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社会正义的实现

通过对权利理论与正义理论的梳理,着力论证公民权利意识的逐步觉醒对当前实现社会正义的积极影响,强调在权利本位的指引下,包括政府、国家、社会、集体、公民都要认真对待权利,为权利而斗争,理性维权的背后是对“利维坦”的束缚,而对权力的约束与自我制衡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机制,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仅仅是正义实现的起步和前提,但意识的觉醒正如蝴蝶振翅,在当前权力严重腐败,“官本位”思想积深,个人权利保障与维稳大局不断冲突的中国,有必要探讨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将如何引起社会正义的风暴.     

农村土地细碎化治理及制度变革启示——安徽省怀远县“一户一块田”的实践探索

土地细碎化是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格局，也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之一。土地细碎化表面上是地块的细碎化。实质上是土地产权的细碎化，而无论是土地流转还是土地整治，都未能从根本上整合细碎化的土地产权。怀远县基于方便农民耕种的需要，在基层大胆创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集体组织调整土地的功能，通过“三不变、两提倡、一调整”形成了“一户一块田”的耕种模式，有效解决了土地细碎化难题。我国农村土地细碎化治理及制度变革，必须强化集体组织的土地统筹权利和能力，赋予其相应的土地（地块）调整职能，并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立足于小农经济为主的基本国情，保护耕作者的利益，为满足现代化小农生产提供服务；既要尊重各地群众的意愿和创造性，也要规范指导，有序推进。     

离农农民退出承包地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湖南、四川和重庆1086农户的实证研究

有序推进离农农民市民化并逐步退出其承包地,是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重要环节。根据Logistic模型对河南、湖南、四川和重庆4省市1 086离农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寻求最大化经济补偿收益及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是离农农民退出承包地的两大动力引擎;离农农民退地意愿和行为受退地过程中产生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约束;离农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及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将对农民退地进城产生促进作用;对退地后工作稳定程度及生活状况的预期,是离农农民考量退地风险的主要因素。因此,不但要消除“城乡二元制度性壁垒”,还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性壁垒”;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考虑农民退出土地的意愿,要充分保障退地农民的权益,切实降低退地风险;要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大购房补贴力度,以降低离农农民的退地进城成本;应加强农民就业培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离农农民的退地能力。此外,还要建立传统身份农民退出与职业农民进入的联动承接机制,以实现农业现代化。     

“ 三保障、 两放弃” :统筹城乡发展的可供模式

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一个是推进进城务工农民的市民化;一个是推进城郊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集中化。农民变成真正的市民需要有三个保障条件：一是能在城市二、三产业就业;二是在城市拥有自己的住宅,家属能在城市居住;三是能够享受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公共服务。与此同时,他们还需要放弃两个权力：一是农村耕地的承包权,一是宅基地的使用权。实现这“三保障、两放弃”的农民才是真正的城市化的农民,实现“三保障、两放弃”后的城市化才是真正的城市化。     

关于当前能否剥离农村土地社保功能的思考

在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二元化的背景下,农村土地的社保功能存在被强化的倾向,制约了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农地不应当成为农民生存的根本保障,但进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地流转的基本条件是农民享有长期而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当前并不具备大范围剥离农村土地社保功能的条件,可以因地制宜,分批渐进剥离农地的社保功能,并率先解决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但从长期来看,必须要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力争早日剥离农村土地的社保功能。     

农村土地金融开发的条件、框架与对策——基于重庆改革发展的视角

发展农村土地金融的三大必备条件是土地产权完整、权利交易自由和农民保障完善。农村“三权”抵押和“三三法”抵押物偿债机制的建立、农村土地交易所和“地票”交易制度的建立、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的多样化、退（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重庆初步具备了推行农村土地金融的条件。要逐渐建立“农民土地实物资产交易金融”和“农民土地权益资产交易金融”两类土地金融体系,制定农地金融扶持政策体系和农村非农地金融开发政策体系,培育农村土地资本化的内部积累和运行机制,促进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以及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配。     

论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民法改造

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身份不明,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在现实中被弱化,需要在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和制度创新.我国现行制度下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物权,欲革除其“主体虚位”、“权能缺失”等弊端,则必须对其进行民法上的构建.农村土地所有权应当符合私法固有的逻辑与价值理念,农村集体应当被视为独立、自主的民事主体,即私法上的人,其权利的行使应当体现私法自治原则,尽量淡化公法化色彩和排除行政权力的干扰.应当将目前的三种集体形式统一为农民集体,并在民法中明确农民集体是法人;应当采用股份合作制方式进行农民集体法人化改造,并构建农民集体的法人治理结构.     

