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包容性对收入不平等和贫困改善的效应—基于BRIC国家的实证分析

鉴于BRIC国家拥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提升金融系统的可及性对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减少贫困具有重要的意义。金砖国家是否实现这些目标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以BRIC国家为例,实证考察了2004年到2017年期间金融包容性对收入不平等、贫困和存款增长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包容性能有效降低收入不平等,但失业率、转移支付、出口和经济增长都会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此外,包容性财富并不能改善贫困发生率。但高等教育入学率、出口和人均GDP增长都能有效改善贫困。最后,经验证据表明,人均GDP增长能有效提升存款增长率。     

遗产机制、生命周期储蓄和持续性不平等

本文通过一个具有遗产机制的生命周期模型,在个人具有不同年龄结构的经济中,讨论了社会初始财富分配不平等和生命周期储蓄不平等对加总经济的均衡以及均衡状态时社会财富水平、国民产出、个人消费和储蓄、资本和商品进出口的影响。本文还研究了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动态演化过程和均衡时持续性不平等的决定等问题。本文研究表明,在个人关心后代的有限生命周期模型中,如果利率水平不太高,那么社会初始财富分配不平等不影响社会均衡以及均衡时的产出水平和不平等程度,初时财富不平等也会随着代际的延续而趋于消失,历史性的不平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如果利率水平过高,则初始不平等对经济可能具有持续性的影响。     

经济金融化与美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理论与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海内外左翼学者均认为经济金融化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首先运用卡尔多模型,通过数理分析论证了金融化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必然性,然后分别运用HP滤波分析、门限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验证和定量分析了经济金融化对美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HP滤波分析结果表明,1970年以来美国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与日益攀升的金融化率有着密切联系;门限回归结果显示,当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低于或等于19.64%时,经济金融化水平每提高1%,基尼系数就提高0.3877%;当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高于19.64%时,经济金融化水平每提高1%,基尼系数就提高0.566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一步定量刻画了金融化及其他控制变量对美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系数。结果表明,经济金融化形成了金融资本偏倚型的收入分配模式,会造成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状况持续加剧。     

中小企业的银行信贷融资可获性:企业家异质特征与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影响

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1999至2004年的数据,考察了非国有控股的中小企业的企业家的财富集中度和风险厌恶程度等异质性特征与中小企业所处地区的金融市场化程度对中小企业银行信贷融资可获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企业的企业家财富集中度和所处地区的金融市场化程度对中小企业的银行信贷融资可获性具有积极影响,但企业家风险厌恶程度与中小企业的银行信贷融资可获性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小企业的部分企业家异质性特征在我国目前的融资环境下,是影响中小企业银行信贷融资可获性的重要因素,而金融市场化程度则对其功能的体现有显著影响。     

金融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双重机制分析——来自中国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学术界普遍认为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对金融发展能否减少收入不平等却存在分歧。本文使用1978-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模型系统GMM分析方法发现:金融发展减少收入不平等最大的作用来自间接机制,即通过劳动力市场增加就业和工资;金融发展的直接机制主要体现在深化效应上,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范围的提升主要有利于富人;间接机制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大于直接机制扩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     

金融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双重机制分析——来自中国的证据

学术界普遍认为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对金融发展能否减少收入不平等却存在分歧.本文使用1978-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模型系统GMM分析方法发现:金融发展减少收入不平等最大的作用来自间接机制,即通过劳动力市场增加就业和工资;金融发展的直接机制主要体现在深化效应上,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范围的提升主要有利于富人;间接机制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大于直接机制扩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     

美国高收入阶层收入变动与股市关系的实证分析

美国收入分配自1980年代出现了加剧不平等的趋势,塞斯等人利用税收资料建立一个长期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时间序列,利用其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考察收入变动与股市指数的关系,发现股市是造成收入份额增长的一个因素,两者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同时,通过对不同收入组别与股指的相关系数的比较,发现收入阶层越高,其受股市影响程度越大,这也验证了收入越高其在股市中的投资比重越大,其收入增长来源越多地依赖于股市。通过时变参数模型度量了股指对收入份额的弹性系数的动态过程,发现自1981年开始弹性系数略有上升,其原因可能与税率下降及投资热情有关。     

