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质量、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东道国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区位选择,至今尚未在经验层面达成共识.文章基于2003-2012年中国面向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非金融类OFDI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和扩展投资引力模型,从母国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质量双重约束视角,考察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对不同类型OFDI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约束作用.研究表明:(1)中国OFDI的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表现出不同的制度偏好,OFDI投资规模更偏好优越的制度环境,而投资选择则偏好较差的制度环境.(2)多元化的母国投资动机使中国OFDI面向不同国家或地区表现出差异化的制度偏好,技术寻求型OFDI投资规模对优越制度的依赖较弱,甚至会偏好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而良好的政权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是影响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投资行为最为关键的制度因素,对其投资规模有着强劲的正向作用.在中国调整投资结构的背景下,文章对中国优化OFDI区位分布决策和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启示.     

转型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域分布特征解析:基于制度的视角

转型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地域分布特征不能被传统OFDI理论所解释。中国OFDI存量高度集中于避税地,地域分布格局偏离发展中国家常规,主要投资地中政治风险较高国家偏多。引入制度理论对中国OFDI地域分布特征进行解释。转型期制度约束与制度缺失是中国OFDI高度集中于避税地的重要原因,企业通过投资避税地来规避制度约束或进行制度套利;国有企业OFDI动机的双重性以及政府的政策倾斜弱化了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经济距离及政治风险等常规因素对国有企业OFDI区位选择以及中国OFDI地域分布的影响;中国企业的非市场能力支持了它们对政治风险较高国家的投资。     

以往经验会影响OFDI企业序贯投资的#br# 区位选择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突破传统的静态分析方法,首次从动态序贯视角考察以往经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通过区分序贯投资的两种情形与细分以往经验的不同来源,并采用优化区位研究的条件Logit模型对2000-2010年中国OFDI企业的匹配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OFDI企业会根据其他企业的投资经验进行序贯性的市场选择与跟随,且这种“羊群效应”在单次投资企业中尤为显著;对多次投资企业来说,各类投资经验对其区位选择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自身投资经验大于其他企业经验,其中相同市场经验大于相似市场经验,同行业经验大于不同行业经验。     

不同所有制整车企业空间扩张的对比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例

以华东地区的整车集团为例,对比分析不同所有制整车企业空间扩张的时空特征与动力机制。研究发现:①国有企业下属企业数量始终较多,并由制造环节向上下游环节全面扩张;合资企业受政策限制,少量的下属企业集中在制造环节;民营企业在2001年以后快速崛起,以汽车制造环节的扩张为主,在非制造环节有加强的趋势。②在区位选择上,国有企业主要在本地和省内扩张;合资企业主要在本地和省外扩张;民营企业长期在本地、省内和省外均衡扩张。③整车企业的空间扩张主要受到内部集聚经济的影响。产业政策对企业空间扩张的限制作用大于促进作用。相较于国有企业和合资企业,民营企业的空间扩张受各类成本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影响程度更大。最后,从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三个方面提出政策与建议。     

RCEP 框架下企业 OFDI 技术利益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合作框架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及其技术利益格局会深远影响成员国的后续科技创新与合作。本文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测算技术利益，结合企业、环境、东道国与OFDI特征研究中国企业对RCEP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利益实现问题。研究发现：对RCEP国家直接投资对实现技术利益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管理效率的提升强化技术利益的实现能力，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强化技术利益实现的动机。进一步分析表明，国有企业能实现更多的技术利益，而民营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管理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技术利益实现水平；企业OFDI水平越高、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技术利益实现效果越好；投资到RCEP国家的企业相比投资到“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会获得更多技术利益。     

国有股权能够为民营企业带来好处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民营企业家参政所产生的政治关联效应已受到广泛关注,但民营企业中的国有股权是否也具有政治关联效应还有待进一步证实.文章以中国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国有股权在民营企业中的政治关联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民营企业中的部分国有股权能够为其发展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与发展机会,因为国有股权可以依靠其与政府的体制关联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声誉担保;与此同时,这些融资便利与经济资源能够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的经营业绩.文章拓展了公司政治关联领域的研究文献,为进一步全面理解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国家距离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家距离是对外投资区位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文章综合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知识、外交和与全球连接等方面的国家距离,通过相关和回归分析探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距离与中国企业"走出去"区位选择的关系。发现:(1)中国企业对沿线投资设厂的区域差异较大,规模从大到小依次为:东南亚、蒙俄、西亚北非、中亚、南亚、中东欧。(2)综合的国家地缘距离与中国OFDI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3)除全球连接距离对中国OFDI有不显著的正向作用外,其他国家距离都表现为负向作用,其中经济和外交距离的负向作用最显著。文章认为对沿线投资应以国家距离为参考,找准投资着力点,并积极缩小地缘距离,以节约投资成本,克服投资阻力。     

