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是否抑制税收发挥自动稳定器功能?

近年来,学术界和政界日益强调税收自发稳定宏观经济的职能,即税收自动稳定器功能。但若要税收充分发挥自动稳定器功能需要很多前提条件,房价稳定就是其中之一。基于中国1999~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文章首先采用静态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对中国税收是否具有自动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展开实证研究,继而采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分析高房价与税收自动稳定器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税收的确发挥了显著的自动稳定器功能,但日益升高的房价抑制了这一功能的充分发挥。文中认为高房价之所以具备这种抑制作用,是因为税收结构自身的问题,如果在全国范围内或至少在高房价地区对住房持有环节开征房产税,高房价就不再是税收发挥自动稳定器职能的阻碍。     

减税:分析与抉择

<正> 税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宏观经济理论中,关于税收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之间的关系,历来有两个所谓“稳定器”的基本概括:一个是“自动稳定器”。就是通过税收制度上的巧妙安排,可使税收自动地产生抵消经济波动的作用。如实行累进制的所得税,在经济萧条和繁荣时期,税收数额会自动地趋于增加和减少,从而分别产生减缓经济萎缩程度和抑制通货膨胀之效。另一个是“人为稳定器”。即指通过不同时期税收政策的相机确定,如在经济萧条时期减少税收,经济繁荣时期增加税收,可使税收作为一种经济力量维系总供求之间的大体平衡,促使宏观经济得以稳定发展。     

影响中国税收增长率变动的经济因素分析——基于1978—2006年中国税收收入时间序列数据

近年来,中国税收呈现高增长态势。税收增长率远超经济增长率,税收高速增长以及税收结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增长。然而,影响税收增长率变动的经济因素是多元的,主要受到经济增长水平、价格水平等影响。实证分析表明,经济波动决定税收增长率的变动,经济波动与税收增长率变动存在长期均衡变动关系,价格对税收增长率也有较大影响。     

关于“十二五”期间我国税制改革的一些看法

本文从我国“十二五”税制改革视角出发,分析我国税收体制现存的漏洞,考虑我国“十二五”时期的主题和主线同其对财政税收发展要求的前提下,对我国税制改革中一些税种的改革和税制改革的方向谈论了一些看法。并总结我国的税制在“十二五”时期改革后,应建设一项有助于健全财政,增强自动稳定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完善地方税收体系的税制。     

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分析

税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是宏观公共财政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点,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基于一个包含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本文以我国1980—2006年的经济为样本经济,通过参数化和数值模拟考察了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社会福利损失的大小。研究发现,在样本经济的参数环境下,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较小,但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较大;适当提高税率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原因是,税收通过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直接的促进作用要比其对劳动供给和投资的扭曲更大;税收通过提高消费增长率和休闲水平从而对社会福利有正向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通过税收融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可税与否"未改变我国GDP与税收的基本关系——基于1978～2005年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对我国GDP构成中不可税部分加以剔除,计算出1978~2005年可税GDP。使用相关性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我国1978~2005年税收和可税GDP的总量及增量之间的关系,以及税收与可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税收、可税GDP的总量和增量是协整的,并且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可税GDP增长率与税收增长率的相关性微弱,并且实际GDP增长率对实际税收增长率的解释能力很低。对照剔除前的计算结果,文章发现对GDP不可税部分的剔除并没有明显改变税收与GDP在总量、增量和增长率方面的基本关系。     

浅析物流业对我国税收收入的贡献度

本文利用公开数据分析物流业税收增长率和税收贡献度,并根据我国社会物流总额的增速,指出物流业税收贡献度不断降低一方面是国家实施降税减费等税收优惠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物流业税收功能已经大大弱化,其发展遇到了瓶颈.     

近年来我国税收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的隐性原因透析——兼论对国家税务总局原因解释的验证

近年来，围绕税收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学界、税务部门、普通民众各执己见，众说纷纭。在这方面，应该说，国家税务总局给出的原因分析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税收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的现实，但受制于其自身所处的地位，加之税收问题的敏感性，其原因分析中更多是显性因素，而有意忽略了重要的深层次隐性因素。追根溯源，论文在对国家税务总局原因解释进行验证的基础上，得出税收计划制定的不合理、违规征税和税负加重是造成税收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的主要隐性原因，并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基于新疆经济增长的财政支出最优规模估算

财政支出规模反映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然而财政在支出过程中有个量的把握,即占GDP的比重存在一个最优值。在最优值以内,财政部门为私人企业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弥补外部性等,提高财政支出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当财政支出超过这个最优值时,税收的扭曲作用会不断加强,增加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将财政支出纳入生产函数模型中,通过实证分析,估算出新疆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     

动态宏观经济视角下的环境规制政策研究

通过引入环境质量、污染排放、环境规制政策等因素对经典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拓展,构建了一个包含环境因素,并可用于比较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作用的分析框架,以此来研究环境税、排污许可证和排放强度三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对经济和环境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对经济活动有抑制作用,在经济波动时能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其中排放强度政策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大,环境收益最为明显,排污许可证政策对环境质量提升作用最小,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最小,“自动稳定器”作用也最为显著;同时,企业单位排放强度的降低能有效减少污染排放,提升环境质量和社会福利,而政府环保投入转化率的提高,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     

新形势下发挥社会保障“稳定器”作用的重要意义——以美国20世纪30年代社会保障改革为启示

社会保障不仅具有调节收入差距、稳定社会和保障人民生活的功能,也是一种重要的财政政策手段,有"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可以对经济波动产生逆向作用,使经济形势趋向稳定。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滑趋势严峻的状况下,合理适当地建立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仅能够对失业及其他收入下降的人群的生活起到保障作用,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目前的经济衰退,加快经济复苏的步伐。     