金融结构与收入不平等:渠道和证据——基于中国省际非平稳异质面板数据的研究

金融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文献的热点,但从金融结构角度对收入不平等进行探讨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主要从金融分工和企业融资角度来考察金融结构,基于中国200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进行异质性检验的基础上运用FMOLS进行了估计,对金融结构与收入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和内在作用渠道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1)直接融资比例提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2)金融结构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增长渠道不畅,劳动力需求渠道基本通畅。(3)建议通过逐步放开金融市场管制,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清除上述两个渠道的制度障碍。本文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移民汇款、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基于114个发展中国家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

利用1981年至2017年114个发展中国家非平衡面板数据,基于库兹涅茨曲线设定移民汇款影响收入不平等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从移民汇款与金融发展互补性角度就国际移民汇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的异质性特征进行实证考察;并使用不同的计量经济学方法,附加控制变量与子样本进行进一步检验,证明本文实证结果有效可信。结果发现,只有通过金融中介作用移民汇款才会发挥其改善收入不平等的积极作用,即移民汇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收款国金融发展水平,证实了移民汇款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互补性关系。进一步的检验证实了结果的有效性和稳健性,但由于金融发展程度存在差异,移民汇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国家之间有所差异。在金融相对发达国家,移民汇款通过改善收入不平等提高了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然而,在金融发展相对落后国家,移民汇款却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异质性检验也表明,中高收入国家移民汇款通过制度的中介作用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大于中低收入国家。     

移民汇款、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基于114个发展中国家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

利用1981年至2017年114个发展中国家非平衡面板数据,基于库兹涅茨曲线设定移民汇款影响收入不平等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从移民汇款与金融发展互补性角度就国际移民汇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的异质性特征进行实证考察;并使用不同的计量经济学方法,附加控制变量与子样本进行进一步检验,证明本文实证结果有效可信。结果发现,只有通过金融中介作用移民汇款才会发挥其改善收入不平等的积极作用,即移民汇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收款国金融发展水平,证实了移民汇款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互补性关系。进一步的检验证实了结果的有效性和稳健性,但由于金融发展程度存在差异,移民汇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国家之间有所差异。在金融相对发达国家,移民汇款通过改善收入不平等提高了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然而,在金融发展相对落后国家,移民汇款却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异质性检验也表明,中高收入国家移民汇款通过制度的中介作用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大于中低收入国家。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enforcement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with heterogeneous agents (with respect to wealth and ability) shows that differences across countries in intermediation costs and enforcement generate differences in occupational choice, firm size, credit, output and income inequality. Counterfactual experiments are performed for Latin American, European, transition and high growth Asian countries, with empirical estimates of each country's financial frictions and United States values for all other parameters. The results isolate the quantitative effect of these financial frictions in explaining the performance gap between each countr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depend critically on whether a general equilibrium factor price effect is operative.     

信贷增长如何影响中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信贷增长对中国家庭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整体而言，信贷增长可以缩小家庭收入不平等，主要作用机制是信贷增长通过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和单位时薪以缩小劳动收入不平等。同时，文献中所发现的信贷增长可能恶化收入不平等的机制——扩大家庭间非货币金融资产差距，在我国表现并不明显，原因在于中国家庭的非货币金融资产比例较低，这一点对于高收入家庭也不例外，且大部分家庭难以从金融资产交易中获利。信贷增长带来了各个收入组的房屋价值上涨，但高收入家庭房产价值上涨的幅度高于中低收入家庭，因此房价上涨扩大了不同收入家庭所持有的房产价值差异。考虑到家庭调查数据往往对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和财产覆盖不完整，上述结论可能低估了信贷增长对极少数高收入家庭收入和资产的影响。本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信贷增长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影响，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启示。     

金融市场参与、风险异质性与家庭幸福

本文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金融市场参与通过风险和收益对家庭幸福产生影响。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本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发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从投资风险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投资的风险异质性对家庭幸福有显著影响:家庭参与低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参与高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降低家庭幸福。从民间借贷参与中,本文发现家庭参与民间借出款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民间借贷投资风险对家庭幸福的异质性影响也是存在的,高风险借出款对家庭幸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为理解家庭金融投资行为与幸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Job uncertainty and deep recessions

We study a model where households are subject to uninsurable unemployment risk, price setting is subject to nominal rigidities, and the labor market is characterized by matching frictions and inflexible wages. Higher risk of job loss and worsening job finding prospects during unemployment depress goods demand because of a precautionary savings motive. Lower goods demand reduces job vacancies and the job finding rate producing an amplification mechanism due to endogenous countercyclical income risk. Amplification derives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incomplete financial markets and frictional goods and labor markets. The model can account for key features of the Great Recession.     

