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抑制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高管股权激励和政府补助均对金融科技的创新投资驱动效应有显著的强化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金融科技对于创新投资的驱动效应更显著。     

经济政策变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低市盈率、高竞争地位、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低盈余管理程度、成长期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权力提高会加剧代理问题,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投资扩张,由此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加大企业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在风险效应与资本效应双重约束下,企业将缩减金融资产配置规模而降低金融化程度.     

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视角

以2011—2021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以及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降低债务违约风险，生命周期在ESG表现影响债务违约风险中具有调节作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ESG表现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有显著缓解作用，而衰退期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违约风险的缓解作用不显著。影响机制研究表明，ESG表现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治理水平，进而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货币政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对货币政策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会有明显的提高,会计稳健性的提高以及自由现金流量的减少是紧缩性货币政策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主要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公司治理水平会抑制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非效率劳动投资分组检验结果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更多地表现为抑制劳动投资过度。     

过度投资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基于货币政策视角

本文从货币政策角度出发探讨过度投资与股价风险之间的关系,采用面板OLS模型进行回归.研究发现:(1)过度投资会累积资产泡沫,在坏消息或者不良预期下加大股价崩盘风险;(2)紧缩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抑制过度投资以及非效率投资,通过过度投资起到反向调节效应,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本文将货币政策与过度投资和股价风险放在一个框架中展开研究,宏微观相结合,可以为金融市场去杠杆化、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参考.     

社会互动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社会互动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适当增强社会互动会促进家庭更多地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增加投资风险资产的比例,提高金融资产的分散化程度,优化资产的配置效率。但当社会互动达到一定程度后,过度的社会互动则会抑制家庭参与风险市场,减少风险资产的投资比重,降低金融资产的分散化程度以及资产配置的有效性。因此,家庭需要建立适度而高质量的社会互动,这有助于家庭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产业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DID),从资金供给和资金需求两个方面动态地检验了省级政府发布的产业政策对当地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出台加剧了辖区内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并且这种影响在民营企业、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和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本文探讨了产业政策的发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产业政策的出台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本文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出台并未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同时降低了资本配置的效率,产业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     

“双支柱”调控的微观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银行业和企业的数据,对“双支柱”调控的微观稳定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减弱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传导效应,有效抑制银行在宽松货币政策下的过度风险承担;另一方面,在宽松货币政策下,企业有提高负债率的激励,而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抑制企业过度负债的动机;同时,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降低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促进企业优化债务结构,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强化了这一作用。上述实证结果说明“双支柱”调控政策对银行和企业两个微观层面主体都具有更好的稳定效应。此外,本文的实证分析还发现,“双支柱”调控对银行风险承担和企业负债行为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同时,“双支柱”调控的政策效果在不同性质的银行和企业中也有所不同,这意味着在制定“双支柱”调控政策时需考虑经济周期以及银行和企业异质性,以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本文的相关研究结论丰富了“双支柱”调控在微观层面的传导效应等方面的文献,并为中国实施“双支柱”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违约风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A股数据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作为一个市场化的治理机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可能因其“监督激励效应”或“兜底效应”对公司的违约风险产生影响。基于沪深A股2003~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这一影响。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之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提升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和公司价值降低了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上市公司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本研究充实了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治理职能的认识,丰富了抑制公司违约风险的治理机制。     

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企业投资选择影响的“宿醉效应”

本文研究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企业投资选择的动态影响效应。与传统分析方法不同,本文运用利率衍生品价格数据来识别中国货币政策冲击,利用工具变量局部投影法获得货币政策冲击对微观实体企业投资选择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动态效应呈现出更丰富的信息:货币政策冲击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有显著驱动效应,效应大小表现出先升后降趋势,在冲击发生一年半后达到峰值。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冲击会导致企业货币资金占比在短期内显著减少,而在中长期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冲击使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在短期内都更有利可图,所以在短期内企业倾向于减少货币资金占比,增加非货币金融资产投资和实业投资;政策冲击在中长期对企业资产收益率的提升作用消退,盈余效应使企业在中长期的金融资产占比提高,表现出一定的“宿醉效应”。     

财政转移支付如何影响了地方政府债务?

本文以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为样本,研究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地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中央政府的人均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会导致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城投债发行增加人均0.312元,而包括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内的非专项转移支付对城投债的发行并无显著影响。并且,专项转移支付对城投债发行的显著正影响只在中西部省份存在,东部地区并未发现这一机制。本文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的借新还旧现象也正在显现,并且变得越来越严重。     

自由现金流量创造力与违约风险——来自A股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创造力与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创造力越强,其违约风险越低。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2)自由现金流量创造力越强的企业往往有更低的债务规模、更高的资产收益率和更低的股票波动,因而其违约风险更低。(3)自由现金流量创造力与违约风险的负相关关系,主要存在于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以及外部信息环境较差的企业。本文发现意味着,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应重视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量创造力不足所带来的潜在债务违约风险,通过不断提高公司自由现金流量创造力,助力我国宏观经济与微观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货币扩张、资本逐利还是风险规避?

