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汇款、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基于114个发展中国家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

利用1981年至2017年114个发展中国家非平衡面板数据,基于库兹涅茨曲线设定移民汇款影响收入不平等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从移民汇款与金融发展互补性角度就国际移民汇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的异质性特征进行实证考察;并使用不同的计量经济学方法,附加控制变量与子样本进行进一步检验,证明本文实证结果有效可信。结果发现,只有通过金融中介作用移民汇款才会发挥其改善收入不平等的积极作用,即移民汇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收款国金融发展水平,证实了移民汇款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互补性关系。进一步的检验证实了结果的有效性和稳健性,但由于金融发展程度存在差异,移民汇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国家之间有所差异。在金融相对发达国家,移民汇款通过改善收入不平等提高了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然而,在金融发展相对落后国家,移民汇款却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异质性检验也表明,中高收入国家移民汇款通过制度的中介作用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大于中低收入国家。     

普惠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63个国家和地区2007—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以及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和地区间的异质性，并对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普惠金融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改善收入分配，在“共同”和“富裕”两个维度均发挥积极作用，最终提高经济体的共同富裕程度。第二，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和地区间存在异质性，对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和地区作用不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在“共同”维度上对收入水平较高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更显著，在“富裕”维度上对收入水平较低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更显著。第三，有助于创业是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且这一机制在收入水平较低和人力资本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作用更显著。因此，我国应持续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充分发挥普惠金融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以期早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只是线性关系?

本文首先分析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接着基于中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检验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二者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假设;金融发展的门槛值为3.295,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尚未跨越门槛值,仍然位于倒U型曲线的上行区间,目前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将扩大收入不平等。     

河南省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问题的实证研究

当前,河南省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已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我们从河南省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总体状况入手,剖析了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探讨了金融发展对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效应,并在采用新的集总方法的基础上,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河南省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库兹涅茨效应",但河南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之间不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供应链金融对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机制分析

基于深交所发行上市的中小企业板2011—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了供应链金融对资本投资的影响,并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分析供应链金融对资本投资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对资本投资与研发投入都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的检验表明,供应链金融对资本投资的影响部分是由研发投入的正向作用实现的.进一步分析,产权性质、金融发展程度、行业以及供应链金融高低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这种作用在国有企业、东部地区、非高科技行业以及供应链金融高的情况下更加明显.     

我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分析——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VAR模型运用我国1981年～2008年的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的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有正的影响,并且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而金融发展是收入不平等的Granger原因,所以,我国应进一步推动金融发展迎来收入不平等下降的拐点。     

金融结构与收入不平等:渠道和证据——基于中国省际非平稳异质面板数据的研究

金融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文献的热点,但从金融结构角度对收入不平等进行探讨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主要从金融分工和企业融资角度来考察金融结构,基于中国200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进行异质性检验的基础上运用FMOLS进行了估计,对金融结构与收入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和内在作用渠道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1)直接融资比例提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2)金融结构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增长渠道不畅,劳动力需求渠道基本通畅。(3)建议通过逐步放开金融市场管制,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清除上述两个渠道的制度障碍。本文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数字金融、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基于中国280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本文采用2011—2018年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金融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且在城镇地区更为明显;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居民消费,且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收入差距在数字金融影响居民消费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在中部地区更为显著.     

金融包容性对收入不平等和贫困改善的效应—基于BRIC国家的实证分析

鉴于BRIC国家拥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提升金融系统的可及性对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减少贫困具有重要的意义。金砖国家是否实现这些目标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以BRIC国家为例,实证考察了2004年到2017年期间金融包容性对收入不平等、贫困和存款增长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包容性能有效降低收入不平等,但失业率、转移支付、出口和经济增长都会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此外,包容性财富并不能改善贫困发生率。但高等教育入学率、出口和人均GDP增长都能有效改善贫困。最后,经验证据表明,人均GDP增长能有效提升存款增长率。     

数字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中国产业链现代化

基于2012—2021年中国22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中国产业链现代化,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沿海城市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促进作用更显著。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与中国产业链现代化之间发挥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显示,加强金融监管有助于强化数字金融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的驱动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有更好的减缓作用吗?

