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贸易网络演化对成员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RCEP是东亚国家谋求共同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中国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基于改进的贸易联系强度指数,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2007—2021年RCEP制造业贸易网络与各成员国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演变趋势,并对贸易网络演化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RCEP制造业整体贸易联系强度明显增强,中国成为贸易网络的中心,但在全球价值链上仍处于中低端位置。第二,网络中心度和贸易联系强度对成员国的GVC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聚类系数与GVC分工地位负相关。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高技术制造业的聚类系数对GVC分工地位有正向影响。RCEP成员国均能从区域贸易网络发展中受益,但发达国家GVC分工地位提升更显著。第三,技术溢出、产业转移和产业链韧性三种中介机制的效应具有较大差异。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机制实现GVC分工地位提升。而对于发达国家,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产业转移的中介效应更明显。     

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GVC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服务贸易壁垒与制造业服务化的矛盾分析了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global value chains(GVC)升级的影响,并利用2000—2014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遭受服务贸易壁垒会阻碍制造业GVC升级,降低制造业参与GVC分工的程度,缩短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长度,且遭受服务贸易壁垒会阻碍制造业在GVC中地位的提升,增加制造业出口产品中国内增加值的使用,减少国外增加值的使用;第二,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大于发达国家,对中高技术行业的影响大于中低计划行业.分要素密集度行业来看,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前向参与GVC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为: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后向参与GVC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     

福建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收敛性的实证分析

基于福建省1999-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从福建省58县市、9地市、五大区域三个层次上对农民人均纯收入进行了σ收敛检验、绝对β收敛检验、条件β收敛检验。结果表明:福建省58县市和五大区域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9地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6年以后开始呈现出σ收敛趋势和绝对β收敛趋势;1999-2012年间福建省58县市、9地市、五大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都存在条件β收敛。     

高技术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测度、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

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助力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是中共二十大报告的重要议题。采用Super-SBM两阶段DEA模型、Dagumn基尼系数和空间收敛模型,基于价值链视角对我国高技术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高技术数字制造业的区域差异和空间收敛特征。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离最优状态还存在差距,东部地区创新效率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区域间和区域内创新效率差异较大,两阶段差异来源呈现出不同特征,并以2016年为界出现较大变化;2016年以后,中部地区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效率均具有σ收敛特征,全国层面具有显著的空间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特征,东部地区的空间绝对收敛特征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结论有助于从价值链视角全面客观了解我国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现状,从而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提高经济质量、避免区域数字“鸿沟”提供参考。     

开放型技术双元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了吗——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2008—2018年中国制造业13个子行业1853家企业微观数据为基础，构建Translog模型，分析开放型技术双元及其不同技术组合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攀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有效平衡与吸收开放型技术双元形成的协同效应，能够降低进口竞争引致的要素替代成本，促进中国制造业GVC攀升向高技术探索与开发组合的内生驱动转化。技术开发成为中国制造业GVC攀升的充要条件，技术探索为充分不必要条件。在竞争效应和协同效应双重作用下，内资企业高技术开发组合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主要驱动力，受技术门槛和技术控制约束，技术探索只有在内资企业具有足够开发能力时才能对价值链攀升产生显著影响。异质性双元组合催生形成中国制造业GVC攀升的多元化路径。劳动密集型行业依赖进口竞争攀升的低技术双元特征；资本密集型行业较高的外资吸收效率对母国开发与跨国开发技术组合吸收更具适应性，呈现出显著的市场竞争攀升特征；技术密集型行业积极的母国探索倾向与较高的技术开发能力形成技术协同攀升特征。     

中国制造业嵌入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区域特征

从区域经济前向关联视角,构建了国家价值链(NVC)与全球价值链(GVC)相统一的、产业-区域双视角的增加值完全分解模型,考察了中国低技术制造业、中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嵌入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特征。研究发现:2002—2012年期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高,中技术制造业嵌入国家价值链的程度较高,而低技术制造业的区域"内向性"特征较明显;分区域考察,中国东部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高,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嵌入国家价值链的程度较高,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     

关于农民收入收敛性的实证分析——基于Panel Data的经验研究

采用改革开放以来的分省数据对农民收入的收敛性进行了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978～2003年全国农民在收入水平上不存在σ收敛,在收入增长率上也不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当控制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增长率等条件后,农民收入呈现条件β收敛,但条件β收敛速度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收敛条件在不同地区的作用也存在差异.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研究

本文以Koopman等提出的全球价值链(GVC)地位指数为基础,测算中国制造业总体和具体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动态变化,并与发达国家和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横向国际比较.研究表明,用制造业总体的GVC地位指数很难准确反映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分行业测算效果更佳;中国制造业正受到发达国家从高端和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从低端的双重挤压,因而应加快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和制造业由大到强的战略转变.     

