因素:我国居民储蓄率受惯性影响较大,因此,在短时间内,储蓄率应该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其次它还受到少儿抚养比变化的影响,而由于我国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会导致抚养比持续下降,那么这就会带来储蓄率的持续上升;同时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也会进一步提高居民储蓄率;最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不存在剧烈经济波动,居民储蓄率就不会产生大的变化或者趋势性改变.     

人口结构变化对消费结构及储蓄率的影响分析

利用1995年、2002年和2007年的CHIPS(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s)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和储蓄率的影响。家庭收入、规模大小、户主年龄和家庭不同年龄人口占比等家庭人口结构变量对消费结构和储蓄率都有一定的影响。就消费结构来说,如教育支出方面,老年家庭明显低于年轻家庭;医疗保障支出方面,老年家庭明显高于年轻家庭。同时,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和农村家庭的户主年龄与储蓄率略呈U型结构,也就是说我国家庭微观储蓄率与经典的生命周期假设不一致。进一步探讨了未来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家庭储蓄率和经济结构的影响以及相关政策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