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常态下中国供给侧结构性动力机制的优化北大核心SSCI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和必要举措。"十三五"时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理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从科学的角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内涵和政策外延做出清楚阐释,探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措施,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同时更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文章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实际出发,通过对现有基本国情的分析,给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线图。     

金融业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双向互动

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现如今我国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以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顺应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现实情况。金融行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应为实体经济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同时金融业自身的供给需求矛盾也应当得到解决。文章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背景、国际经验出发,对金融业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双向互动关系展开了讨论,并针对金融业在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方向提出了相关建议。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近些年,中央根据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实际情况,推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视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创举。许多学者用西方供给学派来解释供给侧改革,而本文认为西方供给学派不能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指导这一改革。本文还提出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构性失衡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路障,要剔除这一路障必须同时实行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只有二者兼顾,才能促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管理者能力影响企业成本粘性吗?

激发企业家精神,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降低成本成为新常态下各方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从管理者效应出发,探究管理者能力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并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能力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成本粘性;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管理者能力的抑制作用越显著。文章结论拓展了管理者能力和企业成本粘性的相关研究,并为转型期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经济转型分析

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开始降速,虽然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中央将这种形势概括为经济新常态,也开始借此契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力求改变过去凭借低劳动成本和破坏生态环境的粗放式经济增长,转而寻求通过创新驱动提高生产率,带动经济增长,在此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呼之欲出。本文首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背景进行分析,然后探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及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最后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作出展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防控

当前的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呈现出新常态。随着"三去"任务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防控面临较大压力。本文从商业银行面临新常态形势出发,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分析了现阶段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特征,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防控对策。     

供给侧结构改革金融支持路径──以保山为例

新形势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举措,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也是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确立的战略思路。本文通过对供给侧改革背景、内涵、国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训进行阐述,进而分析金融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实体经济发展对金融的需求,阐述着力优化金融供给结构,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协同发展路径以供参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中国养老产业的发展路径研究

供需结构错配、供求结构性失衡成为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着力解决的突出矛盾,我国养老产业同样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和实际需求相对旺盛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本文对当前养老产业的服务机构、服务功能和水平、产业布局等结构性失衡问题及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创新性的引入PPP模式作为推动我国养老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路径和新思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侧”发力实现养老产业供需结构的再平衡.     

浅议经济新常态下企业管理会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的增长模式和增长速度已经不可持续,必须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积极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2016年6月,财政部印发了《管理会计基本指引》,以提高单位管理水平,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这对企业财务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此,本文介绍了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并分析管理会计在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中的作用,旨在为经济新常态下企业管理会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路径.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机遇和发展策略选择

随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正在经历一个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复杂转型过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是今后一段时期经济改革发展的核心政策导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出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带来新机遇,商业银行应当采用持续提升薄弱领域金融服务水平、丰富金融服务供给方式、构建与直接融资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完善人才队伍的激励机制的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策略,更好地促进和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     

跨境金融:驱动因素、结构特征与未来路径

跨境金融的驱动因素和结构特征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厘清全球跨境金融的规律特征,对我国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防范外部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经济周期、全球流动性、金融结构和监管政策等驱动因素的影响下,全球跨境金融活动呈现规模下降、结构调整、流向分化、主体切换和风险变化等特征。同时,银行跨境业务呈现综合化趋势,数字化转型提速,经营稳健性明显增强。我国跨境金融规模稳步增长,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持续增强,在全球资金循环中的份额不断提高。未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跨境金融的规模和结构还将发生深刻变化,风险日趋复杂。应引导形成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特征相匹配的跨境资金结构,平衡扩大开放与风险防控的关系,充分发挥银行业在跨境金融领域的“比较优势”。     

估算中国的IFDI和OFDI——来自“避税天堂”与返程投资的证据

本文梳理了现有文献对离岸金融中心导致的直接投资头寸统计偏差进行修正的方法,详细比较了直接投资头寸数据集的优劣差异,并以CDIS宏观数据集为基础,引入Orbis微观企业数据库作为重要补充,对直接投资的动机按避税目的和境外上市目的进行区分,以此估算我国的IFDI和OFDI存量。结果表明:(1)估算后,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IFDI调减1.1万亿美元,其中超过80%是出于避税目的进行的返程投资;(2)考虑VIE架构境外上市企业的影响后,返程投资占比增长至近37%,规模约1万亿美元,其中VIE架构境外上市企业贡献了16%;(3)我国对外投资存在经过“避税天堂”进行中转的现象,其中最终投向英属维尔京群岛的OFDI存量约占1/4,是我国实际OFDI的最主要投向地。     

外资进入与国内价值链地位提升

近年来,国际经济形势日趋复杂严峻,全球价值链纵向分工趋于缩短或转移至新地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静态、动态多种空间权重矩阵,系统考察了外资进入对我国区域国内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进入对国内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FDI进入地区不仅可以获得直接的技术溢出,而且对相邻地区产生“非自愿”的溢出效应,但省份内FDI溢出效应作用更为明显。在改变计量模型、变量测算形式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且不同分组样本(不同技术水平、外资进入程度以及是否沿海地区)对应的检验结果存在异质性。市场化程度强化了外资进入对国内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外资进入通过提高国内价值链地位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影响,且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更为显著。     

