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对土地使用权分配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问卷中的农户数据分析了农地流转对土地使用权分配的影响。通过计算农地流转前后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测度了农地流转影响土地使用权分配的结果,研究显示:农地流转促进了土地使用权的集中,但集中的速度并不快,各区域之间存在差异。在市场化农地流转中,土地较少而又贫穷的农民缺乏能力和优势转入土地,导致土地使用权集中。农地流转难以解决公平问题,农民获取土地仍然主要依靠村组集体的初次分配和二次调整。在符合农民认同、规则明确稳定的条件下,村组内部的土地调整能做到公平与效率相容。因此,村庄集体需要积极培育民主、发展农民自治组织;基层政府需要抑制自己调整土地的冲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支持和监督村组内部的土地调整。     

农地制度、地权稳定性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理论与来自苏浙鲁的经验

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越低 ,其租入农地的可能性越小 ,租入农地的面积也越小。土地调整虽然降低了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 ,但是它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流动 ,增加了农地使用权市场中的供给。在人地矛盾紧张的地区 ,农地供给量的缺乏是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的主要障碍。在这些地区 ,土地调整促进了农地使用权市场的发育。本文利用 2 0 0 0年苏浙鲁 1 0 83个农户的调查数据 ,对以上假说进行了验证。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武汉城市圈农地城市流转经济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技术构建了多空间尺度农地城市流转经济驱动机制模型,以揭示不同空间尺度因子对武汉城市圈农地城市流转的驱动力。结果显示:①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差异有61.99%是各县域本身的差异造成的,有38.01%是其所在市的差异造成的;②GDP和城镇土地比较收益对农地城市流转具有正向驱动作用,而农地投入和距武汉市中心的距离则具有负向驱动作用;③市域GDP会强化县域GDP与农地城市流转的正向关联,但会弱化县域城镇土地比较收益与农地城市流转的正向关联,市域粮食自给率会弱化县域农用地地均投入与农地城市流转的负向关联;④市域层次变量的引入解释了88.77%的县域农地城市流转平均规模差异,75.47%的县域城镇用地比较收益与农地城市流转关系,78.67%的县域农用地地均投入与农地城市流转关系,75.03%的各县(市、区)距武汉市中心距离与农地城市流转关系。     

村庄规模、收入不均等性与村庄集体行动——以安徽省102个村庄的农田灌溉设施建设为例

本文基于集体行动理论框架,利用安徽省稻谷主产区村级调查数据分析村庄规模、收入不均等性、户均耕地规模以及外出打工户数比例等因素对村庄农田灌溉设施建设之集体行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村庄规模和收入不均等性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方向都是先正后负,呈"倒U型"特征,即只有在村庄规模和收入不均等性处于中等水平时,村庄集体行动才容易形成;户均耕地规模对村庄集体行动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外出打工户比例对村庄集体行动存在抑制效应。本文分析结论具有重要政策含义:一是应合理设置村庄规模,不宜过小或过大;二是应认同适度的收入差距,防止收入均等化和两极分化;三是应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户均耕地规模扩张创造有利条件。     

社会资本影响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吗?——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

村庄公共产品的充分提供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基于CHIPS2007年行政村调查数据,本文采用联立离散选择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对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结果发现:村庄内部社会资本对村庄公共产品整体供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水利和灌溉方面,但对于道路、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没有显著影响;而村庄外部社会资本对以上三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村主任直接选举有助于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这表明村庄社会资本对促进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性,并对构建和谐新农村具有参考价值。     

武冈市村庄土地整治模式研究

研究目的：为各地推行村庄土地整治进行模式选择提供参考和借鉴,促进村庄土地整治实践;研究方法：分析了影响村庄土地整治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对中国现有的村庄整治模式进行了分析评价,从武冈村庄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武冈选择村庄整治模式的原则,并分析了武冈已选择实施的模式;研究结论：应从武冈实际出发探讨适合武冈村庄土地整治的新模式和新机制,建议引入占补＂平衡机制＂和＂增减挂钩＂机制作为武冈村庄整治的运行和保障机制。     

