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盈余持续性的检验

管理层持股对公司盈余影响有“利益趋同”和“壕沟防御”两种效应。本文采用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年至2010年样本,基于盈余持续性的视角,研究了管理层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能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盈余持续性,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作用强于监事会。本文不仅丰富了管理层持股对盈余持续性影响的研究,而且获得了管理层持股“利益趋同”作用的支持性验证,说明股权分置改革后“内部人控制”不再是制约管理层持股的制度障碍。本文研究支持上市公司和监管层积极看待管理层持股,并建议上市公司区别制定有效股权激励计划,通过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结构,更好地发挥管理层持股的积极作用。     

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实证研究:来自深交所A股的经验证据

公司治理理论中股权激励问题首当其冲: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恰当的激励能够减少代理成本,增加企业价值;激励不足或过度会增加代理成本,影响企业价值。以在深交所上市413家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非线性模型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三次曲线关系:管理层持股在0%~13.71%之间时,公司绩效随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管理层持股在13.71%~44.99%之间时,公司绩效随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下降;管理层持股超过44.99%时,公司绩效再次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实证结果对当前企业股权激励现实有一定指导意义。     

战略激进度与公司创新*

公司战略的制定影响公司整体发展方向。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战略激进度对公司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战略激进度越高，创新成果越多。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民营企业和产品竞争较强的情况下，公司战略激进度对创新的影响更显著。此外，管理层激励和失败容忍度在战略激进度对公司创新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通过分析战略激进度对公司创新的影响，对管理层进行经营决策、治理层激励创新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的激励效用及影响因素

持股权合约是协调管理层与股东利益的关键治理机制。中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偏低,起不到应有的激励效果,上市公司在制定管理层持股权合约的数量时并没有考虑到依据经济学原理对最优合约数量做出规定。应依据现代科学(经济学、行为学与管理学等)的原理,结合各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最优的持股权合约。     

试探管理层股权薪酬的影响因素

本文以200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证明管理层股权薪酬收入和第一大股东性质显著相关,国有性质的企业管理层的股权薪酬收入比重较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薪酬收入负相关,能够发挥对股权激励内部监督的替代作用.实施股权激励能够提高公司的价值.     

股权激励能够抑制大股东掏空吗?

本文检验了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公司治理要素对大股东占款的影响之后,总经理持股或股权激励安排确实能够抑制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侵占,但是,股权激励的抑制效果不是线性增长的,即总经理持股比例与大股东侵占度不成线性关系。本文没有发现总经理持股比例超过5%时会产生堑壕效应,也没有发现所有制形式对股权激励效果有重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正在进行的股权激励政策提供经验证据的支持,也丰富了股权激励的相关文献。     

研发创新是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的桥梁吗？——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为探索研发创新在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作用过程中的桥梁作用,将股权激励、研发创新、企业价值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构建了股权激励通过研发创新作用于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模型,并运用2011—2014年中国颁布并已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创业板上市企业的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影响,部分是通过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来传导实现的,且这一影响存在时滞性,滞后效应显著期为2年;国有企业研发创新对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关系的中介效应没有非国有企业显著,国有企业需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产权,降低国有比例,明晰资本的产权,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市场竞争强度、管理层持股与股利分配——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9—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1208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Tobit模型和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持股比例对股利分配(股利分配的额度和倾向性)的治理效应。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与股利分配的关系曲线呈倒U型,即在一定范围内,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股利发放的倾向性和力度就越大;而管理层持股比例一旦超过某一临界值,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反而会降低股利发放的倾向性和力度;市场竞争对管理层持股的治理效应产生显著影响,体现为当竞争程度相对较高时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则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可能性和分配额度越高。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研究——来自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股权结构是影响公司治理的重要因素,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对股权治理、债权治理、管理层激励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探讨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程度。实证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呈正相关关系,而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和资产负债率与公司治理呈负相关关系。然而我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治理结构并不合理,应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完善监管体系以及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等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股权激励、控股股东性质与信贷契约选择

