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经验数据的检验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D&O保险)是一个市场化的外部治理机制。基于沪深证券交易所2003—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D&O保险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研究发现,D&O保险显著提升了关联交易总水平、关联销售金额和关联购买金额;根据控股产权性质分组研究发现,D&O保险对非国有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的正向影响,比对国有控股公司更加显著;D&O保险、关联交易均与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且关联交易发挥中介效应。研究表明,D&O保险通过监督效应提升关联交易,并促使其对公司价值发挥支持效应。研究加深了对D&O保险治理职能的理解,更新了对关联交易经济后果的惯性认知,对促进公司治理治理机制建设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专利执行保险与上市公司创新行为研究

专利制度的本质是对知识资源产权归属进行确权。基于我国第一批和第二批专利执行保险试点这一准自然试验,借助沪深上市公司2008-2017年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DID）实证检验了专利执行保险对上市公司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专利执行保险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提升上市公司创新积极性和创新投入力度;专利执行保险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量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创新产出。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市场化进程、法制化完备程度均能显著促进专利执行保险对上市公司的创新激励效应。利用敏感性检验和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因此,加强专利保护制度建设对促进上市公司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分析师跟踪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本文使用2005～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分析师跟踪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分析师跟踪促进了企业资本结构调整,这种促进作用的主要机制是通过缓解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降低资本结构调整成本,因此对信息透明度较高的企业样本组,其促进作用不明显.区分不同负债水平和不同所有制企业后,其促进作用也存在差异.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分析师跟踪主要通过企业增加或减少债务的途径影响企业资本结构调整.     

金融发展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

为考察金融发展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内在联系,构建一个反映区域金融发展指标,并结合沪深A股2007—2015年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成本,最终加快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因此金融发展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企业更加显著,同时产权性质对金融发展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影响。     

"鞭长莫及"还是"遥相呼应":监管距离与企业社会责任

如何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备受学界关注,本文以2010-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监管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边界调节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1)监管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了负向影响,监管机构与上市公司地理距离越远,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差,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总体上呈现监管机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鞭长莫及"效应;(2)边界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高管海外工作经历在监管距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且企业社会责任在监管距离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了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战略竞争价值;(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监管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非强制披露、外部治理环境较差以及轻污染行业中更为明显.本文基于经济地理学与高阶梯队理论的融合,能够为推进数字化时代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提供全新的视角,为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提供经验启示.     

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倒U型关系及转变

数字化转型可赋予企业创新巨大的新动能,但数字技术种类多、成本高,如何充分借助数字技术促进企业创新是企业关注的焦点。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技术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呈显著倒U型关系,表明适度的数字技术集中度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过度的数字技术集中度会抑制企业创新。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源整合能力和研发投入强度在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间发挥调节效应。随着调节变量增大,倒U型曲线拐点向左偏移,同时倒U型曲线逐渐变得平缓。在调节变量突破拐点临界值后,倒U型曲线转变为U型曲线。由此可见,调节变量增大能够进一步促进企业创新。结论可为深入理解数字技术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进而利用调节机制促进企业创新提供经验证据。     

QFII持股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如何走好新型工业化绿色创新发展道路已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资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发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成为重要选择。本文基于我国A股2010—2020年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驱动效应,且QFII持股通过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环保投资效率两条路径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约束型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可在QFII持股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提升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开拓了新的激励机制,同时为我国QFII制度改革与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一定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迈向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值得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驱动作用，在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高管海外背景主要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增强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三条路径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约束型环境规制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在企业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效应在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和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为如何促进企业转向以绿色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为制定合理的企业高管聘任决策，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