地权稳定性、土地流转与农地资源持续利用

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土地流转等农地产权制度对农地资源的影响一直是农村经济改革和农地制度绩效评价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建立土壤肥力变化的社会经济及政策影响因素模型 ,利用 6省 1 5县市 1 80个样本地块在 2 0世纪 80年代初期和 2 0 0 0年的土壤实验数据 ,结合同时期这些样本地块所在生产小组的社会经济调查数据 ,对于地权稳定性、农户间非正式土地流转等社会经济及政策因素如何影响农地土壤的可持续生产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模型估计结果表明 :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有助于改善农地土壤的长期肥力 ;农户之间的非正式土地流转容易造成农地土壤长期肥力的衰退 ,但对土壤的短期肥力无显著影响 ;同时 ,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提高并没有引起农地土壤肥力的损耗     

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基于中国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本文在考虑经济均衡和政策均衡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一个基于世代交替模型的两阶段模型,研究了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以及它们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短期:(1)随着社会平均劳动水平增长率的提高,国民收入增长率提高.(2)当再分配系数增加的时候,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即再分配程度和经济增长率负相关.(3)收入差距越小,国民收入增长率越高.利用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建立SVAR模型,分析长、短期经济变量间相互影响,理论模型的结论基本得到了证实.     

农地抵押融资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了吗?——兼议农业保险和农业补贴的协同作用

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背景下,如何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并有效发挥农业支持政策协同作用的问题亟待破解。基于相对剥夺视角考察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依据四川、重庆和宁夏共886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农地抵押融资可得性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群体异质性,揭示农业保险与农业补贴的协同作用。研究证实,获批农地抵押贷款有效降低了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机制研究表明：获批农地抵押贷款可通过促进土地转入和改善家庭消费水平,进而缩小农户收入不平等;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农业补贴虽均对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产生积极效果,但与农地抵押融资并未产生正向协同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农地抵押贷款的收入不平等缓解效应对劳动力禀赋较薄弱、经营规模较大、职业类型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户及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村庄更为明显。因此,以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助力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应不断优化农地抵押贷款产品供给、激活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协同作用、增强支农惠农政策包容性。     

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宗族与地权稳定性

本文基于村庄政治介入不足状态下地权竞争的分析发现,多宗族的存在与制衡有助于稳定地权并提高其可交易性.即使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弱者反抗和政治介入也能够有效限制宗族对地权稳定性的不利影响,甚至加固地权稳定性.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宗族间的相互制衡会使得农地调整更容易按照村民诉求进行,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率和农地流转率也更高;(2)当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提高及村庄处于偏远山区所表征的农地重要性提高时,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对地权稳定性和农地流转的抑制性会被有效削弱;(3)随着政治介入,宗族按照势力配置村庄地权并抑制农地流转的行动逻辑将被有效限制.此外,宗族力量对比失衡与地权稳定性的负向关系仅出现在南方地区,具有典型的区域差异性.本文强调,宗族间的相互制衡、宗族面临弱者反抗和政治介入时的自我约束,均具有稳定地权和促使村庄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这对于祛除宗族糟粕、取其精华,发挥其对党领导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助益作用具有借鉴意义.     

政策调整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

以利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货币供应量变动作为货币政策调整变量,以印花税调整和财政支出变动作为财政政策调整变量,来研究股票市场的波动,分析了单个政策调整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和政策调整组合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单一货币政策中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对股票市场波动性影响显著,而利率调整对股票市场波动性影响不显著。单一财政政策中印花税调整在中期对股票市场波动性影响显著。不考虑宏观经济指数变动时,只有利率调整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显著为负向,印花税调整和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对股票市场波动性影响不显著;考虑宏观经济指数变动时,三个政策调整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不显著。不论是否考虑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变动,财政支出变动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显著负向,货币供应量变动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显著为正。     

基于Logit模型的农民土地调整意愿分析——来自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证据

本文基于Logit模型,运用1682个农民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个体特征对其土地调整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农民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其土地调整倾向减弱;作为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并没有使农民放弃对土地的占有;人均土地较多的农民家庭与土地调整意愿负相关;农民在享受医疗和养老保障后并没有降低其土地调整倾向;在农民土地意识增强的背景下,土地调整中的干部寻租假说并不存在。因此,政府必须正视和妥善处理法律与农民习俗的冲突。     

