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方利润滞留境内的原因、问题及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利润以三种形式存在：购汇汇出、转增资或再投资、滞留境内。在盈利的外商投资企业中,有的既没有将外方利润购汇汇出,也没有将外方利润转增注册资本或从事再投资,而是滞留境内。长期以来,外方利润境内滞留行为成为外汇监管的真空地带。不仅如此,人民币升值预期背景下外方利润长期滞留境内易对国际收支平衡造成冲击。在减顺差促平衡的外汇管理新形势下,     

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利润滞留现象探究

本文通过对张家界市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利润滞留情况的调查,分析了外方利润滞留境内的套利因素、政策缺位、融资需求等原因,并指出了外方利润滞留境内存在形成隐性外债不利于外债监管、资金真实流向难以监管的隐患,最后对外方滞留利润的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外资企业外方利润滞留境内的原因分析

利润处置情况 根据企业填报信息，2002—2004年，山东省济宁市30家样本企业已分配外方利润分别为2.78亿元、3．21亿元和2．52亿元人民币，合计8.51亿元，占应分配外方利润的28％。已分配利润中，已汇出境外5.86亿元，转增本企业股本或再投资于境内其他企业1.18亿元，滞留企业1．47亿元。外方未分配利润加上已分配但仍留滞企业的外方利润，     

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利润处置情况探析——以河北省为例

本文结合2011年河北省外商投资企业年检数据,对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利润处置的三种情况分别予以分析,发现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就如何完善外方利润管理提出对策建议。     

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利润处置情况探析——以河北省为例

本文结合2011年河北省外商投资企业年检数据,对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利润处置的三种情况分别予以分析,发现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就如何完善外方利润管理提出对策建议.     

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所得利润流向及其监管

据统计，2002～2004年，江西省外商投资企业约有2260家盈利，其中外方所有未分配利润总额约为3．4亿美元。随着外商投资企业的迅速增加及其经营效益的不断提高，对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所得利润流向的监测．也就成为了外汇局日益关注的问题。为此，我们对辖内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所得利润流向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江西省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所得利润的流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利润处置监管难点及对策

为促进资金有序流动,提高对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利润处置的监管效力,本文结合2009年至2011年外商投资企业外汇年检数据,分别对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利润处置三个环节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各个环节监管的重点和难点,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利润处置监管难点及对策

为促进资金有序流动,提高对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利润处置的监管效力,本文结合2009年至2011年外商投资企业外汇年检数据,分别对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利润处置三个环节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各个环节监管的重点和难点,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利润处置情况研究——以湖南为例

随着我国外向型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利润大量滞留境内，形成事实上的隐性负债，构成了潜在的汇兑及支付风险。为此，本人根据近几年湖南外商投资企业外汇年检情况，对湖南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处置隋况开展调研，就如何改进外方利润管理、防范集中汇兑风险提出了建议。     

外方股东留存利润监管

2012年,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年检中,外汇局以《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权益确认表》替代了原有的《外汇收支情况表》,侧重于外方股东权益的数据统计。本文据此对外商投资企业外方股东的利润产生及留存情况进行分析,并对其影响和风险防范的管理提出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的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可以从多方面对一国的国际收支产生影响,包括对资本和金融账户的直接影响和对经常账户的间接影响。本文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利用1982-2009年的相关历史数据,通过建立贡献率指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国际收支产生的综合影响。结果显示,近年来,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大量的流入,不仅直接对国际收支产生正面影响,而且带动了出口快速增长,积累了巨额贸易顺差,成为导致国际收支失衡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撤资、利润汇出等负面效应所带来的国际收支风险也应被密切关注,尤其是在经济环境恶化时期。     

外商直接投资对苏州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了1993—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苏州经济发展的关系。分别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收入的相互作用对苏州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DI对苏州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最后分析了FDI对苏州经济发展的净效应并得出了相关结论和启示。     

