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分析

税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是宏观公共财政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点,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基于一个包含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本文以我国1980—2006年的经济为样本经济,通过参数化和数值模拟考察了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社会福利损失的大小。研究发现,在样本经济的参数环境下,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较小,但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较大;适当提高税率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原因是,税收通过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直接的促进作用要比其对劳动供给和投资的扭曲更大;税收通过提高消费增长率和休闲水平从而对社会福利有正向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通过税收融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税收、财政支出与内生经济增长

构建了基于财政支出、税收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推导出在给定税收、财政支出政策的变化路径时,经济会达到"竞争性分散均衡",税率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关系,政府投资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显示,在我国经济运行中,总产出、消费、投资、政府投资性支出、税率、利息率、工资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我国宏观税率为28.63%时达到最优值,政府投资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率存在正向影响,但不同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性。     

劳动供给对个人所得税改革敏感吗——基于微观模拟的动态分析

我国个人所得税前后经历了六次改革,而历次改革对劳动供给影响如何?或者说劳动供给对个人所得税的反应程度(敏感度)如何?都需要运用有效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进行检验.我们应用微观模拟方法,对我国2008年和2011年两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男性的劳动供给缺乏弹性,因而这两次的个人所得税调整主要对女性劳动供给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且2011年的税改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程度更大.就劳动供给结构而言,不同所有制企业女职工劳动供给的税收敏感度呈差异性,不同收入阶层女性劳动供给的税收敏感度也呈差异性,税改对中低收入阶层女性劳动供给的激励作用最大.因此,建议政府根据不同群体的就业特征,制定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及就业政策.     

中国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及其增长效应

中国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在改革以来的时序变化特征与工业化国家明显不同。本文基于协整分析方法,对中国公共支出相关变量的长期增长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公共支出的GDP占比呈反向变动关系,这显示中国公共支出政策的适应性性质;政府经济建设性支出比重增加会提高GDP增长率,而文教费和维持性支出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有着负的双向因果关系,这体现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特征。研究结果还显示,地方政府支出比重提高,经济增长率会上升,这说明通过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可以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从而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中国的实际经济周期与税收政策效应

本文构建了财政税收的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及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1)引入财政收支冲击的RBC模型能够解释70%以上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政府支出冲击加剧中国实体经济波动,而税收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显著。(2)降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税率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带动资本和劳动的供给增加,降低劳动收入税率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增长,降低资本收入税率则起到抑制作用,调整劳动收入税率的政策效果更强。(3)资本收入税率与社会福利呈正相关和非对称性,劳动收入税率与社会福利呈负相关和非对称性,技术冲击和财政冲击的共同作用使得结构性税收调整政策的福利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两种税率的同向变动对社会福利具有放大作用,两者的反向变动对社会福利具有削弱作用。     

闲暇视角下的经济增长

该文以闲暇促进效用(幸福感)的提升为线索、以闲暇对经济效率的积极作用为基础,建立内生增长模型。模型分析显示,长期经济增长率可以由闲暇的跨期替代弹性和边际效率增长率决定,如果闲暇能强化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经济体就可能保持稳定持续增长。因此,我国在制定和指导国民休息、休闲和休假等政策时,一是要努力促使国民的闲暇活动具有积极健康的内涵,发挥出闲暇对生产的积极互补效应,二是要保证这些政策具有连续有效性、政策效果被不断强化。     

资本流动、地方政府支出效率与社会福利

资本流动程度会影响各地的税收竞争行为,进而影响地方政府支出效率和居民社会福利,这种影响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是有差异的。本文基于税收竞争的视角研究这种影响的异质性问题,不仅从理论上为不同发展程度地区的政府提高其支出效率而选择合适的财税政策提供支持,而且对提高居民社会福利也有一定参考价值。研究表明,政府支出效率一般会随资本流动程度的升高而提高,但当税率高出一定范围,则表现出相反的变动趋势,这种现象在贫困地区更容易出现;如果初始税率较低,政府支出效率会随资本流动程度的增强而提高,但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当资本流动程度增强到一定程度,则会出现政府支出效率降低的趋势;资本流动程度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与初始状态的资本存量及税率有关。     

