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保护、劳动密集度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以2004-2013年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前后上市公司的劳动密集度对异常投资水平的影响。本文发现,随着劳动保护的加强,劳动密集度较高的企业更容易发生投资不足;当企业所处地区的法律执行效率较高或者属于民营企业时,劳动保护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拓展了劳动保护的经济后果研究,也为评价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的政策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环境灾害冲击对银行违约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理论与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模型模拟和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分析了环境灾害损失冲击对于银行违约率的影响。本文模型模拟的结果显示,环境灾害冲击会显著提升银行体系的违约率水平,同时伴随着企业融资溢价水平的提升以及整个经济活动的萎缩;实证研究发现:环境灾害损失冲击会导致银行违约率水平显著提升。且与理论分析一致,本文实证发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企业的资本折损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在环境灾害影响银行违约率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传导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灾害冲击及其导致的银行违约率上升还会降低银行的风险偏好水平,降低放贷规模和主动风险承担,并反作用于实体企业,提升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成本。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基于中国视角的环境物理风险研究,刻画了环境灾害损失对于银行风险的影响及其后续效应,为政策部门防范气候环境风险提供了借鉴。     

社保费征管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我国2011年实施的《社会保险法》,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社保费征管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保险法》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但却只降低了普通员工工资,对管理层员工的工资没有影响,从而扩大了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不同类别员工议价能力差异是导致上述结果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民营、融资约束较大、非税务局征收社保费和所在地劳动保护力度较弱的企业的内部收入差距受社保费征管加强的影响更大。本文结论不仅为认识社保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而且对完善税费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金融化增加了债务违约风险吗？——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证据

近年来，我国企业“脱实向虚”和上市企业债务违约事件频发，对金融市场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数据为样本，基于投机性目的下的金融化行为视角，实证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倾向造成企业“脱实向虚”进而对其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显著提高了其未来所面临的债务违约风险，并且这一影响主要存在于当期毛利率较低或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显著加剧了企业的投资不足。     

《社会保险法》实施对外出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运用截面双重差分法研究《社会保险法》实施对外出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保险法》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在非公共部门就业的外出农民工(2011年时16~25岁)的社会保险参保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保险法》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外出农民工以及市内跨县并在非公共部门就业的外出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参保率的影响更显著。建议政府为农民工继续教育设立畅通渠道,提高其人力资本素质。本文有利于帮助政府科学明确就业保护法规的保护对象,为进一步完善就业保护法规提供参考依据。     

企业对外担保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企业债务违约造成的"担保危机"接连爆发,而上市公司因对外担保所引发的股价崩盘事件也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本文探讨企业对外担保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展开分析.研究发现,企业对外担保比重与股价崩盘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在信息透明度较低、公司治理较差和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情况下,企业对外担保比重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对外担保引发股价崩盘风险提升的作用机制在于:(1)对外担保使得借款方的违约风险向担保方进行转移,加剧了担保企业的信用风险;(2)对外担保比例越高,管理层更倾向于通过信息披露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发布更加乐观的业绩预告隐藏公司的负面信息.本文拓展和深化了企业对外担保和股价崩盘风险等领域的研究,为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更深刻地理解企业对外担保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与重要启示.     

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视角

以2011—2021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以及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降低债务违约风险，生命周期在ESG表现影响债务违约风险中具有调节作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ESG表现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有显著缓解作用，而衰退期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违约风险的缓解作用不显著。影响机制研究表明，ESG表现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治理水平，进而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非效率投资与企业违约风险

本文以2007-2021年上市企业数据样本,实证检验非效率投资对企业违约风险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非效率投资会显著增加企业违约风险;此外,基于非效率投资的类型来看,过度投资会显著增加企业违约风险,而投资不足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不显著。考虑企业异质性差异后进行的研究发现：在内部控制弱、非国有企业、市场竞争程度高、高融资约束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过度投资对企业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渠道机制分析发现,过度投资通过增加企业经营风险渠道增加企业违约风险。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债券市场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效防范债券信用风险是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省级行政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探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提高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水平。机制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升企业违约风险和提升发债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两条途径提高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我国东部地区企业债券、国有企业债券及有担保债券,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债券、非国有企业债券及无担保债券信用利差水平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影子银行监管优化与企业创新——基于《资管新规》的准自然实验

影子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正规金融发展不足,但也可能放大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悖于宏观审慎原则。本文以《资管新规》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选择2015-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影子银行监管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影子银行监管优化能够提升企业创新;机制检验发现,影子银行监管优化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降低投资风险,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支持了“影子银行风险观”假说;异质性检验发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创新密集度和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影子银行发展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不仅证实《资管新规》政策监管有效,还揭开了降低影子银行风险在微观企业创新层面的价值,为国家贯彻落实宏观审慎目标、引导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提供政策启示。     

