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关联度与技术关联度如何影响医药公司创新绩效

基于创新能力结构视角，引入企业科学关联度和技术关联度指数，将142家上市医药制造企业划分为双元型组织、专业型组织和其它类型组织，并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组织内科学关联度、技术关联度及其交互作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双元型和专业型组织内，企业—科学关联度、企业—技术关联度均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双元型组织内，两类创新活动的交互作用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专业型组织内，两类创新活动的交互作用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此，医药制造企业既可选择从专业型组织向双元型组织转型的演进路径，也可利用外部资源建构开放式创新体系，从而实现创新绩效提升。     

治理机制、网络嵌入对平台企业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

在互联网时代企业创新转型背景下,聚焦治理机制和网络嵌入对于平台企业开放式服务创新的作用机制构建理论模型.基于问卷调查结果,采用回归分析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治理机制和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之间有着倒U型关系;不同类型网络嵌入模式与治理机制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有着不一样的交互作用.最后,得出管理启示:强化平台需求导向,合理划分平台责任边界;科学把控平台治理力度,保持合理网络嵌入强度;多方主体参与协同治理,不断调整平台治理方式.     

治理机制、网络嵌入对平台企业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

在互联网时代企业创新转型背景下,聚焦治理机制和网络嵌入对于平台企业开放式服务创新的作用机制构建理论模型.基于问卷调查结果,采用回归分析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治理机制和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之间有着倒U型关系;不同类型网络嵌入模式与治理机制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有着不一样的交互作用.最后,得出管理启示:强化平台需求导向,合理划分平台责任边界;科学把控平台治理力度,保持合理网络嵌入强度;多方主体参与协同治理,不断调整平台治理方式.     

企业核心型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模式对价值共创效应的影响——一个跨层次调节效应模型

企业核心型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作为创新生态系统演变过程中的新形态，能够为核心企业和参与者带来显著市场竞争优势，已成为实业界和学界关注热点。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探讨企业核心型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模式选择对价值共创效应的影响机理和边界条件。利用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的纵向配对数据进行跨层次分析，发现并购模式、合作模式能够提升价值共创效应，但合资模式对价值共创效应没有显著影响，而价值共创机制（动力机制、进入与退出机制、能量传递机制和信任机制）及创新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能够强化上述关系。结论有助于创新生态系统研究领域的理论积累，同时为核心企业构建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提供治理策略选择和相关实践指导。     

基于内向开放式创新调节的组织柔性与领先企业持续成长能力研究

随着智能互联推动的第四次产业变革的到来与环境不确定性的加剧，近年来一些行业领先的大企业突然崩塌而另一些领先企业则实现了转型与持续成长。组织柔性、开放式创新是影响领先企业实现转型与持续成长的重要因素。引入内向开放式创新作为调节变量，通过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证实组织柔性是影响领先企业持续成长能力获取的重要因素，其中能力柔性影响最大，文化柔性和结构柔性次之，内向开放式创新则在两者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结合单案例研究发现，平台协同、利益共同体机制、市场导向是组织柔性、内向开放式创新促进领先企业持续成长的实践路径。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技术创新——机制识别、保障条件分析与异质性检验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继土地、技术、资本和人力之外的又一核心生产要素。本文选取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对内提高经营效率、对外获取政府补助和提高市场关注度作用于企业创新。并且，企业内部的高端人才和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有力保障。最后，基于行业类型和所有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地存在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本文不仅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和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而且对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借助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开放式创新、战略柔性与创新绩效

以中国制造业259家企业为数据样本，研究了开放式创新、战略柔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开放式创新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战略柔性与创新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开放式创新战略与战略柔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正向交互作用。研究结果对企业管理层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企业应该尽可能实施开放式创新战略，提高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     

开放式创新对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

开放式创新已成为发展趋势,但是关于开放式创新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尚未达成一致结论。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检验,并探讨政府补助和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①开放式创新有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②企业获得政府研发补助越多,外部组织越愿意与其进行开放式创新,企业可用于研发投入的内外部资源也越多;③企业所在行业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越倾向采取开放式创新,以通过与外部资源拥有者合作增加研发投入、保持竞争优势。该研究发现可为推动制造业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以及加快转型升级提供决策依据与理论支持。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基于网络溢出的视角

本文使用2006—2019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在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刻画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专利数量、质量和效率);(2)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创新呈现U型曲线作用关系,表明存在正向创新效应的数字化程度“门槛值”;(3)数字化转型通过创新网络溢出效应和贸易网络溢出效应促进企业创新,且存在上下游企业的关联溢出效应;(4)在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和平均数字化转型程度及数字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更大。     

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创新

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文化在制度改革进程中，促进了体制约束或资源匮乏背景下的企业创新行为。然而，浓重的地区关系文化犹如无形的制度牢笼，束缚着企业创新活动。利用中国内地120个城市工业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随着地区关系文化的发展，企业创新活动将受到抑制，两者呈现显著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效应仅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显著；相较于国有企业，该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更显著；企业是否属于高技术行业则对两者关系无实质性影响。     