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民家庭的生计资本有何影响？——来自CFPS数据的验证

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提升起着关键性作用,量化分析农地转出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揭示现有土地流转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在合理筛选控制变量和对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进行测算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DID)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检验了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生计资本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的自然和社会资本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但却对其物质、金融和人力资本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各项生计资本的变化并非全部源于农地转出这一因素,还受到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变量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农地转出规模越大,农户的物质和金融资本水平就会越高,其自然和社会资本水平下降得也越明显.农地转出家庭的生计发展在土地流转后尚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还需要得到多方面的帮助以进一步提升家庭福利水平.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培育、加强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促进其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对大都市郊区村庄整治规划的几点思考

结合新一轮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村庄布局规划,村庄整治规划势在必行。大都市郊区农村的村庄整治规划有着它的特殊性。在编制村庄整治规划时应注意以下几点：（1）与上位规划衔接,相辅相成但不宜照搬;（2）打破村庄权属界线,加快土地流转进展;（3）节约集约用地,淘汰渠灌灌溉方式;（4）规划农业发展方向,引领都市农业潮流;（5）规划协调近远期,保留村庄整治的弹性空间。     

农地非农化的外部性分析

农地除了具有生产功能外,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同时还具有生态的、社会的功能,而在土地市场上的土地价格中仅仅反映了前者,后者却没有得以有效的体现,而土地产权制度也无法提供一种农地有效保护的激励。因此对于农地保护而言,斯密所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无法有效地配置土地以达到社会最优。从农地保护、农地转用和土地征用三个方面分析了外部性对农地非农化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     

中部地区农地流转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部六省的调查

应用分类评定模型(Logit模型)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地权稳定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地转入和转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年总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外出务工劳动力比重、土地流转价格对土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影响;户主年龄对土地转出影响不显著、对转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土地转入和转出的影响均不显著。研究的结果表明,要促进我国中部地区农地流转,必须继续贯彻惠农政策,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地流转的相关政策法规和服务,增强地权的稳定性。     

宗族网络、村干部经商经历与农地经营权流转*

本文综合讨论了村干部和宗族组织对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且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理论分析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农地产权配置和流转交易市场现实约束条件下，村干部和宗族组织作为村庄权威，均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以经商能人为代表的村干部对农户家庭农地有偿流转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宗族组织为维持组织网络结构稳定，对农地无偿流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有偿流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村干部和宗族组织显著抑制了农地撂荒现象的发生。本文的发现对理解村干部和宗族组织在农地流转市场化进程中的行为特点具有一定的意义。     

农地分配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本文借助于 1 996年对山西农村抽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论证我国农村土地分配中的性别平等虽然在法律上和经济制度上得到保障 ,但是这些制度在细节上的漏洞 ,使离婚妇女缺少地权保障 ,错过村社土地调整机会的婚嫁迁移妇女及其子女暂时无地。这种现象虽然还没有对妇女在家庭内部的谈判地位产生显著影响 ,却足以使她们的家庭陷入贫困。因此 ,有必要在现行土地管理法和政府有关农地承包的规定中添加性别视角。     

我国农地流失的现状、成因与治理对策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随之产生的失地农民问题日益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这不但影响到农村的稳定与发展,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和谐的因素。其原因就在于农地产权异化、征地法规缺陷、补偿机制欠妥、利益分配不公、农民耕地抛荒以及监管执法不严、问责不力等。为此,就必须改革土地制度,明晰农地产权;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和利益分配标准;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多项措施并举,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强化监管,严格问责,确保国家土地政策落到实处。     

市场经济中的小农农业和村庄:微观实践与理论意义

韦伯和马克思均认为,小农家庭经营将被使用自由雇工的农业企业取代,传统乡村社会将瓦解和消亡.本文对华北地区耿店村近15年来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发现,其发展逻辑与上述经典判断有诸多背离.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耿店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农业从粮棉种植转型为温室大棚蔬菜生产.后者在市场上有更高的收益,并且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而与此同时,小农家庭经营并没有被农业企业所取代,反而更加巩固,农户小资产所有者身份也得到加强.伴随着农业转型,村庄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村庄治理从以行政性事务为主转变为以向农户提供经济性服务为主;农户联合成立了一系列合作性经济组织,以稳定销售、协调生产、扩展产业链、实现“纵向一体化”.这些变化使传统的村庄更富凝聚力,而且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小农经营的内在弱点,使其可以更好的应对市场经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