移动支付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的高储蓄问题由来已久,降低家庭储蓄率、提高消费有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移动支付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移动支付显著降低了家庭储蓄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缓解流动性约束、信贷约束和扩大社会网络是移动支付降低家庭储蓄率的主要途径。此外,移动支付显著降低家庭为应对健康风险、医疗风险、失业风险、收入风险等不确定性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地区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西部地区、四五线城市、农村地区更大。家庭特征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农业户口家庭、中低收入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中效果更加突出。本文研究为理解中国高储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汇率波动、生产网络与股市风险--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的分析北大核心

本文从生产网络视角出发,研究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汇率变动对中美两国股票市场的直接影响以及由行业间生产联系带来的网络影响。从静态一般均衡模型可推出具有空间自回归(SAR)模型形式的实证模型,其中以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作为空间权重矩阵。实证结果发现,中美双边汇率变动对两国股市的影响在贸易摩擦期间均比之前更为显著,人民币贬值导致中国股市收益率下降,其中约50%是由行业间生产联系带来的网络效应,而美元升值导致了美国股市收益率下降,其中约37%是网络效应。关税制裁波及的行业与未波及行业的股票收益率均受汇率变动影响,但后者受到的网络影响更大,且各行业受到的网络影响主要由其下游行业传递。     

储蓄存款理财化与存款利率市场化问题研究——基于湖南省、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居民储蓄存款的交易和预防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及银行金融产品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公众投机动机不断增强,居民存款＂理财化＂特征凸显。银行存款和理财产品因定价的差异,使居民放弃银行存款转而增加对理财产品的投资偏好,居民存款＂理财化＂必然推进存款利率的市场化。本文首先梳理了近几年来我国银行理财产品及储蓄存款的变动趋势,在此基础上就居民存款理财化原因进行剖析,并通过实证结果进一步检验了理财产品对储蓄存款存在长期的影响,最后分析了居民存款理财化对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意义,提出相关建议。     

普惠金融、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推进效率和公平的政策框架选择

本文从县域和省际两个层面,采用OLS最小二乘法和DID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普惠金融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初期,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这种效应仅在集中连片特困区显著,受资源倾向性配置的效率损失、农贷的“精英俘获”以及金融知识匮乏的影响,银行服务包容性的提高没有反映出明显的益贫性;在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中介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程度较强的地区,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对金融资本扭曲配置行为加以约束,纠正普惠金融对贫困减缓的负面效应;银行、保险等正规金融机构忽视弱势群体的资源配置结构是导致包容性金融体系无法实现减贫的根源。因此,兼顾广泛包容、特定配比和商业可持续的制度框架才能扭转正规金融机构现有效率和公平皆损的局面;构建信息化普惠金融体系,能够克服正规金融机构高门槛、服务成本高以及逆向选择等问题,成为对社会帕累托最优的政策框架选择,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减缓贫困。     

信用卡、风险应对与城镇家庭股市参与

信用卡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家庭平滑消费,但是否会影响家庭的投资决策尚缺少事实检验。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和2013年的调查数据,本文首次检验了信用卡对城镇家庭股市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控制家庭财富、融资渠道、社会资本等特征,持有信用卡在边际上促进了家庭的股市参与率,股市投资额取决于信用额度。(2)中国信用卡市场的发展,并未像流动性约束理论预测的可以平滑消费,反而刺激了家庭风险性资产的配置,最终提高了储蓄率。原因在于,中国家庭更多地将信用卡作为应对未来短期突发性风险的金融工具,从而在当期将更多资产配置在风险资产上,以实现资本积累。使用信用卡数目、信用额度等多种衡量方式,并采用工具变量法(IV)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等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稳健。该研究有助于理解信用卡在中国家庭投资决策的作用,并为流动性约束或有限股市参与假说提供中国经验。     

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现金储蓄的影响——预防性动机还是投资挤压?

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的出口及投资机会增多,但与此同时面临的进口竞争压力也与日俱增。本文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行业进口关税数据,以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模型,首次系统地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现金储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贸易自由化不仅没有提高国内制造业企业的现金储蓄率,反而通过投资挤压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现金储蓄率,这与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结果大相径庭。(2)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现金储蓄的作用依赖于市场竞争程度,即关税减让会显著降低竞争性行业以及高集聚区域内企业的现金储蓄率。(3)高关税行业的关税降低后,进口竞争会侵蚀纯内销企业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小规模企业,进而降低其现金储蓄。经过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