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盈余压力与供应链真实盈余管理

随着资本市场投资者与监管者对公司应计盈余管理识别与监管的增强,隐蔽性更高的真实盈余管理逐渐成为公司操纵盈余的主要手段,如何充分识别公司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成为实务界与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文章研究发现,盈余压力会使公司通过供应链(供应商和客户)方式进行真实盈余管理,公司的议价能力会强化而高管持股会弱化上述作用,而且供应链真实盈余管理与向上应计盈余管理在盈余压力下具有替代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供应链真实盈余管理不同于内部生产调整的盈余管理方式,实施供应链真实盈余管理可以提高公司达到分析师预测的可能性,但会在之后年度出现"反转".文章检验了公司盈余压力下的供应链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及特征,有助于增进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的理解,提高资本市场的信息传递与资源配置效率.     

盈余管理与企业债务期限

本文以2007-2013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双重视角检验盈余管理行为对企业债务期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都会对债务期限产生正向影响,即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企业的债务期限越长.进一步按产权性质分类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利用盈余管理调节利润的现象更明显,盈余管理对企业债务期限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盈余管理行为增加了债权人的借贷风险,因此,债权人在制定长期贷款决策时要加大对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识别力度.     

债权人监督与管理者盈余管理的博弈分析

在融资约束条件下,从债权人实施监督和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角度,对二者的行为进行博弈分析,并进一步就债权人对管理者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效果进行实证检验。以2008—2011年沪深两市非金融业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对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通过应计会计项目或通过构造真实交易向上调整盈余的行为都减少了其债务融资成本。债权人不能及时有效地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即债权人对管理者盈余管理行为的实际监督效果有限。     

我国微利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研究

基于我国资本市场“微利现象”,以1998-2009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微利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研究表明：微利上市公司同时存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两种方式,并且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是微利公司调增利润的主要手段,微利公司的总体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比非微利公司平均高3％或4．6％,而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平均只高1．5％,为我国资本市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存在性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本文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影响。以200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6—2008年间的相关数据作为估计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变量的基础,研究发现:可疑公司运营年度会表现出较低的经营现金流量和较低的可操控性费用,并有调高利润的趋势;公司规模过大容易引发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国家股、法人股、高管持股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正相关;流通股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成U型关系。     

证券投资的盈余管理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作为波动性较强的资产,证券投资本身就是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个比较有利的工具,公允价值计量为上市公司利用政券投资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在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与大牛市的背景下,证券投资收益为参与证券投资的上市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本文选取了2007年578家持有金融资产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其盈余管理现象及动机,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经济因素与规模因素后,上市公司在2007年利用证券投资收益进行了盈余管理,其动机是为了"扭亏"和"平滑利润".     

高管薪酬攀比与企业避税

本文以2007~2015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攀比的心理特征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高管薪酬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高管薪酬的中位数越多,即高管进行薪酬攀比的动机越大,企业未来避税的程度就越高,且这种效应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更为显著。避税路径检验结果显示,薪酬攀比会促使高管通过向下应计盈余管理而非向上应计盈余管理的方式影响企业避税,同时也发现高管薪酬攀比通过真实盈余管理影响企业避税的微弱证据。基于避税结果的检验发现,高管薪酬攀比强度越大,高管通过避税获取的在职消费就越多。上述证据表明,薪酬攀比心理是高管实施避税寻租的重要诱因。     

分析师关注、产权性质与盈余管理路径

本文以2010~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监督者和压力者两种角色考察了分析师关注度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越高,上市公司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越少,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不降反升,这说明分析师关注能有效监督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促使管理者转向更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分析表明,由于不同产权性质下公司管理者面临的压力不同,分析师关注对公司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强,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融资需求、银行关联与真实盈余管理——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2005-2011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融资需求、银行关联与真实盈余管理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融资需求与真实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融资需求越大越容易引发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但银行关联的存在会削弱融资需求对真实盈余管理的诱导作用,并且这种效应在不同性质的企业中存在差异.相较于国有企业,银行关联对非国有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治理作用更加明显.银行关联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此外,本文在进一步区分三种类型银行关联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发现结果保持不变.本文拓展了盈余管理的研究视角,丰富了银行关联领域的文献.实践中,对于公司治理盈余管理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公司治理与企业财务业绩:盈余管理的影响

以2002—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盈余管理对公司治理与企业财务业绩之间关系的影响。发现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尽管不会影响总体的财务业绩,但是会影响业绩的分布,并进一步影响了公司治理与企业财务业绩的真实关系。     

我国企业创新绩效分析——基于创新能力和创新动机关系的视角

我国创新能力较弱的关键,在于企业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不足。而企业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的直接原因是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活动的层次和程度不高。基于组织学习理论,认为我国研发活动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企业陷入了创新能力培养自反馈的逻辑链条: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进而导致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尤其是高层次的产品研发活动匮乏,而研发活动不足进一步导致企业创新能力下降。因此,要想从根本改变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局面,需要政府对企业研发采取有效的激励机制。     