疫情改变了我国FDI流入的影响因素吗?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的统计数据,疫情对FDI的影响程度已经远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探讨疫情对中国FDI流入的影响、疫情是否改变了我国FDI流入的影响因素和疫情常态化下我国FDI流入恢复的支撑因素等。断点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新冠疫情对各样本省市FDI流入的影响属于中短期效应,疫情并没有导致影响样本省市FDI流入的因素发生本质变化,且各样本省市FDI流入受疫情影响不同、恢复快慢也不同。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显示,FDI流入在样本省市均具有较强的惯性,中部地区的湖北和江西FDI流入受经济变量的影响比较显著,而东部地区的广东、江苏和上海FDI流入的影响因素应更多地考虑营商环境、产业结构特征和人力资本等,此外基础设施对样本省市FDI流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环境规制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变化——基于DEA多重分解的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国际投资环境不容乐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必要举措。本文探索环境规制下我国FDI变化的影响因素,通过FDI的子向量距离函数定义“环境规制生产技术”和“非环境规制生产技术”,以此构造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测度中国30个省份1999-2015年的环境规制成本,并在此基础上对实际FDI的变化进行分解。本文的主要结论有:2001年后,中国各省份的环境规制成本呈现整体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果最为明显;环境规制下,中国各省份的实际FDI增速先加快后减缓,2015年之前,第二产业对FDI的吸引力最强,2014年开始,第三产业对FDI的吸引显著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显成效,促进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反事实检验显示导致各个时期FDI变化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对FDI分布的影响显著增强。     

FDI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的理性思考

在全面回顾和分析国内外税收优惠政策对FD I引资效应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可以看出FD I的流动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鉴于我国税收政策对FD I的效应正在不断弱化,我国应及时推进两税合一。一味片面夸大其作用将严重阻碍内外税制的统一步伐。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选取1983—2005年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资料,描绘了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发现了我国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基本相似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取得了巨大的增长,本文对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并对外资贡献率下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跨境金融:驱动因素、结构特征与未来路径

跨境金融的驱动因素和结构特征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厘清全球跨境金融的规律特征,对我国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防范外部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经济周期、全球流动性、金融结构和监管政策等驱动因素的影响下,全球跨境金融活动呈现规模下降、结构调整、流向分化、主体切换和风险变化等特征。同时,银行跨境业务呈现综合化趋势,数字化转型提速,经营稳健性明显增强。我国跨境金融规模稳步增长,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持续增强,在全球资金循环中的份额不断提高。未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跨境金融的规模和结构还将发生深刻变化,风险日趋复杂。应引导形成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特征相匹配的跨境资金结构,平衡扩大开放与风险防控的关系,充分发挥银行业在跨境金融领域的“比较优势”。     

"两税合一"并不会影响外资的流入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的合并迟迟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是，主管部门担心合并后税负提高影响了外国直接投资进入的规模和速度，笔者认为大可不必为此担心。主要原因有三：第一，税收政策在一国的投资环境中只能起到部分激励作用，并非决定因素；第二，由于我国超过70％的外资来源于与我国尚未缔结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或虽有协定但并不包括饶让条款的国家和地区，因此税收优惠政策并不是大多数外商投资者关注的重心；第三，对中小外国资本来说，税收政策的调整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从提高效率的角度来看，这部分外资的减少反而会优化我国的外资结构，提高外资的使用效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New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ovinces

By employing a 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 (PSTR),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on air pollutant emissions. The results reveal the regime-switching effects in the income-pollution relationship as well. Specifically, an inverted-U shape is foun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 capita income and two air pollutant emissions, soot and dust, which confirms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hypothesi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FDI on EKC relationships is found, which provides the evidence that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holds to some extent.     

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提出一个假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国吸引FDI的多少与本国企业所受到的投资约束是相关的,这种约束越大,吸收的FDI就越多。本文通过FDI行业集中度的国际比较,揭示出中国FDI行业集中度极其低下的这一特殊现象,指出中国之所以能吸收如此大量的FDI,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受到了极其严厉的金融约束和政府行为的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部分不具有任何比较优势的外资进入了中国,占领了中国市场,这对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极其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