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应及异质性研究北大核心

金融创新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准则。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形成的新的金融业态,能否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备受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境内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实体经济发展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居民消费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分位数回归检验发现,在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助推作用更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传统金融发展程度、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更强,对实体经济整体、主体和核心部分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金融监管和规范性措施有助于更好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1—2022年的省级面板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了我国各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然后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作用上更为显著。最后,文章从加强数字普惠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创业活力、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对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企业的财务可持续？——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新发展阶段背景下,实现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可持续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的颁布为准自然实验,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对制造业企业财务可持续的影响,并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财务可持续,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这一结果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增加信贷资源获取促进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可持续;异质性检验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务可持续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期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企业所属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财务可持续的促进作用更有效。研究结论为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助力制造业企业财务可持续提供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表现为促进效应,但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矛盾.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表现为倒N形,具有抑制效应;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经济结构不合理是抑制效应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数字普惠金融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的影响：指标构建与机制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拓宽产业融资渠道,为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关键引擎。选取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深度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激发农村创业活跃度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两条传导途径间接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信息化程度较高地区更为显著。对此,未来应建立健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体系、多角度深挖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潜能、制定差异化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战略,以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以新疆为例

本文基于新疆14个地州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体效益看，数字普惠金融对新疆各地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从结构效应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面、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区域异质性分析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新疆各地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其效果从大到小依次为南疆地区、东疆地区、北疆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分析视角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经济发展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双循环”分析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子维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2）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与进出口贸易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都发挥着中介效应。（3）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传统金融超过门槛值后会显著增强，但一级数字鸿沟与二级数字鸿沟则会分别对中部、东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的调节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选取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基于创新、创业路径的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直接促进包容性增长水平,而且可以通过创新、创业提升包容性增长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效果更好,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与区域特征存在协同效应。     

技术市场规模、企业金融化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4—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技术市场规模扩大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还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地区来看，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技术市场发展虽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企业金融化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作用。据此，提出从完善技术市场体系、合理布局投资组合、激活数字金融新功能方面入手，通过发挥技术市场规模扩张活力、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双元创新与企业价值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运营模式，为企业创新提供机遇，也为企业价值的提高带来契机。为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作用机理，基于2012—2020年我国上市企业的数据，分析了双元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作用中的中介效应，并探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柔性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作用中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但对探索性创新的作用较弱且存在时滞；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双元创新影响企业价值。进一步研究显示，财务柔性的提高使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企业社会责任从短期来看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发挥反向调节作用，但从长远来看更能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企业及非国有企业价值促进作用更明显。基于以上结论，从政府与企业两个角度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外资银行进入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基于传统与数字对比视角北大核心

伴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对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探讨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传统与数字普惠金融作用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相比于依赖“硬信息”的传统普惠金融，外资银行进入更有效地推动依托“软信息”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从作用异质性看，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发展程度低和互联网技术水平高地区的普惠金融促进效果更明显。从作用渠道看，除直接效应外，外资银行进入会通过竞争和技术两个渠道对中国普惠金融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且其中的竞争效应主要作用于传统普惠金融，而技术效应更显著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此，本文建议通过鼓励外资银行积极参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激励中资银行拓展普惠金融业务、统筹外资银行进入区域分布等措施推动中国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利用2011—2018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通过动态SDM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表现出了较强的正相关性特征,在时间上表现出了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2)数字普惠金融不仅直接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扩大技术溢出和促进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3)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小;(4)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     

数字金融是否促进了小微企业创新? ——兼论企业主经历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小微企业调查数据(CMES)为研究样本,对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小微企业创新进行研究,并考察小微企业主经历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小微企业创新具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企业主的创业和就业经历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相关结论.此外,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在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说明了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可触达性.     

数字金融对企业结构性去杠杆的影响研究

摘要：结构性去杠杆要求在精准识别企业杠杆率和经营状况的基础上分类施策,有针对性地去杠杆、稳杠杆和加杠杆,而数字金融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有助于政府和金融机构准确识别企业杠杆率和经营状况,为企业结构性去杠杆提供可行思路。本文根据修正MM理论和权衡理论,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2011－2018年上市企业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企业结构性去杠杆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具有加杠杆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优质企业具有加杠杆效应,对普通企业具有稳杠杆效应,而对劣质企业具有去杠杆作用。政府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强化数字金融监管,稳步推动企业结构性去杠杆;企业应提高发展质量,保持合理的杠杆率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经济机会和数字素养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中介渠道。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升，攀比效应的干预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逐渐递减，呈倒“U”型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农村地区及低资本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更强，这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相契合。本文为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以更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普惠于民，实现家庭增收致富。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数字金融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将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缓解融资约束和减轻流动性限制是其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杠杆企业样本中，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负向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严金融监管和低市场化进程地区，数字金融能更显著地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因此，企业应积极适应数字金融发展节奏，加快财务数字化转型；政府部门应大力推动数字金融发展，重点关注金融弱势群体的经营情况，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持续推进市场化进程。     

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数字鸿沟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维度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数字金融的其他维度。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依次跨越门槛值，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鉴于此，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深度融合，采取差异化数字金融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同时关注数字鸿沟因素对数字金融溢出效应的约束。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小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创业板企业的证据

中小企业创新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2012-2018年创业板上市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层面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深入分析该影响在不同特征样本间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中小企业创新,且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激励中小企业创新。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该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中小企业中更加明显。     

数字金融、高质量就业与自主创新

基于对数字金融、高质量就业与自主创新影响机理的分析,利用2011—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固定效应和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金融、高质量就业对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我国高质量就业的整体水平不高,呈现东高中西低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就业与自主创新大体成正相关关系,当高质量就业水平较高时其对区域创新的作用是促进的,而当高质量就业水平较低时则会抑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高质量就业影响自主创新的过程中数字金融发挥了调节作用,即数字金融通过提升各地区的高质量就业水平促进了自主创新发展;高质量就业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存在着数字金融的双重门槛,数字金融水平越高,其对高质量就业促进自主创新发展的调节作用更有效;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提升高质量就业对不同技术水平的自主创新能力均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仅在东、西部地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