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创新补贴与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选取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年度数据，实证分析政府创新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可以正向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相对于国有战略性新兴企业和大型战略性新兴企业而言，政府创新补贴对非国有战略性新兴企业和中小型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融资约束在政府创新补贴与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产品市场竞争正向调节政府创新补贴与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基于此，建议合理配置政府创新补贴、弱化信息不对称问题、强化市场竞争调节效应，以深化政府创新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智能制造业创新产出：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是否协同助力

基于2015—2019年中国智能制造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对创新产出的协同作用，研究不同产业类别、不同市场竞争环境以及不同区域下政府补助的异质性效果。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和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产出均有显著激励作用，市场竞争正向调节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政府补助对智能制造四大行业的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其中对高端装备和新材料产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在高市场竞争环境下，政府补助对高质量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分区域看，东、中部地区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且东部地区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的协同促进作用更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弱。结论对政府制定智能制造业补助政策、完善创新市场环境、促进政府与市场发挥协同创新作用等具有参考价值。     

产权性质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决策权配置的异质性分析

高质量发展要求环境与经济的协同发展。从微观视角看,企业的绿色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但是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可能在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创新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产权性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和授予数量显著高于民营企业,但是国有企业的绿色实用新型申请和授予数量显著低于民营企业,说明在绿色创新方面,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实质性创新水平,而民营企业则具有更高的策略性创新水平。此外,国有企业更高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样本中更加显著,而民营企业更高的策略性创新水平则在两职合一的样本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国有企业实质性的绿色创新和策略性的绿色创新均能帮助其获得政府补贴,而民营企业则更多通过策略性的绿色创新获取更多政府补贴。研究结论对于高质量发展和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基于2011-2017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微观数据

选取2011-2017年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混合OLS、固定效应模型及GMM模型分析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的促进作用。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研发具有促进作用，但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高新技术企业，政府补贴力度不尽相同；对于不同地区来说，政府补贴对一线城市扶持力度较大，对其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激励作用比较显著，对于二、三线城市的扶持力度不够，对其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激励作用相对较弱；对于不同行业来说，政府会有针对性地加大对某一行业制造业财政补贴力度，如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最后，针对上述问题，进一步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成长型创新企业自主创新影响的定量分析

以创业板上市企业2009-2014年面板数据为样本,定量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对成长型创新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成长型创新企业研发资本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加强政府补贴资助力度会进一步强化这一促进作用;企业利润越高、规模越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越大。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目前,各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促进成长型创新企业发明专利产出,但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和江苏知识产权保护抑制实用新型专利产出。企业研发资本投入增加、政府补贴提高、企业利润水平提升、规模扩大等都会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产出的正向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对于外观设计申请量的影响显著为负。     

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成长型创新企业自主创新影响的定量分析——以创业板上市企业为例

以创业板上市企业2009-2014年面板数据为样本,定量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对成长型创新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成长型创新企业研发资本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加强政府补贴资助力度会进一步强化这一促进作用;企业利润越高、规模越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越大。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目前,各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促进成长型创新企业发明专利产出,但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和江苏知识产权保护抑制实用新型专利产出。企业研发资本投入增加、政府补贴提高、企业利润水平提升、规模扩大等都会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产出的正向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对于外观设计申请量的影响显著为负。     

双向FDI协调对省域创新的影响：增“量”抑或提“质”

将省域创新分为策略性创新和实质性创新，采用2010-2020年我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双向FDI协调对省域创新的影响以及地区异质性，考察该影响中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和省域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双向FDI协调对省域策略性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省域实质性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即双向FDI协调对省域创新发挥增“量”但不提“质”的作用。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双向FDI协调对沿海和内陆地区策略性创新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双向FDI协调显著促进了沿海地区实质性创新，对内陆地区实质性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调节和中介检验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增强双向FDI协调对省域策略性创新的影响；省域吸收能力在双向FDI协调影响省域策略性创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创新补贴的绩效研究

补贴是目前政府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我国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补贴金额巨大,但补贴的绩效如何,理论界缺乏对这些问题的系统研究。本文首先选择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很好代表性的证券市场作为研究样本来源,通过手工方式从上市公司非指定公开披露信息,如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日常信息披露资料以及公司网站等,搜集整理出满足创新建模需要的2010—2012年连续三年的创新投入产出系统数据;其次,构建了包含外溢效应的超越对数CDM模型、并应用迭代3阶段最小二乘法(IT3SLS),试图对我国政府自2010年以来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创新补贴的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再次,采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对影响创新补贴绩效的主要因子进行了分析。本文发现:(1)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生创新补贴的绩效是显著的,创新的外溢效应也是显著的;(2)外溢效应产出弹性系数远大于政府补贴的产出弹性系数,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单个企业本身产出绩效作用并不大;(3)公司治理与财务风险状况对政府创新补贴绩效有显著影响,从PLS估计结果系数大小来看,对创新补贴绩效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资产负债率、独立董事占比、综合杠杆系数、固定资产比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政府创新补贴提升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了吗?