强化税收自动稳定器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在我国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的条件下,政府应逐步减少直接干预的宏观调控方式,更多地运用间接调控方式,间接调控将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形式。税收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在整个宏观调控中无疑需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党的     

税率、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标准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生产函数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效用函数则是在Hendricks与Baier和Glomm所使用的效用函数基础上改进而来,数理模型的推导,则进一步放宽了Baier和Glomm推导运动方程时劳动供给 (或休闲) 不变弹性的前提条件,从而在劳动供给 (或休闲) 具有可变弹性的条件下推导得到关于经济增长率的运动方程,分别在两种情况下通过数值模拟分析税率及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分析表明,在闲暇弹性恒定时,消费税率与经济增长率呈正向关系,而个人所得税率和资本收益税率与经济增长率呈反向关系,政府公共支出—税收比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特征也很鲜明,政府生产性公共投资—税收比与经济增长率呈正向关系,而政府服务性公共支出—税收比变化对经济增长率几乎没有影响;在闲暇弹性可变时,不同的闲暇弹性参数情况下税收及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则更加丰富多彩.最后,基于分析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税收增速变动征管成因的定量研究——1978—2005年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根据税收努力理论构建了我国预测的税收份额的决定方程,并由此计算出我国预测的税收份额,结合我国实际税收份额,计算出我国1978-2005年间税收努力指数.本文以税收努力指数作为计量我国税收征管水平变动的代理变量.分析结果表明,税收努力指数的增长率与调整后税收增长率保持了较强的相关性,并且它们还具有良好的回归关系,我国征管水平提高率对我国调整后税收增长率的解释能力达到88.74%.我国征管水平的变动解释了我国税收增速变动的绝大部分原因.     

完善我国环境税收体系的几点建议

目前理论界和舆论界对开征环境税的必要性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对可行性存在较大的分歧。笔者认为,中国应建立一个环境保护税收体系,以环境税和资源税为主体税种、以其他相关税种为辅助税种。为此,首先要优化现行税收制度,增加环保功能,通过税收政策为环境保护起导向作用;其次、限于目前环境税设计征收存在较大争议,宽税基低税率开征环境税、为环境保护筹集资金来源是权宜之计;最后通过税收分配调动地方政府的环境保积极性是关键。     

累进性劳动所得税、失业波动与内生稳定器——一个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视角

将累进性劳动所得税引入NKMP—DSGE模型中考察失业波动与累进性税收的宏观效应。贝叶斯脉冲响应函数表明,外生冲击对于就业与失业具有不同的冲击效应,因而忽略失业可能引起结论的偏误;失业的贝叶斯冲击分解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冲击是推动我国失业波动最重要的力量,并且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显在的“失业回滞”。进一步,通过模型比较发现,累进性劳动所得税具有内生稳定器的作用。在失业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采用对劳动力市场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机制以降低失业,并使用内生稳定器缓和经济波动,将可能实现降低失业与缓和经济波动的双重效果。     

我国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联性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GDP的同比增长率数据,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运用冲击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的方法具体考察我国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联性问题,结论表明:不同滞后阶数的财政收入增长率、财政支出增长率以及GDP增长率之间的影响程度和方向都不尽相同。GDP增长率对财政政策的影响较大,而财政政策对GDP增长率的影响则相对较小。财政收入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影响程度大于财政支出增长率对GDP的影响程度。财政政策对GDP增长率的冲击响应相对较弱,GDP增长率对财政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强。与财政支出增长率相比较,财政收入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冲击响应更为明显,而GDP增长率对财政收入增长率的影响程度更大。财政收入增长率对GDP增长率影响的贡献程度不断增加,财政支出增长率对GDP增长率影响的贡献度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财政收入增长率比财政支出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度更大。     

税收政策对企业R&D投入行为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税收政策是激励企业加大R&D投入的重要R&D政策工具之一。文章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并根据税收政策的实际情况,对Morale(s2001)模型进行改进,动态模拟了随着政府R&D税收抵扣率的调整,企业R&D投入强度和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对鼓励企业加大R&D投入和促进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随着R&D税收抵扣率的提高,企业R&D强度和经济增长率的提升幅度递减,说明R&D优惠对企业R&D强度和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都是递减的,建议政府在制定R&D税收政策时,应选择合适的税收抵扣率。     

国际税收协定的发展及面临的新问题

在现代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国际交往与合作,经济国际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之相适应,国际税收活动亦发展迅速。国际税收协定作为国际税收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经历了由单项协定到综合协定,由随机协定到规范性协定,由双边协定到多边协定的转变。同时协定在解决重复征税、防止税收歧视和国际逃避税方面都发挥出重要作用,为全世界贸易和投资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但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尤其是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现行国际税收协定在有关概念的确定和所得征税权划分等方面与国际税收实践要求不相适应,需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同时21世纪的国际税收协定还应承担起一些新的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

笔者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对格雷纳模型修正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分析的方法分析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东部经济带平均宏观税负较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比较显著;中部经济带和西部经济带宏观税负低于东部经济带,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同时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分析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对资本征税显著地降低了人均GDP增长率,不利于经济增长.对劳动征税对人均GDP增长率没有显著的影响,对消费征税则显著地提高了人均GDP增长率,有利于经济的增长.本文进一步对税收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