我国公司股权相对集中,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容易受到控股股东的影响.鉴于此,文章基于股权激励的行为引导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以2009-2015年推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剖析了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的调节作用下,股权激励的实施对信贷契约选择的不同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激励容易诱发管理层对信贷资金(特别是长期信贷资金)的偏好,而政府干预所形成的预算软约束使银行只能通过提高利率进行自我保护.第二,非国有控股股东对股权激励效应的调节作用与其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密切相关.当两权匹配时,股权激励能够缓解管理层代理问题,此时银行预期债务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提升,从而公司可获得宽松的信贷契约;而当两权分离时,股权激励容易产生合谋效应,此时银行预期债务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降低,进而提出更加严苛的信贷契约条件.文章拓展了股权激励治理效应的研究,而且对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对公司业绩影响的研究

文章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以200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对公司业绩影响.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有正相关性,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相关性不显著.     

企业型科技企业孵化器高管股权激励研究

针对企业型科技企业孵化器高管道德风险,建模分析孵化器最优投资策略、孵化器高管最优投资策略,构建了使高管个人和孵化器利益兼容的股权激励模型。模型论证了高管持股都能遏制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企业型治理结构应加强对不务主业的监管。最后,研究了企业型科技企业孵化器高管股权激励的持股比例、激励方式、激励周期和内部监督。     

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2—2014年深交所A股为研究样本,选择公司是否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作为被解释变量,管理层是否持股、管理层持股比例、上市公司股权性质等作为解释变量,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方向和强弱。研究发现:与没有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相比,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更高;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与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正相关;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显著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     

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效应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改革,归根结底是要通过不同所有制股权混合,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公司治理能力,从而促进企业提高效率和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利用2003～2018年实行混合所有制的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不同所有制股权混合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的中介效应和机制.结果表明,在合理区间上,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改革有利于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其中公司治理起到积极的中介作用;但是股权结构对企业产出质量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在国有企业中,使经济价值和创新能力实现均衡的国有持股比例最优区间为50％.针对当前国有股平均持股比例显著下降的趋势,提出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通过推进公司治理现代化,提高公司治理效能,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对国有股比例持续降低应持审慎的态度.     

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基于双重委托代理问题的分析框架

针对双重委托代理问题,本文构建了"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模型,将三者纳入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运用2006-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代理成本的影响,以及代理成本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能显著地提升企业绩效并能有效地抑制第一类代理成本,但对第二类代理问题的治理效应并不显著;第一类代理成本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股权激励是通过抑制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作用路径间接地对企业绩效产生促进效应,而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并未显现。     

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使用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面板数据研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存在正相关关系。管理层持股比例上升,上市公司绩效也随之提高。文章最后针对实证结论,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股权激励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股权分置改革的重新审视:一个文献综述

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的目的是使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一致,从而减少代理成本,达到保护股东利益的效果。中国自2006年正式颁布法规对管理层股权激励进行规范,其实际效果如何?文章以2006年已经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为样本,对实施前后全体股东的利益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况、实施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股东利益情况分别进行研究,得出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全体股东有利,同时并未影响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的程度的结论。     

股权结构与会计信息披露:掏空效应抑或趋同效应?——来自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分析了股权结构对会计信息披露产生的两种效应:掏空效应和趋同效应。利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的数据,首先对股权结构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做了内生性检验,发现股权结构的各变量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然后针对内生性问题运用2SLS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最终控制人持股比例、国家持股和流通股比例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有正向影响,股权制衡度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有负向影响。这一结论支持趋同效应。     

股权制衡、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

文章以2000年～2004年399家中国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大股东控制力过强会削弱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股权制衡程度与管理层持股水平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管理层股权激励和公司绩效两者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大股东受到相对制衡的公司更显著。结论暗示在中国资本市场,存在几个能够对大股东作出有效制衡的股东能够促使公司完善监督机制,增强管理层激励效应,提高公司绩效。     

中国境外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治理研究——基于A+H股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60家A+H股上市公司共计331个会计年度财务报表数据,采用境外上市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双因子跨国模型,检验中国内地公司到香港上市是否显著影响了它们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并检验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管理层持股比例、董事会成员与管理层的重合程度等公司治理因素对境外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