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企业创新型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能从微观层面提高其运营效率,而且能够在宏观层面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俨然已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本文选择兼具“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督”双重属性的ESG表现为锚定对象,重点分析其在促进企业有序数字化转型并进而实现创新型发展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基于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其创新绩效提升,且ESG表现有助于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该效应在融资约束较小、治理效率较高以及资源冗余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且更利于促进企业实现突破性创新。本研究有助于企业借力数字化转型、强化ESG表现以提升其创新绩效,进而为促进国家创新能力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孵化器智力资本如何撬动区域创新？——基于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激发创新活力、促进区域创新水平提升是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的关键目标。基于建构主义资源观和制度理论，构建智力资本、制度环境与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模型。以我国30个省份科技企业孵化器2015—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智力资本对孵化绩效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孵化器智力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孵化绩效，不同区域之间的制度环境存在差异，且制度环境显著正向调节智力资本与孵化绩效之间的关系。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管理层激励

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善了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拓宽了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充分发挥了资源赋能的作用。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通过资源赋能作用增加管理层激励呢?本文从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层激励的资源赋能作用。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这一效果主要是通过缓解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和提高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来实现的。当管理层权力较大或者CEO具有高学历背景、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较为薄弱、公司专业性股东话语权较小和公司所在省份制度环境较差时，上述结果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管理层股权激励显著促进了公司创新投入，提高了公司的投资效率，即有效缓解了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此外，本文还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确保结论的客观真实性。本文的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作为新经济时代的重要战略变革形式，可以赋能公司管理层激励，进而缓解公司的代理冲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采用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相结合的方式更为全面地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水平，对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发挥积极作用。在使用一系列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旧保持一致。(2)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的途径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3)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和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方向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     

基于扎根理论的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两阶段演化过程研究——以河北钢铁集团为例

鉴于当前企业,特别是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研究尚未从整体视角系统考察绿色转型前因后果的过程机制,导致企业绿色转型演化机理不清晰、作用边界不明确。为打开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过程作用机制的“黑箱”,以具有行业代表性和绿色转型典型性的河北钢铁集团为研究对象,通过多渠道采集数据信息以及对数据信息的分析、编码,剖析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要素的演化脉络与机理。结果显示：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分为准备与实施两阶段,且由核心层—运转层—保障层交互构成。通过进一步厘清多维度影响因素—转型模式—转型实践演化脉络,构建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准备—实施两阶段理论模型,以此明晰绿色转型过程作用机制,丰富企业绿色转型理论框架与相关研究。     

数字技术驱动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组织合法性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数字技术给企业发展和创新研究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学界呼吁构建新理论解释企业数字创新形成机理。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视角，系统分析传统非互联网企业如何通过匹配技术资源(IT能力)和社会属性资源(组织合法性)实现数字化转型以获取数字创新绩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进一步对275份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样本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和Bootstrap分析，并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IT能力和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对IT能力和数字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组织合法性对IT能力、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具有进一步调节作用。结论说明传统非互联网企业能够利用技术投资构建IT能力以促进数字创新绩效提升，而通过技术资源和具有社会属性的合法性资源匹配实现数字化转型，能够获取更多数字红利。     

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

为厘清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的实现路径,本文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工业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实现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机制分析表明,在创新资源维度,数字化转型在集聚研发资源、促增环保投入的同时,还能够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改善其融资能力,从而驱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在经营状况维度,数字化转型不仅会通过增加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来改善企业经营绩效,还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来优化企业生产效率,进而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潜能。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作用在国有企业、清洁型企业以及位于绿色创新分布高端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以上结论有助于理解数字化转型的环境绩效,并为如何引领企业实现绿色创新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技术整合能力、绿色专利质量与企业持续性创新

开放式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如何利用技术整合能力促进企业持续性创新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2009-2019年232家高新技术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全面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全面FGLS)探讨技术整合能力对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结果发现：技术整合能力与企业持续性创新呈倒U型关系；技术整合能力与绿色专利质量呈倒U型关系，绿色专利质量在技术整合能力与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倒U型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中心性正向调节技术整合能力与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倒U型关系，但并未对技术整合能力与绿色专利质量的倒U型关系发挥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结论可为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调整技术整合能力提升绿色专利质量，进而实现持续性创新目标提供理论指导，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较高的实践价值。     

高技术服务业与资源型产业融合对资源型企业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新技术与新知识的高技术服务业跨界融合是传统企业实现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创新研发和商业转化的重要因素。因此，运用熵指数测度全国各省区高技术服务业与资源型产业融合水平，并利用2014—2017年资源型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检验两大产业融合对资源型企业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同时探讨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现阶段高技术服务业和资源型产业融合程度不高，但发展态势良好，处于从失调走向协调的转变期；产业融合对资源型企业创新研发效率短期无显著影响，长期存在抑制作用，资源型企业技术能力刚性导致对新技术的排斥，且较大的产业间认知差距削弱了产业间良性互动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产业融合对创新转化效率呈先抑制、后促进效应，就长期而言，产业融合具有良好的创新转化推动力；资源型企业吸收能力分别在产业融合与滞后一期创新研发效率及滞后三期创新转化效率的关系中起正向、负向调节作用，表明资源型企业吸收能力构建尚不全面。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