创新韧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与特征研究

提出创新韧性的概念，认为创新韧性是创新面临外部冲击时保持系统稳定甚至进化为更高创新水平的能力，并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探究创新韧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创新韧性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大小、特征、规律。利用高技术产业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创新韧性与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的关系。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创新韧性对创新产出存在积极贡献；创新韧性与创新产出呈倒U型关系，创新韧性中等时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最大；低创新产出下，创新韧性负向影响创新产出；创新韧性的弹性系数随研发经费、研发人员增加先减小后增大，中等研发投入时，创新韧性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最小。     

晋升激励与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绩效

选用全部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企业内部晋升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内部高管晋升激励抑制了企业创新项目投入和产出,员工晋升激励则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在企业研发投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高管激励仍会抑制企业创新产出,员工激励则会显著正向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企业成长性水平不同存在较大差异。研究重新认识了晋升激励这一心理契约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对企业采取科学的激励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双向管理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影响

管理创新研究存在“重引进，轻输出”的不足，且大多聚焦于管理创新引进行为，对企业管理创新输出行为尚未作深入探讨。实践中，管理创新输出较普遍，企业出于利己和利他动机，会主动对外输出其内部管理创新。通过整合资源基础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界定了双向管理创新概念的内涵，探讨了引进与输出管理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传导作用机制，并基于广东省1 198家科技型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管理创新引进和输出与创新产出存在倒U型关系；管理创新引进和输出与研发投入存在倒U型关系；研发投入在管理创新引进与创新产出、管理创新输出与创新产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要素区际流动的中介作用

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频繁的政策实验使得政策不确定性成为企业创新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企业在不确定性政策环境中的行为选择及内在机理有待进一步检验。基于政策不确定性概念,检验不同类型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人才和资本两个维度分析研发要素流动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总体来看,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与研发要素流动。具体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研发要素流动具有负向影响,需求层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具有正向影响,环境层政策不确定对其无显著影响。人才、资本等研发要素流动在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需求层和环境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促进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研发投入价值相关性研究——基于创新能力影响因素视角

持续性研发投入能否真正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市场价值？基于2008-2020年A股高新技术企业数据,通过构建真实研发增长指标检验研发投入价值相关性,考察战略投资者和管理层研发操纵行为对价值相关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研发投入提供了正向影响买入并持有收益率的盈余无关信息;②战略投资者可以提高研发投入价值相关性;③部分企业管理层为调节市场反应作出研发操纵决策;④当企业研发操纵行为被市场识别时,研发投入价值相关性下降。该结论表明,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和提高公司治理效果,研发操纵无法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研究结论对于政府优化创新激励政策和创新监管政策,引导企业调整创新策略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企业创新与杠杆率动态调整关系实证研究——创新效率视角

基于沪、深证券市场2008-2017年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从研发效率和专利产出两个维度综合分析企业创新效率与杠杆率调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在调整效应上，高研发效率与高专利产出有利于企业向下调整杠杆率，企业所有权异质性不会改变这种杠杆调整效应，但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即国有企业调整效应更为显著；在加速效应上，随着研发效率提高、专利产出增加，杠杆率下降速度加快，国有企业对研发效率加速效应更敏感，而非国有企业对专利产出加速效应更敏感。     

企业技术多样性、实质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创新扩散

技术多样性是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表征，但现有研究对于技术多样性与创新扩散的关系存在争议。对此，区分相关和不相关技术多样性对创新扩散的异质性影响，并检验实质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作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基于2008—2017年中国研发密集型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相关技术多样性能够积极影响创新扩散；不相关技术多样性对创新扩散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实质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向调节不相关技术多样性与创新扩散的关系。结论丰富了创新扩散理论与实证研究，可为企业创新实践提供决策依据。     

高管团队职能背景与企业创新绩效 ——"精力"与"资源"的中介作用

依据高阶梯队理论、注意力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通过引入“精力”层面的创新注意力和“资源”层面的研发投入两种创新投入,构建“高管特征-投入决策-创新绩效”研究框架,实证检验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398家技术密集型企业2013-2016年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异质性不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3种职能背景中只有“产出型”高管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创新注意力和R&D 投入在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到双中介作用和交互作用。     

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创新

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文化在制度改革进程中，促进了体制约束或资源匮乏背景下的企业创新行为。然而，浓重的地区关系文化犹如无形的制度牢笼，束缚着企业创新活动。利用中国内地120个城市工业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随着地区关系文化的发展，企业创新活动将受到抑制，两者呈现显著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效应仅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显著；相较于国有企业，该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更显著；企业是否属于高技术行业则对两者关系无实质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