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的低收入人口,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更好的相对贫困减缓作用,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我国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缓相对贫困,其减贫效应大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相对贫困程度下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相对贫困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在提升传统普惠金融供给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据实地情况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收入分配效应等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有助于提高居民幸福感吗？

本文从普惠金融的视角切入，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熵权法构造微观个体层面的普惠金融指数，利用有序概率模型研究普惠金融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影响及其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升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表明研究结果稳健。从收入层面和信心层面的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家庭收入以及对未来的预期，进而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相较于西部地区而言，我国东、中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显著；且提高普惠金融水平可以显著提升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对农村地区居民影响不显著。     

数字金融发展能降低城市碳排放吗?--兼论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4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重点考察了制度环境在数字金融与城市碳排放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证实:(1)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并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源消耗强度是数字金融改善城市碳排放的有效机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进而降低碳排放。(3)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中,财政分权、对外开放程度在数字金融与城市碳排放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而市场化水平未起到调节作用。(4)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的碳减排效应仅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而西部地区不显著。     

收入不平等、政府支出与实际汇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

已有较多研究讨论了实际汇率的决定因素,而从收入不平等角度出发的研究并不多。本文搜集和整理了172个国家和地区1970年到2016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一国实际汇率的影响,并引入政府支出探究了收入分配对非贸易品部门和实际汇率的影响机制。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对于非OECD国家,收入不平等和实际汇率显著负相关,即收入越不平等,实际汇率高估越严重,而在OECD国家中这一现象并不存在。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对于非OECD国家,一国收入不平等加剧会导致该国政府支出增多,从而扩大了非贸易品部门规模,导致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升,使得实际汇率高估。     

金融发展、对外开放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1978～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1978～200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面板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金融发展、对外开放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和短期波动影响做出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全国而言,长期内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均显著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金融发展的影响大于对外开放,而对外开放的中介效应显著,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金融发展将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对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拉大收入差距的影响高于全国水平,对外开放影响不显著;中、西部地区情况与全国相同,但是对外开放的影响大于金融发展。东、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中介效应为正,西部地区为负。本文随后对其背后的原因和政策含义进行了阐述。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证研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作为互联网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形成的新业态,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基于此,构建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测算我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促进了乡村振兴,消除内生性问题后,这种促进作用进一步强化,且异质性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促进企业研发创新、鼓励居民创业就业、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微观机制。促进地区金融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缓解地区收入不平等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宏观机制。要促进乡村振兴,需要全面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竭力畅通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结论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快新时代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及检验

本文对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作了相关论述和实证检验,基于1988—2008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金融中介增长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存在且显著。此外,对外开放的程度、财政支出的结构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随后本文从信息不对称、所有制偏好、规模歧视以及抵押担保等方面进一步探讨了这一门槛效应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质原因。     

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异质性与机制——兼论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

从理论上厘清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2011—2019年的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DID的政策评估,该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结构中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制度环境对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国家进一步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实施差异化数字发展策略、持续优化制度环境等提供决策参考。     

金融改革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

采集55个新兴市场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门限面板模型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改革与收入不平等间存在明显的门限效应,当金融改革水平低于门限值时,金融改革会扩大收入差距;当金融改革水平越过门限值时,金融改革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金融改革对降低收入不平等已经发挥正向效应,为缩小新兴市场国家收入差距,必须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     

贸易扩张与收入不平等: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金融发展是贸易比较优势的重要源泉,文章将金融发展因素纳入到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分析框架,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检验贸易扩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进出口贸易确实加剧了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而金融发展对贸易扩张的收入分配效应则起到负向作用,即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贸易缩小收入差距。然而金融发展的作用尚未充分体现,这是源于中国金融体系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压制或制度偏向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