不同投资动机OFDI促进产业升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促进产业升级的机理不同。市场寻求型OFDI可以扩大国际贸易、转移传统产业;资源寻求型OFDI能够打破资源短缺对新兴产业发展的限制;技术寻求型OFDI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和充足的研发资金。本文选取2003—2012年间58个样本国家的相关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三种类型的OFDI均为我国产业升级的原因,但存在滞后性;技术寻求型OFDI对我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其次是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为了促进产业升级,应重点发展技术寻求型OFDI,鼓励扩大资源寻求型OFDI,积极引导市场寻求型OFDI。     

政治关系、经济增长率对中国在欧洲OFDI的影响——基于33个欧洲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欧洲是中国重要的投资目的地,近年来因其内部政治格局调整、经济增速放缓,使中国对欧洲OFDI的风险增大。文章选取33个欧洲国家2010年—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双边政治关系及经济增长率对中国在欧洲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不仅能够促进中国OFDI,还能减弱东道国监管对中国OFDI的不利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率可通过调节市场规模对中国OFDI的正向影响,进而促进中国OFDI;中国对东道国出口额、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税收负担对中国OFDI均具有显著影响;同时,中国OFDI存在地区异质性和经济体异质性,表明中国对不同地区或不同经济体进行直接投资的动机和目标差异较大。今后应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双边政治关系,积极构建并逐步完善中国OFDI安全审查机制,助力中国对欧洲OFDI持续增长。     

政策性负担与民营企业行为——基于三一重工变更注册地的案例研究

文章基于三一重工变更注册地的事件,以政策性负担为切入点,探讨了其对民营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财政分权制度和政治锦标赛激励下,为了实现政治目标,地方政府干预地方企业的动机增强,会通过政策性负担干预当地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对于政策性负担的反应受自身发展规模影响.当发展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民营企业倾向于主动规避地方政府的干预,寻求公平的市场环境.已有文献主要发现部分民营企业会通过主动承担政策性负担来建立政企联系,或者对于政策性负担持被动接受的态度.文章采用案例分析方法,考察了民营企业对于政策性负担可能存在的另一种反应,并从政策性负担的角度解释了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式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现状分析与风险管理

近年来,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日趋活跃．并购主体多数是我国的龙头企业,且以国有企业为主,但民营企业开始崭露头角,跨国并购的主要动因来自企业内部,区位选择呈现明显的资源、技术导向和市场导向。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总规模将迅速扩大,“国家领军型”企业将成为跨国并购的主角。但是．短期内“纯市场”型的跨国并购不会全面爆发。我国企业应该加强风险管理,重点化解国际政治风险、企业规模风险与公司治理风险和市场风险。     

浅议民营企业的财务管理

企业通常来说分为国有和民营,国家投资或国家控股的企业为国有企业,其余合伙、集体、个人办的企业就是民营企业.企业财务管理,不管对于什么性质的企业来讲,它的内容、形式、理论、手段、方法都是一样的、相同的.但是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相比较,却是具有不同的特点.而企业财务管理恰恰需要针对企业的不同特点,"有的放矢"来开展工作,也就是需要选择民营企业财务管理的侧重点和切入点.     