城市近郊统筹城乡改革的经验、困难与深化 ——对“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在九龙坡区陶家镇和海龙村的试点较为成功,其共同点在于注重以工促农、社会保障和土地集约,而在改革主导角色、农民身份转变和土地流转方式上各具特色。“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实践证明：中小企业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纽带,农民增收是统筹城乡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土地政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统筹城乡发展需要系统思考与政策创新。目前,两种模式的深化发展,面临土地政策供给不足、社会保障推力不够、城乡规划视野不宽、政策落实不到位、资源要素流通不畅、管理体制不顺等困难。应进一步探索土地集约利用的新机制,加快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充分保障农转城人员的利益,推进城乡科学规划,破除农村投资樊篱,并提升各级政府的统筹发展能力。     

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民市民化的政策突破——以重庆市九龙坡区先行示范改革为例

统筹城乡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如何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找到一条正确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实践中的关键课题。九龙坡区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以产业发展为依托,以土地流转制度创新为突破口,以提供社会保障为基础,在农民市民化的试点中闯出了一条以“承包地换社保、宅基地换住房”的“陶家模式”,为其他类似地区的统筹城乡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家庭农场外部结构表现及优化分析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经营方式,是解决目前农村空心化、农民兼业化、农民老龄化现状的有效措施,是破解"谁来种地"、"地如何种"难题的重要途径。根据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构建由地方政府、村集体、农场主、土地流出户等各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的家庭农场结构,家庭农场经营者为了实现利益目标,与结构产生互动,在空间、时间、经济及风险的制约下,充分发挥其能动性突破结构的制约,促进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在与结构互动优化过程中,产生新的资源与规则,形成新的家庭农场结构,进而实现利益最大化。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与农用地、建设用地市场培育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农民私有、集体所有和集体所有家庭承包三个阶段。当前,由于受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约束,使得中国农村土地生产要素的流动,还不可能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广大农民群众还无法充分享受土地市场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成果,这就必然制约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也不利于城乡差别的缩小。这就存在着如何因势利导地培育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以及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问题。     

农地城市流转的产业链视角——一个文献述评

农民土地的直接权利只是表明了农民所拥有的土地禀赋,更重要的是考察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农民实现的土地权利.在城乡土地二元分割状态下,农民的土地发展权因市场的不平等交换而被侵蚀,但是单一市场的研究不能充分揭示这一问题.通过文献述评,可以提出基于产业链视角的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将农民土地权利的实现置于农地城市流转的纵向结构中进行考察,全面分析价格歧视、权利限制和信息不对称对农民土地权利实现的影响,才能提出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的有效政策.     

公益慈善史比较：史观、制度与主体选择--兼论“社会进化论”与“文化类型观”

公益慈善史比较，在“社会进化论”与“文化类型说”两种史观的影响下，形成了“公益—私利”与“儒教—耶教”的事实分野，以及“扬公灭私—褒私抑公”与“贬儒褒耶—贬耶褒儒—儒耶并褒”的价值分歧。应该说，上述理论在经验与逻辑上均有缺陷，并在实践中带来很多问题。但应该为此负责的，绝不是人们对理想主义或世俗主义的追求，而是不受制约的霸权制度借“理想主义”（不管是科学的还是道德的“乌托邦”）或“世俗主义”（不管是社会公益至上还是民族利益本位）之名实行强制，造成科学与良知、理论与实践、公益与私益、个人利益与民族权益的多重灾难。追求“由劣而优”的制度变革，应当是人类的普世理想。但“普世的理想”并不等于“普世的客观进化规律”，每一民族的历史道路都有其特殊性，它可能由劣而优，也可能由优而劣。阻碍人们实现由劣而优之制度变革的主要因素也不是某种“文化基因”、“客观规律”或“意识形态依赖”，而主要就是“既得利益依赖”，因此才会出现所谓“知其不应为而为之”（明知是劣的制度却去迎合）和“知其应为而不为”（明知是优的制度却不争取）的知行悖论。然而，所谓“既得利益依赖”也仅仅是“依赖”而并非“锁定”，能够选择是人与动物的分水岭，虽然人们的选择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完全自主，但人绝不是任何“决定论”程序锁定下的机器，用“普遍客观规律”或“特殊文化基因”为强权与犬儒开脱，是放弃选择权利、同时推卸社会责任的做法。制度的变革、社会的进步最终还是取决于作为历史进程参与者的每一个人的每一次选择所形成的努力之和。作为人类智力与精神产品的“社会进化论”或“文化类型观”，是可以通过“能指革命”的方式，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思想支援的。     

