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励契约、技术创新动力与路径选择

根据创新经济学及其衍生理论相关观点,高管创新动机与创新战略决策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与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基于线性与非线性分析整合视角,运用中国民营中小上市公司2007-2012年平衡面板数据,对高管激励契约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及路径选择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能够对民营中小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动力产生正向影响;两类激励契约对于公司技术创新路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但两者激励强度与内部自主研发途径的选择倾向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对于外部技术引进路径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对高管激励契约结构进行合理设计是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自主创新动力的重要途径。     

高管持股变动、技术创新与公司价值——基于不同产权性质的比较

以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高管持股变动、技术创新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对公司价值均具有正向影响，并且高管持股变动对上述影响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对不同产权性质公司而言，国有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活动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和高管持股变动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显著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基于上述结论，从政府补贴、公司高管业绩考核和股权激励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高管激励对波特假说在企业层面的有效性影响研究

不同所有制背景下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动机及外部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大多数研究不区分所有权性质,只是笼统地认为环境规制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却忽视了公司治理层面的调节作用。基于重污染行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实证分析发现：①波特假说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有效性不同：外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不显著但作用方向相反,其一般对民营企业存在负向影响,对国有企业存在正向影响,内生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②高管激励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间存在调节作用,但只在民营企业中作用显著。高管激励越大,外生环境规制对民营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越小,内生环境规制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则越大,但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未发现相关证据。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辽宁中小民营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的制约因素与发展对策研究

技术创新对企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小民营制造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极大的考验。辽宁省中小民营制造企业尽管数量很多,但存活率低。除了外部宏观环境对于其有一定的忽略与限制之外,同时很多中小民营制造企业对于自身的技术创新现状认识也不清,根据市场的变化来进行技术创新能力低。文章针对辽宁中小民营制造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现状,分析并指出了辽宁省中小民营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的制约因素,探索促进辽宁省中小民营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提升的对策。     

创新补贴、企业技术产出与价值实现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以2010-2017年中国129家民营科技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动态分析和评价政府创新补贴对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与价值实现两个阶段的激励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从短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从长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创新价值实现的方差贡献更大;第二,企业创新价值链不同阶段的产出对后续政府补贴配置均有积极正向反馈作用,但政府更关注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第三,前期技术创新对后期价值实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价值实现对新一轮创新活动的支持效果不显著。     

创新补贴、企业技术产出与价值实现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以2010-2017年中国129家民营科技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动态分析和评价政府创新补贴对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与价值实现两个阶段的激励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从短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从长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创新价值实现的方差贡献更大；第二，企业创新价值链不同阶段的产出对后续政府补贴配置均有积极正向反馈作用，但政府更关注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第三，前期技术创新对后期价值实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价值实现对新一轮创新活动的支持效果不显著。     

高科技企业高管在技术创新方面激励的对策与建议

具有可持续性的技术创新能力是现代公司在高度动态的竞争环境中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对于高科技公司尤为重要。而高管激励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有很大的影响。本文针对高管如何激励会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技术创新制度影响技术创新行为和绩效的机理研究——以上海和浙江民营制造企业为例

以上海和浙江民营制造企业为例,研究技术创新制度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行为,进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机理。结构方程建模结果表明,技术创新保护制度、外部协作制度和内部激励制度对技术创新行为和绩效的影响显著,而技术创新融资制度对技术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不显著,民营制造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资金约束并不明显。     

治理主体间的权力博弈影响了股权激励双重效应吗?——以民营中小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基于双重委托代理框架,构建了公司治理主体的权力博弈对股权激励的影响路径分析模型,并运用2007-2012年中国民营中小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作为民营中小上市公司的核心治理主体,经营层与终极控制人的权力博弈对股权激励强度及其双重效应均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经营层权力对股权激励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终极控制人权力则对其产生负向影响,两者在对股权激励强度作用的过程中存在冲突,终极控制人权力对股权激励强度的负向作用更为强烈;股权激励对第一类代理成本具有抑制效应,而在经营层权力与终极控制权力的双重调节效应下,这种抑制效应更为凸显;股权激励对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作用并不显著,但这种作用过程同样受到来自两类权力双重调节效应的显著影响。     

高管激励契约配置方式比较与协同效应检验——基于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动态创新能力构建视角

构建动态创新能力是现阶段高科技公司应对多变环境的必要途径,进行创新导向的高管激励契约设计是促进该项能力培育与提升的关键。本文首先运用2007-2012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数据对动态创新能力进行测量,继而对不同高管激励契约配置方式对动态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之间的交互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采用包含股权激励的复合型配置方式能够明显促进高科技公司的动态创新能力,并且在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因此,在高科技上市公司中,应将股权激励与薪酬激励进行合理配置,从而为该类公司动态创新能力的构建提供内源动力。     

晋升激励与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绩效

选用全部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企业内部晋升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内部高管晋升激励抑制了企业创新项目投入和产出,员工晋升激励则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在企业研发投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高管激励仍会抑制企业创新产出,员工激励则会显著正向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企业成长性水平不同存在较大差异。研究重新认识了晋升激励这一心理契约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对企业采取科学的激励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QFII持股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如何走好新型工业化绿色创新发展道路已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资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发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成为重要选择。本文基于我国A股2010—2020年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驱动效应,且QFII持股通过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环保投资效率两条路径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约束型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可在QFII持股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提升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开拓了新的激励机制,同时为我国QFII制度改革与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一定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企业持续创新影响因素研究

使用持续专利时间、持续专利数量、持续发明时间和持续发明数量对企业持续创新进行测度,就公司规模、企业盈利能力、债权融资水平、股权结构和高管激励等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提出相关假设,并以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专利研究数据库”1985-2015年涉及的1 9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司规模与企业持续创新正相关;盈利能力和债权融资水平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股权结构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持续专利时间、持续发明时间负相关,对持续专利数量和持续发明数量的影响不显著。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持续专利时间正相关,对其它持续创新变量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在高管激励中,以薪酬测度的高管短期激励与企业持续创新正相关,以持股比例测度的高管长期激励对企业持续创新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完全发挥。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高管激励对波特假说在企业层面的有效性影响研究——基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比较

不同所有制背景下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动机及外部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大多数研究不区分所有权性质,只是笼统地认为环境规制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却忽视了公司治理层面的调节作用。基于重污染行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实证分析发现:1波特假说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有效性不同:外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不显著但作用方向相反,其一般对民营企业存在负向影响,对国有企业存在正向影响,内生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高管激励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间存在调节作用,但只在民营企业中作用显著。高管激励越大,外生环境规制对民营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越小,内生环境规制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则越大,但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未发现相关证据。     

高管薪酬结构与技术创新投入关系的实证研究——以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例

以2009年披露创新投入的我国235家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结构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重要变量。具体表现为:高管薪酬水平和高管薪酬差距与技术创新投入正相关;具有技术背景的高管持股比例与创新投入的关系不显著。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     

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分析

以2013—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并考察公司内外部治理因素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①自愿性信息披露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②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影响自愿性信息披露与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关系，具体而言，市场化进程、非国有产权性质、高管股票激励能够强化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控股股东持股、董事会结构、董事会行为、高管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③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自愿性信息披露能够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和外部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