政治风险规避与中国企业的 OFDI 策略选择

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 )遭受损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企业可以通过选择合理的投资策略来规避风险,降低损失。文章基于2004－2013年?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提供的 OFDI 企业数据,利用二值选择模型、倾向得分匹配(PSM )法和条件 Logit 固定效应模型分别考察了我国企业面临东道国政治风险时的策略选择问题以及投资经验对政治风险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东道国政治风险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采取序贯式投资,投资经验可帮助企业规避和降低部分政治风险,提高企业在高政治风险东道国 OFDI 的概率;与生产性 OFDI 企业相比,销售宣传类 OFDI 企业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反应弹性较大,在具备投资经验后,对政治风险的敏感性降低。文章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如何有效地规避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和提高成功并购的概率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借鉴。     

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研究——基于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的视角

在海外并购蓬勃兴起的过程中,一个显著而重要的现象是,我国并购常常在东道国引起激烈争议并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甚至抵制。争议的焦点在于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被认为与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然而,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是否真的与众不同,这一问题并未得到严谨的检验。本文利用二阶段引力模型,克服传统文献中的样本选择问题,在统一框架下系统研究了我国海外并购的广延边际(区位选择)和集约边际(投资规模)决策。结果表明,我国海外并购表现出市场寻求和矿产金属资源寻求特征;我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后,海外并购表现出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在区位选择决策中,对东道国政治、经济风险欠缺考虑,甚至在投资规模上表现出明显的风险追逐特征,而重视交易成本,倾向于进入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海外并购的区位选择和投资规模在总体上并无显著影响。总体而言,中国海外并购符合主流文献总结的基本模式,其特征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特定需求。     

制度环境变迁对公司慈善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慈善的制度动机和市场转型理论,采用中国市场化指数和上市公司捐赠相关的经验证据,探讨中国新兴市场中制度环境变迁对公司慈善行为的影响;而后,进一步讨论中国市场制度环境变迁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中国企业的慈善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市场化改革可以降低中国企业因"主动配合"或"被动选择"而进行慈善捐赠的动机;(2)有着天然的政治关联和政治合法性、拥有垄断或优势市场地位、面临来自地方政府层面压力较小的国有企业,获得了制度环境市场化改革在公司慈善捐赠方面所带来的"制度红利";(3)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具备足够政治合法性的民营企业可能在制度动机和政府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不得不"主动配合"捐赠,"被动选择"政治性慈善行为以"购买"制度环境的稳定性或寻求庇护。     

我国现代企业区位选择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我国企业制度的转变和企业区位环境的变化，工商企业区位选择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本文在企业区位的扩展延伸，企业区位选择构成和内容的扩展，企业区位选择主体的变化，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区位布局的选择及调整和网络经济条件下企业区位选择等方面作了一些探索。     

从正泰的发展看民营企业的国际化

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按照不同的产权,有学者曾把我国的中小企业分为浙江（温州）模式,以私有民营企业的家族企业为主体;苏南模式,以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为主体;东北模式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珠江模式以三资企业为主体。在这4种模式中,最有利于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是浙江模式和珠江模式。本文以正泰集团为例,探讨民营企业国际化的途径。     

所有制、政治关联与企业超额信贷

关于政治关联的文献中,都提及了政治关联能够为寻求政治关联的组织带来额外的资源,这种资源大多直接表现为经济上的好处。但这些研究并未触及政治关联的效率边界问题。本文以我国2007-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政治关联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我国银行业普遍"惜贷"的局面下,某些上市公司依然取得了银行的超额信贷支持;获得超额信贷支持的大多是国有企业,并且高管的政治背景以及企业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力强化了国有企业超额贷款的形成;某些民营企业尽管也得到了超额银行贷款,但起主要作用的是银行关系,而非政治关联。此外,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对抑制国有企业的超贷行为基本上不起作用,却显著地抑制了民营企业超额贷款的形成。     

国有股权制度下的短视行为

中国公司制企业组织形式中,国有股权大量存在并在单个公司中往往处于控制性地位。在这样的公司里,治理结构实际上表现为政治控制和代理问题的结合,国有程度在所有权结构中越高,政治控制也就越高。这种对效率目标的合法偏离,使各方权利主体的自利行为进一步获得了庇护,并且导致了中国国有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诸多困境。 国有股权的管理框架有3个层次: 在第一个层次,国家制定国有股权     

股权集中度与民营企业的信贷可得性 ——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的微观证据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2012年关于中国企业的调查问卷数据,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对其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对企业信贷可得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民营企业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其面临的信贷约束增强.进一步的检验表明,民营企业股权集中度和企业信贷可得性之间的负向关系在较大规模和中等规模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在控制了内生性以及考虑到企业信贷水平可能面临自我选择等一系列问题的稳健性检验后,得出的基本结论保持不变.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在我国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股权融资市场建设,扩展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渠道,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信贷融资约束,解决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