本文构建了一个刻画实体企业在流动性金融资产和固定资产之间进行权衡的投资组合选择模型,并创新性地将货币扩张的宏观因素引入微观模型,推演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驱动逻辑。理论模型显示:货币扩张、资本逐利和风险规避本质上是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层面的要素变量,但都卷入实业部门金融化的驱动机制中,然而驱动效应的表现形式要比已有文献的理论模型更加复杂。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总体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扩张、资本逐利和风险规避均是企业金融化的关键影响因素,但货币扩张表现为直接抑制和间接促进两种效应。进一步引入宏观风险因素和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划分样本的稳健性检验则给出了更为细致的信息:货币因素可能通过宏观风险因素间接作用于企业金融化;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也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国有企业金融化主要受货币因素和风险规避因素影响;民营企业金融资产占比层面的金融化驱动因素是风险规避和资本逐利,而金融渠道获利占比层面的金融化则受到货币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他类型企业的金融化主要受货币因素的显著影响。     

产业政策与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基于上市公司逐笔银行贷款合约数据,本文考察了产业政策对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处于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时,公司所拥有的政企关系对银行贷款合约制定的积极作用会更大,全要素生产率对银行贷款合约制定的积极作用会更小,基于分省产业政策以及上市公司全部贷款数据的分析进一步确认了上述结论。从影响因素来看,当上市公司为国有企业、所在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越高、法治环境越差时,产业政策的影响会越明显。本文的证据表明,通过加强法治建设、为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改善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能够提升产业政策指导下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续贷限制与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以2007年的银行续贷政策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续贷限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续贷限制显著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政策的作用效果因专利类型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在续贷限制之后,相较于低质量非发明专利,企业高质量发明专利下降幅度更大,进而企业创新质量降低。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续贷限制会降低企业信贷规模、缩短企业信贷期限以及增加企业融资成本,进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上述结果表明,“一刀切”式地收紧续贷标准会强化企业的融资约束,限制信贷资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最终不利于企业的转型升级。本文研究为当前的续贷政策提供了来自企业创新视角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土地资产价格波动与经济中的流动性供给——基于以地融资视角的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土地资产价格波动与流动性供给之间的关系。在本文模型中,土地兼具生产资本与抵押资产属性,银行贷款同时受到投资需求、抵押品价值与信贷额度的约束。本文主要结论是:(1)土地资产价格在低于一个由基础货币供给决定的临界值后,能影响企业的抵押品价值并反映投资需求变化,故而与存款货币流动性供给正相关。这也使土地资产价格变化与企业杠杆周期一致且具有“预期自我实现”特征。(2)基础货币供给能够通过影响土地的流动性价值的方式来引导土地资产价格,前提是央行可掌握土地资产价格外生变化的原因。(3)信贷资产证券化会提高存款货币供给与土地价格的关联度,但也会削弱基础货币供给对土地价格的引导能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土地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效果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联机制,为房地产调控政策提供启示。     

减税政策对小微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

本文主要探讨减税政策对小微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理论上,减税政策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产生两种方向相反的效果:一是减税后企业盈利状况改善,激励银行通过延长债务期限以争取企业客户;二是减税后企业可支配现金流增加,加剧银行与企业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促使银行缩短债务期限以便加强企业监督。本文以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作为自然实验,基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2010-2015)考察了减税政策对小微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减税后企业的债务期限整体得以延长;如果减税后企业的盈利状况改善更多,或可支配现金流增长更缓,企业债务期限延长幅度更大。此外,本文发现在快速扩张行业、有产能过剩风险行业以及房地产上下游关联行业中的企业往往会因为较强的代理成本效应而面临减税后债务期限的边际缩短。本文研究结论对改善企业融资结构,特别对提高小微企业获取中长期贷款能力,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杠杆率如何影响资产价格？——来自中国债券市场自然实验的证据

杠杆周期理论表明,杠杆周期会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资产的质押率(相应地,杠杆率)上升会提高资产价格;由于杠杆率一般是内生的,所以在实证上一直很难确立杠杆率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首次运用2017年1月到8月中国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债券发行数据,利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同类债券的不同质押率规定的自然实验,对杠杆率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债券的可质押属性可以提高债券的价值,这验证了杠杆周期理论的预测,即杠杆率上升会使得资产价格上升。因此,杠杆率对资产价格有重要影响,是宏观审慎监管的一种工具,也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的一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