论土地征用与农民收入

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的收入问题，而转移农民到非农行业和让农民分享工业化带来土地租金的上涨又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关键。现存法律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农民没有将其所承包土地直接谈判作价转向非农用地的使用方的权力。因此，在现有的这种法律框架下，一方面造成了城市和农村土地价格的巨大差异。特别是很多城市房价地价居高不下，提高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成本，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目前的“新圈地运动”。我们需要做的是结束这种单一的国家征用模式，一方面征用必须采用合理补偿即按市价补偿的方式，以防止拥有征用权的政府滥用其权力；另一方面，应该给予农民以完整的土地转让权，给予其直接与用地方谈判取价的机会，也不排斥集体或农民合作组织出面与用地方谈判取得租金后再在农民中分配的方式。     

农民身份注塑及其制度刚性——以农村地权构建为中心

城乡二元区隔不仅带来了身份性差异,也导致了利益分配与再分配的失衡。体现在土地法权模型领域,出现了土地的二元立法轨迹,乡村地权对内形成身份性、封闭性、生存型土地权利体系。对外不能对抗国家单向度征收,农民最终在土地利益分配场域被边缘化,其权利也被无情掩蔽与剥离。应从市场准入体系、市场化补偿体系,国家权力行使及政府角色转换机制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地使用权创新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地制度创新就是要弱化农地所有权、强化农地使用权,即:仍然坚持土地集体所有,但集体不具有对土地的生产经营、占有、使用和处置进行干预的权利,减少其借所有者之名对农地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同时,让使用权强化和扩大,接近事实上的所有权,从而使农民拥有土地的真正的处置权.     

重庆“转户农民”退地情况调查与启示

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进行土地处置,但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转户农民” 自愿退出土地的比率较低。影响“转户农民”退地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有：配套政策未及时跟上、历史遗留问题、现行政策欠完善、土地利用未明确、改革资金周转困难等。“转户农民”退出土地,利于农村、农业更好地发展,利于其在城市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也利于缓解改革财政压力;而农民转户不退地,可能形成“城乡三元”人口结构,使农村、农业发展陷入僵局,也会阻碍下一阶段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应加强户籍制度改革的宣传,尽快落实户改配套政策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善现行户改政策和退出土地利用政策,拓展改革资金来源,为户籍制度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并允许“转户农民”退回农村,消除其后顾之忧。     

从土地整理转型到社会转型——农村土地整理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土地问题是中国的核心问题。土地整理转型是中国社会治理机制转型的缩影。1949~1966年,高度行政集权下,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权力的延伸。1978~1998年在行政放权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和农民成为有独立经济目标的个体。1999至今,在新《土地管理法》约束和中央政府主导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三方的互动增多。土地整理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关系的转型基本反映了中国治理机制的转型过程,而中国治理机制转型必然伴随着经济结构转换、经济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这恰恰是社会转型的关键因子。因此,土地整理成为社会转型的风向标。但目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顺畅化。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适度规模经营问题分析

"三农"问题是当前困扰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家庭承包制下,农民家庭的土地过于分散、规模太小,已经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制度性障碍。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逐年下降,农业生产兼业化趋势加强、粗放式经营的现象日趋严重,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也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当前适度规模化经营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趋势,可以通过农户承包地互换、转让,村集体反租倒包及土地股份合作制等模式来实现土地合理、有序流转,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适度规模经营的目标。     

征地补偿费受偿主体及农地发展权归属探究

理论界对土地征收的目的、范围、以及补偿的标准等研究较多,而对征地补偿费受偿主体及农地发展权归属研究较少,尤其是农地发展权,其主体是农民集体还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理论研究鲜有涉及。本文提出在土地征收中．应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作为独立的征地补偿费的受让主体,并且土地发展权归属农民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