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收敛性研究

将环境污染、创新失败因素列为非期望产出指标,运用2006—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SBM—DEA模型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及其区域差异进行测算,进而采用σ收敛模型、绝对β收敛模型、条件β收敛模型考察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收敛性。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均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但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且影响收敛的显著性因素各不相同。     

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研究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借助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实现经济发展是当前世界经济环境下必须选择的一种发展路径。文章以高技术制造业的代表性行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通过对相关经济理论、已有研究文献的分析,得出影响该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可能因素,并利用2000—2014年相关数据对这些可能因素和中国该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的结果指出(结论)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增长会推动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行业资本水平和经济自由度的提高则会阻碍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平均规模对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尚不确定,值得进一步研究。文章最后依据分析结果为中国提升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乃至高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出建议。     

数字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竞争力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行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是新时期提升制造业GVC竞争力的有效路径。系统梳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GVC竞争力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数字化通过成本效应、配置效应和协同效应促进GVC竞争力提升;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制造业GVC竞争力整体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基本稳定在前10行列,并以中低知识密集度行业竞争力最强;数字化整体上有利于GVC竞争力提升,分行业看,数字化对中低和中高知识密集度行业的GVC竞争力有显著促进作用;分投入来源看,国际数字化投入比国内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分投入类型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促进效果最突出。结论可为制造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及GVC竞争力提升策略提供参考。     

FTA中TBT条款对中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0—2014年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中技术性贸易壁垒（TBT）条款文本,使用自然语言文本处理法量化了中国各行业在FTA中TBT条款的合作水平,实证研究FTA中TBT条款对中国各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TA中TBT条款分别从降低贸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提高制度质量三个路径促进了中国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进一步分析发现,FTA中TBT条款对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明显,对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不显著;相对于高技术制造业,低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更容易受FTA中TBT条款的影响。中国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FTA中与贸易伙伴国的高水平TBT条款的谈判协商,充分发挥其对各行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同时重点关注对FTA中TBT条款敏感度较高的行业。     

GVC下中国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全球价值链（GVC）视角,应用质化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系统研究了中国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影响因素,基于大量访谈,从深层次视角揭示了GVC下两大产业融合影响机理。研究发现,融合意愿、融合能力、融合环境和融合资源是GVC下影响中国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4个主要因素。其中,融合意愿和融合能力是两大产业融合的直接影响因素,而融合环境和融合资源是间接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涵盖子范畴（12个）、主范畴（产业融合意愿、能力、环境和资源）和核心范畴（产业融合）的影响因素模型。最后,提出创建产业融合平台和降低行业壁垒等促进GVC下两大产业融合发展的策略与建议。     

中国高技术产业价值链升级阻滞的条件组态研究——基于19个细分行业的质性比较分析

在以国际生产分割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价值链低端锁定趋势不断凸显,由此引致的产业升级阻滞问题日益复杂化。为准确识别多重阻滞因素及其内在影响机理,运用组态思维和QCA方法,从创新投入、制度环境和国际知识溢出3个条件维度出发,对中国19个高技术行业进行差别化升级组态分析,探索不同前因条件与产业升级的一致性联系,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为破解新时期中国高技术产业“升级之困”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推进实践

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     

我国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网式融合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趋势日渐明显,且逐渐呈现复杂性融合,因此研究二者复杂性融合影响因素对于促进两个产业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从价值链分解及整合角度对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过程进行分析,在概括归纳两个产业融合基本形式的基础上,解析网式融合内涵及其存在形式,提出网式融合影响因素,并选取网式融合影响因素测量指标,根据理论研究假设,采用调查问卷法收集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网式融合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两个产业网式融合影响因素是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水平、生产性服务业动态匹配性、创新驱动、网络能力,且其影响强度和方向各不相同。最后,提出促进两个产业网式融合的建议。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转移 ——基于贸易增加值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亚洲开发银行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ADB-MRIO),依据出口贸易增加值分解框架,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2000—2017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和国际产业转移情况,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对制造业国际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价值链地位提升促进产业向外转移。劳动生产率提升、垂直专业化与研发投入的交互作用有利于产业向外转移,而过度投资和行业垄断则导致产业向内转移。第二,分行业类型检验结果表明,中低技术行业产业转移对于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的反应更为敏感。第三,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中间品贸易是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作用于产业转移的主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