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战略背景下，政府创新补贴作为重要的产业政策工具，如何有效发挥其积极作用，是否能够提升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科学界定数字经济企业范围，在此基础上，以2012—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和关键词筛选方法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数据，系统探讨了政府创新补贴对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显著提升了数字经济企业的研发强度，该结论在稳健性分析中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于成长期、高技术行业及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效应。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发现，政府创新补贴与数字经济企业私人研发强度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我国当前针对数字经济企业的政府创新补贴还处于倒U型的左侧底部。同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对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效应不具有动态性。本文的研究拓展和丰富了数字产业化及政府补贴效应等相关领域文献，为数字经济时代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优化政府创新补贴政策，更好地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提供了重要启示。     

创新补贴、企业技术产出与价值实现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以2010-2017年中国129家民营科技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动态分析和评价政府创新补贴对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与价值实现两个阶段的激励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从短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从长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创新价值实现的方差贡献更大；第二，企业创新价值链不同阶段的产出对后续政府补贴配置均有积极正向反馈作用，但政府更关注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第三，前期技术创新对后期价值实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价值实现对新一轮创新活动的支持效果不显著。     

政府补贴、产权性质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

政府补贴和产权性质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已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采用Wind数据库中的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挂牌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科学评估政府补贴、产权性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现阶段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激励作用；②由于企业产权性质不同，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最后，提出完善政府补贴监管制度，营造合理透明发展环境，优化政府补贴政策，确保补贴方案因地制宜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制定更有效的补贴政策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支持。     

投资潮涌背景下企业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

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是增强我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引擎。采用2008—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综合指数样本股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投资潮涌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将创新绩效分为创新产出与成果转化率，结果发现：第一，2010—2012年第一波投资潮涌与2015—2019年第二波投资潮涌下，企业投资均能有效促进创新产出。在先发优势作用下，第一波效果更为显著。第二，无论在投资潮涌前期还是后期，投资支出均有助于促进创新产出，且前期影响更显著，而在非投资潮涌阶段，投资支出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不再显著。第三，对于任何类型的战略性新兴企业而言，企业投资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源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投资与创新成果转化率的关系均为倒U型，而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者关系呈正相关关系。     

异质机构持股、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

机构投资者与政府补贴等优惠政策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资本来源和制度保障，势必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以我国沪深两市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2010-2015年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异质机构持股、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机构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政府补贴可以促进机构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尤其是实质性技术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券商持股与QFII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分别存在不显著和显著正向影响；政府补贴能够降低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有效促进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并通过调节作用促进券商持股和QFII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更加显著的正向效应；政府补贴对基金持股与企业非实质性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对券商持股和QFII持股与企业实质性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     

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动态创新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两阶段DSBM模型与Tobit模型

以873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产出导向的DSBM模型测算两阶段整体和不同细分产业的动态创新效率。基于微观企业层面，分别以营业收入增长额、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技术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产出指标，测算并比较对应的创新效率。结果表明，以营业收入增长额作为创新产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不同细分产业的创新效率存在异质性。进一步运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因素发现，在技术研发阶段，企业规模、资产收益率、研发强度、劳动者素质、企业性质对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研发人员、研发资金、企业年龄、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存在负向影响；在成果转化阶段，发明专利授权数、企业规模、资产收益率、研发强度、劳动者素质对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员工总数、研发支出、企业年龄、政府补贴、企业类型对创新效率存在负向影响。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下，结论可为测度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动态创新效率提供指导，为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创新效率提供决策参考。     

“国家队”持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重污染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国家队”这类特殊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对重污染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队”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并且该影响在重污染行业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是“国家队”持股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时间越长，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越显著。研究结论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交互效应视角下政府补助、内部资源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包含政府补助、内部资源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创新系统。建立P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系统要素间的动态交互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创新系统内,创新资源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效果最显著,政府补助次之,政治资源最弱;进一步探究发现,创新绩效能够实现对内部资源的积极反馈,该反馈作用是快速响应的。此外,企业资源和创新绩效冲击对政府补助的影响程度很小,本期政府补助主要受到自身波动的影响。     

不同监督情境下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三农”问题受到极大关注。为了应对外部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等多重压力对农业升级与发展的影响,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支持农业企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本文从政府干预视角分析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两种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重点分析机构投资者与大股东参与公司内部治理以及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参与公司外部治理这两者所发挥的不同监督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不同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不一致。政府补助产生替代效应,税费返还则产生互补效应。第二,持股监督（机构投资者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上升）能增强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能增强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第三,审计监督（社会审计事务机构的审计意见）会减弱政府补助支持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会减弱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适宜的创新支持政策,以及合理发挥持股监督与审计监督的内外部治理作用,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     

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1 038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3-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长与CEO两职兼任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研发资金投入,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研发投入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没有对研发投入带来显著的积极作用,机构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薪酬激励、高管持股和在职消费对企业研发投入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具有延迟效应,对当期和后续绩效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影响。从新视角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创新活动,为构建匹配产业创新特征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家族企业创新——融资约束及政府补助视角

家族企业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族企业若想实现长期发展，必然依靠创新。然而，我国家族企业普遍面临创新投入不足、创新产出效率低下等问题。基于2010—2018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数据，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家族企业创新是否存在激励作用。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对家族企业创新研发活动投入与产出产生正向激励作用，促进家族企业创新。从融资约束与政府补助视角，分析两者在上述正向激励作用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对于融资约束小以及受到政府补助的家族企业而言，其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正向激励作用更显著，有助于其开展创新研发活动。结论不仅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家族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还揭示了融资约束以及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可为政府制定相应补助政策，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