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动机认知视角的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基本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

从利益相关者对慈善捐赠动机认知的视角出发,以沪深两市235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对企业慈善动机被利益相关者认知的过程分析,探讨企业基本社会责任调节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作用机制,寻求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实证结果不确定性的根源。研究表明,企业基本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影响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慈善行为动机的判断,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随企业履行基本社会责任状况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化的结果。同时,基本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的调节效应对处于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更加显著。研究结论对现有慈善捐赠文献进行了有益的拓展和补充,为企业慈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     

董事网络下企业同群捐赠行为研究

同群行为是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重要因素.基于社会嵌入理论,文章从董事网络嵌入角度研究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同群效应.研究发现:(1)当企业嵌入董事网络时,联结企业之间的慈善捐赠行为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2)受同群效应影响的慈善捐赠为管理层攫取私利提供了便利,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管理层享受到更高的非货币性收益,而民营企业管理层获取了更高的货币性收益.(3)受同群效应影响的慈善捐赠并未带来政府补助的增加,但企业绩效却得到显著提升.因此,企业应理性对待董事网络,选择性地学习和模仿联结企业的慈善捐赠经验,以免得不偿失.     

民营企业领导者价值观对企业慈善行为的影响研究

企业成长过程中,社会公众会对企业慈善责任的履行倍加关注,企业慈善已成为企业和社会的双赢选择。民营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慈善,主要取决于企业负责人的财富观和价值观,对2007—2009年"中国慈善排行榜"中上榜民营企业领导者及所在企业慈善捐赠数据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领导者价值观对企业慈善行为有着直接影响,其影响民营企业的慈善行为意向、慈善行为形式和慈善行为领域。     

企业慈善捐赠行为能带来价值回报吗——基于广告营销能力和市场经济环境调节效应的分析

以2012-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资源基础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为依据,从市场角度探讨企业广告营销能力对"慈善捐赠-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以及在不同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广告营销能力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广告营销能力正向调节"慈善捐赠-企业绩效"的关系,企业的广告营销能力越强,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越强;市场经济环境对"慈善捐赠-企业绩效"的关系存在显著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处于较低的市场经济环境时,其广告营销能力越强,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大。研究结论为企业经营者进行慈善捐赠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企业慈善行为影响人力资源获取的实证研究

从员工角度出发,提出了企业慈善行为影响人力资源获取的三维度理论模型,将这种影响归纳为声誉、价值与文化、发展这三个因子,并且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个理论模型。进一步,通过方差分析发现：学生对价值与文化因子的敏感程度显著高于在职人士,而在职人士更看重企业慈善行为展现出的声誉形象;学生由于企业慈善行为对它的领导层产生信任和对它的文化氛围产生好感;企业慈善行为能够给基层员工带来比中层员工更高的个人声誉满足;处于最高职务级别和收入水平最高的管理者愿意为企业慈善放弃最大幅度的薪酬。     

基于资源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述评

文章基于资源学派对企业竞争优势的理论研究工作,评述了基于资源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观点。首先,以资源观的发展为线索,综合归纳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源学派对企业竞争优势研究的主要观点;其次,以Barney和Peteraf的相关研究为代表,阐述了基于资源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分析框架;最后,在指出资源观相关理论拓展的基础上,评述了能力观、知识观及动态能力观对基于资源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研究的完善与发展。     

企业慈善捐赠的理论分析与策略探讨

战略性慈善捐赠理论认为，企业的慈善捐赠可以兼容企业与相关利益者利益，企业慈善捐赠应该以一种能增加企业资源和利润的方式来进行。企业慈善捐赠有成本，但也可以获得通过其他市场手段不可能获得的捐赠收益。企业可以通过选择捐赠项目等策略来实现“低成本，高收益”的慈善捐赠目标。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双赢。     

中国企业的战略性慈善研究分析

战略性慈善是一种可以实现社会福利和企业利润"双赢"的行为.本文从我国企业发展慈善的制约因素,企业将慈善上升到战略角度的重要作用与意义等视角出发,对中国企业慈善进行了研究分析,从而提出了我国企业发展战略性慈善的措施与建议.     

企业会坚持做慈善吗?——捐赠经历与捐赠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

慈善事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企业的一贯支持和长期参与。文章以捐赠经历与捐赠行为的关系为切入点,对企业是否坚持做慈善的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文章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在当前慈善捐赠环境下,企业并不会坚持做慈善,反而过去捐赠越多的企业现在捐赠越少,而且对于民营企业以及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这种倾向更加明显。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还表明,企业的这种行为倾向有助于提升捐赠的价值效应。文章为深入认识企业捐赠的路径依赖特征提供了新发现,研究结论对于积极引导企业捐赠并形成有针对性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企业慈善捐赠、校企关联与创新绩效 ——基于企业与校研机构资源交换的视角