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实业和金融两类投资组合模型的构建,重点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是否具有异质性,并探究不同类别金融投资对应结果的差异性特征。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以及传统印象并不一致:我们发现,风险规避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显著驱动因素,而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则不存在这一特征;同时,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主要由收益率差驱动,而在其他企业样本中均没有证据显示追逐利润是企业金融化的推动因素。不同企业样本的融资约束、杠杆率、成长性、流动性水平以及资产质量等因素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区分企业金融投资中货币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不同特性并考虑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结果表明货币类金融资产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主要受资本逐利因素推动,其他企业则未体现这一特征;对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均受到风险因素驱动,而国有企业则不受影响;将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纳入金融资产后结果则未产生明显差异。     

“一带一路”建设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工业企业的研究

本文借鉴Hsieh and Klenow(2009)的理论框架,采用2010—2018年中国上市工业企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一带一路”建设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平均意义上看,“一带一路”建设显著改善了位于重点对接省份企业的劳动配置效率,但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尚不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建设主要通过深化重点对接省份的开放水平,尤其是促进它们的双向直接投资规模,改善劳动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要素流动表现出“劳动往高处走,资本往低处流”的特征,导致劳动和资本的配置效率出现“分野”:在重点对接“一带一路”的省份,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配置了更多的劳动要素,劳动配置效率得以改善;但由于市场资源配置能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资本生产率高的企业在资本要素获取上还未体现出明显优势。     

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吗?——来自中国《物权法》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以《物权法》出台为标志的担保物权制度改革是否降低了企业的债务成本。实证结果显示,《物权法》出台后,与固定资产占比较高的企业相比,固定资产占比较低企业的债务成本显著降低。进一步,与《物权法》出台通过扩大可抵押资产范围、加强债权人保护等渠道降低企业债务成本的经济直觉一致,三重差分检验结果表明,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债务成本的降低作用表现出丰富差异性:其一,与法律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相比,《物权法》对企业债务成本的降低作用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相对更大;其二,与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相比,《物权法》对企业债务成本的降低作用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相对更大;其三,与融资约束较弱企业相比,对于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而言,《物权法》对债务成本的降低作用相对更强。这些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的经验证据识别并揭示出了担保物权制度改革促使企业债务成本下降的作用机理,从而对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OFDI技术创新效应的传导机制——基于资本要素市场扭曲视角的分析

本文尝试构建一个中国OFDI(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效应传导机制理论框架,并对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影响OFDI技术创新效应的作用机制和结果进行拓展分析。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企业OFDI对技术创新具有正向效果,且OFDI企业可以通过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型升级、提高管理效率以及生产效率这三个重要途径实现其技术创新能力的跃升;现阶段中国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现象会显著抑制企业OFDI技术创新效应,作用机制是,资本要素市场扭曲作为干扰外部摩擦因子,通过降低企业资本要素密集度和生产效率等渠道抑制企业OFDI技术创新效果。本文进一步提出构建知识产权金融化建议,包含知识产权股权化、知识产权证券化和知识产权流动性机制等内容,以此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源参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吗？——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自然实验

提高环境标准以推进企业低碳环保转型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众多环境规制的政策工具中,以市场激励为导向的排放权交易机制在西方国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与应用,但是否同样适用于尚处在转轨期的新型中国市场还有待进一步检验。本文基于中国2013年开始试点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考察了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实施显著推动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且当碳市场的流动性程度越高,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但企业成本转嫁能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该环境规制的积极影响,当企业所承受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更低、企业对客户和供应商的议价能力更高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相对降低。综上,本文的研究不仅从市场激励的角度丰富了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文献,同时也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实施的政策效果提供了微观证据,研究结论可为后续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估计

企业投资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是识别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是否畅通以及IS曲线斜率的重要参数。本文基于新古典投资模型框架,使用2004-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估计了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侧重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1)上市企业投资的加权资本成本弹性显著为负,且已具有较强敏感性(长期弹性系数为-0.16～-0.27),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条件在上市公司投资环节正逐渐具备 ;(2)对加权资本成本的结构性估计显示,企业投资主要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变动较为敏感且系数显著为负,而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变动敏感程度较低且不稳定;(3)与传统观点相反的是,非国有控股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显著低于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较强的融资约束是导致非国有控股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较低的重要原因,应重视民营经济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的支持。     

贸易成本与中国制造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大国经济的压舱石,更高水平、更有竞争力的制造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发展既受益于推动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分工格局和外国福利水平。本文结合长期收入效应、投资结构变迁、国际贸易失衡等中国经济特征建立了一个两国多部门结构转型模型,从理论和定量上研究了贸易成本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外国福利提升的影响。本文发现:1995-2010年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持续下降,既增强了中国制造产品的比较优势,使制造业产出增长了29%,分别提高了制造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4.7个和5.1个百分点;也由此降低了全球消费品价格,对同期外国总体福利水平提升的贡献率接近15%。对中国制造产品加征关税提高中国出口贸易成本,会显著降低外国福利水平。本文结论表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本文为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现实依据,并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