金融资产配置与违约风险:蓄水池效应,还是逐利效应？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金融资产持有量越多,企业的违约风险越低,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效应”显著;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金融资产配置导致的代理冲突显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抑制金融资产投资对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政府规制也会有一定的公司治理作用,将产业政策纳入讨论发现:对于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来说,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能够降低违约风险,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管理层的短视投资行为,抑制政府规制的公司治理作用。进一步地,本文提出会计稳健性的提升是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低违约风险的重要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动机和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讨论,能够为政府部门防范经济运行中的内在风险提供有益借鉴。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能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吗？

债务违约风险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资本市场的良好发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如何防范化解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引起广泛重视。本文以2007-2021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上市企业信息披露考评结果衡量信息披露质量，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显著负相关，即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越低，且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二是分析师关注和内部控制质量分别作为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机制，对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发挥负向调节作用；三是信息披露质量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非效率投资两条路径降低债务违约风险。本文基于信息披露视角，为防范化解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是否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以及风险承担的经济后果。我们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1～201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结果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对风险承担经济后果的检验发现,更高的风险承担水平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价值。以上研究结论意味着,管理者过度自信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作用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同时,我们也为风险承担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本文丰富和拓展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和企业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对企业的管理者聘任决策以及对企业应重视风险性项目的投资都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     

绿色信贷政策能否促进绿色企业发展?——基于风险承担的视角

绿色信贷政策是否可以提高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对于经济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以2012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显著提高了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强化企业绿色实质性创新激励和提高银行信贷供给意愿是绿色信贷政策影响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增进效应在低现金水平、小规模企业和高市场化行业的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地区创新氛围和市场发展活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增进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表现为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地区创新氛围的增强和市场出清的加速，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激励效应将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为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的政策框架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贷款成本

基于大样本微观银行信贷数据,本文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导致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增加,且使得在中小型银行贷款的企业成本增加更多。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对受政策因素影响较大的企业如小微企业、私营企业等的银行贷款成本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对企业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的研究发现,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企业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反而降低。这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使得银行选择风险评级更低的贷款,符合谨慎性动机。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银行“自我保险”动机的增强使得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增加,这在中小型银行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同时也更多地转嫁给中小企业。本文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宏观经济波动等的研究提供了微观解释机制,并揭示了政府经济政策的一致性、稳定性对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展期风险与债券利差北大核心

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是优化金融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本文利用2010—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发行的信用类债券交易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之间显著正相关,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将债券信用利差分解为违约利差与流动性利差,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两者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检验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债务展期渠道影响信用利差,企业展期风险加剧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违约利差的正向效应。本文实证结果表明,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降低企业债务成本和信用风险至关重要。     

短债长用、外部监督与信用债违约

近年来,企业债券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信用债违约事件不断增多。本文利用2014~2020年的信用债券数据,采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等方法,系统考察了短债长用对企业信用债违约的影响。研究发现:短债长用显著提高了企业信用债的违约概率,在替换变量和估计方法,并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考察外部监督的作用发现,企业上市、外部审计以及信用评级等外部监督机制,均可有效降低短债长用对信用债违约风险的影响,尤其是审计意见的作用最大。本文对防范企业信用债违约具有参考意义,并为化解信用债违约风险提供了思路。     

董事来源异质性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本文考察了董事来源异质性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进一步对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讨论。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董事来源异质性程度与风险承担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国有所有权性质以及高市场竞争程度均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这种相关关系。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风险承担水平与公司价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这种关系在董事来源异质性较低的上市公司更为突出。本文研究表明,董事来源结构会显著影响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董事来源集中对风险承担水平乃至公司价值存在积极的影响。     

成本粘性、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风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6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成本粘性对企业风险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质量对这一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成本粘性会显著加剧企业风险;内部控制质量能够有效调节成本粘性对企业风险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后发现,成本粘性能够显著提高公司的投资风险;公司治理有助于缓解成本粘性对企业风险的负面影响。同时,成本反粘性同样会加剧企业风险,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显著缓解此影响。本研究深化和丰富了成本粘性的经济后果研究,也为企业加强内部控制、更好的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降成本"目标、防范和应对企业风险提供了理论依据。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质押压力与公司违约风险

现有股权质押的研究仅关注了质押数量，忽视了质押价格的重要作用，难以准确地刻画控股股东质押压力。本文基于手工整理的单笔质押价格数据度量质押压力，研究控股股东质押压力如何影响企业违约风险。以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质押压力越大，企业的违约风险越高。机制检验表明，质押压力通过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提高了企业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场内质押和股市为熊市时，质押压力对违约风险的影响更强；较强的内源融资能力和较好的外部监督环境能够缓解质押压力对违约风险的影响。本文为更加准确和直接地度量控股股东质押压力带来了有益借鉴，也为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资本市场平稳运行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