以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基于企业与校研机构资源交换视角,利用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慈善捐赠有利于企业创新产出,校企关联和企业地域位置在企业捐赠与创新绩效之间起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结论验证了慈善捐赠已成为企业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建立及维持合作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进一步打开了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黑箱,丰富了战略慈善的理论内涵。     

企业漂绿行为分析

随着绿色产品的畅销,市场上的漂绿行为也日益严重。本文揭示了企业漂绿行为的虚假宣传、夸大宣传、含糊其辞、偷换概念和误导消费五种表现形式,并从经济利益、行政、经济学和认知四个方面深刻分析了造成漂绿行为的原因,并对我国当前存在的漂绿问题提出了初步的解决对策。     

国有大股东控制权的状态依赖模型

本文认为,国有大股东委托权的有效性是有疑问的,代理方法不能有效解决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代理问题;发达经济国家公司治理机制无法有效运用于我国;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权与控制权并没有分离,公司治理缺乏最根本的基础.作为改进我国现有治理机制的一种探讨,本文设计了一个控制权状态依赖模型.     

对企业契约论的质疑

企业的性质一直是经济学家们讨论的重要论题之一。随着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认为企业是一种契约的观点已经逐步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但本文认为,这种理论存在一些无法解释的漏洞而需要继续完善。     

“圈钱饥渴症”与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

我国发行企业债券始于1987年,十几年来,企业债券累计融资总额已经超过了2000亿元人民币,为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国有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资金支持。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我国融资结构不合理,企业债券融资占融资规模的比例一直偏低,债券品种和期限结构单一。此外,企业债券的交易规模偏小,二级市场有行无市。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缓慢与我国企业的“圈钱饥渴症”有关。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反哺平衡"论纲

企业作为社会组织必然嵌入已经积累了人类文明成果的社会土壤。除了自生自长以外,企业必然消耗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社会资源。企业消耗的社会资源对国家和社会而言是负债,应当通过可以控制和计量的手段加以确认并予以清偿,达到回补社会再生产、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目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除了要对自己消耗掉的社会成本即债务加以清偿平衡的原因外,还有基于我国特定文化内蕴的对社会反哺平衡的原因。国家行政权需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反哺平衡进行科学设计和有效控制,以保证反哺平衡目标的实现。     

试论企业"亚健康"状态的会计控制

医学领域把“亚健康”理论的提出称为人类认知的一场革命。将此概念引入企业范畴，可以引起管理者、投资者及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该种状态的重视，避免企业滑向破产、清算的窘境；更重要的是还可趋利避害，使企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状态。     

基于“IO-TL”模型的公司多元化逻辑

本文从现有多元化争论现象出发,分析了公司多元化诱因,阐述了多元化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公司多元化产生的“IO-TL”模型,随后从动态视角深入分析了多元化“IO-TL”模型,并推理出公司多元化逻辑:公司多元化行为由公司所面临的行业秩序和自身的技术水平状况共同决定,短期内,公司最优多元化程度是存在的、稳定的;从长期来看,公司最优多元化程度随公司所面临的行业秩序和自身的技术水平发展而不断变化     

“互联网+”变革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利用2013-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房地产和非金融类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探讨“互联网+”变革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实证识别了“互联网+”企业改变自身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主导动机.结果 显示:“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提升,参与变革的企业增持金融资产主要是出于“替代”动机而非“蓄水池”动机.“互联网+”变革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正向影响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快速推进“互联网+”的企业之中.因此,监管部门应警惕“互联网+”企业金融化倾向,在专项基金拨付时进一步强化行政审查力度,并督促相关企业披露更多的变革细节信息以加强来自资本市场的外部监督,确保扶持资金进入微观实体的生产改造环节;应制定更具结构性的差异化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各有分工,引导国有企业攻克“互联网+”核心技术及搭建公用平台,向“互联网+”变革力度更大的企业倾斜更多的社会资源并着重监督.     

"一带一路"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投资效率

本文以2014-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是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分为两组样本,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对外投资效率,相对于受到"一带一路"倡议支持的企业,未受到"一带一路"倡议支持的企业和社会责任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明显.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分组研究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和投资效率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检验结果表明,非"一带一路"企业社会责任对投资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有一部分可以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实现,而"一带一路"企业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与投资效率二者关系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现金股利政策:控制权人挖掘利益侵占"隧道"的工具

传统经典的股利理论都把现金股利政策看做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工具，并通过市场的反应对其进行检验。但是，它们都忽略了公司的“法律”性和控制权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现金股利政策是公司“法律”之一，它是控制权人意志的体现，渗透着控制权人的利益倾向，现金股利政策可能成为公司控制权人利益侵占“隧道”的挖掘工具。控制权人利用现金股利挖掘利煎侵占“隧道”可能有三种情况：经营者对股东利益侵占“隧道”的挖掘、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侵占“隧道”的挖掘、公司对债权入利益侵占“隧道”的挖掘。在我国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利益侵占“隧道”——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利益侵占的“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