经济增长、地区收入差距与公共支出

建立包含公共基础设施的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将公共支出政策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同时合并考虑政府调控的各种支出手段对区域发展的综合影响。该模型表明与转移支付和传统的区域政策相对照，旨在减少革新成本的公共支出政策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促进区域间平等。     

行政腐败的宏观经济学分析

本文在增长模型中引入行政腐败和由行政腐败而引起的调整成本 ,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模型分析得出 ,当政府公共支出的边际生产率比较高 ,税率比较低以及由腐败引致的调整成本比较高时 ,行政腐败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占主导地位。通过对我国行政腐败与公共支出、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 :在我国市场化过程中 ,行政腐败降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率 ;在我国公共支出领域 ,行政腐败行为的发生浪费了大量的公共支出。不论以受贿金额占GDP的比重 ,还是以腐败涉及县处以上官员的变动作为衡量行政腐败的指标 ,行政腐败与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呈现正相关关系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存在着大量的预算外支出。预算外支出为腐败行为的发生提供了便利。而且 ,预算外支出由地方或政府官员控制 ,由此引起围绕公共支出的调整成本上升。这表明 ,预算外支出就整体而言阻碍了经济增长。     

中国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1978-2004

公共支出总量反映着政府介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规模与深度,体现了政府的成本支出。但是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也体现在结构关系上。作者对中国1978-2004年间相关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中国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为正,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从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国防支出及其他支出的结构产出弹性为正,行政管理支出结构产出弹性为负。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当前在提高公共支出总水平的同时,应注意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     

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回到库兹涅茨假说

本文运用一个政治经济模型,研究在财政支出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同时进入总生产函数和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分析表明:在经济均衡时,增长率与税率呈倒U型关系。随着税率增加,经济增长率先升后降;在政治均衡时,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实际资本税率就越高,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     

法治之用:公共支出、税收与经济绩效

法治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可以从公共支出和税收两方面解释.税收与再分配所造成的激励扭曲是决定公共支出乃至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法治的完善会降低经济体的均衡税率水平,减少税收与再分配造成的激励扭曲和总产出损失.在法治与民主的协同作用下,公共支出与社会总产出水平都会得到提高.从现实经济生活来看,法治之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协调经济利益,实现"非自我实施型"交易收益.     

中西部省份科教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本文研究中西部地区科教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构建了一个用于实证分析的计量模型,就科教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西部19个省市的科技和教育支出都对国民产出有微弱的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都不是很显著。相对于教育支出,科技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明显,检验的显著水平相对更高。同时,科技支出和教育支出都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有正向影响,但教育支出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的影响幅度都高于科技支出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的影响。     

最优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自巴罗的开创性论文发表以来,关于最优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文章对这一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述,试图勾勒出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以巴罗模型为核心,文章重点考察了后续文献从公共支出结构、公共资本、弹性劳动供给、拥挤性、排他性、非规模增长效应等方面对巴罗模型进行修正和扩展,并进一步概括评述了关于多级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最后,文章对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人口老龄化、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与 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内生化老龄化的世代交叠模型,探讨了老龄化社会中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可选择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相对规模和结构。本文研究表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即占GDP比例）和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即占公共人力资本投资比例）均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且最优值通过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来。即当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抑制）作用时,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提高（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和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老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及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偏大,均处在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分别通过挤出对经济增长更具促进作用的私人投资、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和公共教育支出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政府需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占比,引导和鼓励更有效率的社会私人资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逐步降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规模。当前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则需继续加强。     

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土地财政与经济波动

本文构建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两地区多部门波动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在房产需求冲击传导和溢出中扮演的角色。研究表明：单个地区的房产需求冲击首先通过房地产部门传导至该地区财政收入,导致当地公共支出波动。在两级政府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动机开展对公共支出和人力资本的竞争,因此,另一地区的公共支出也会同向波动,产出、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同步受到影响,冲击带来的影响随之溢出。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地区间竞争的机制将可以传导和放大整体经济波动。更换居民效用函数形式、在非房地产部门引入工业用地作为生产要素等稳健性检验均不会改变结论。此外,基于现实情况,本文还在模型中引入了劳动力供给时长的内生决策、劳动力的行业间配置、央地税收分成等拓展机制,阐释了拓展机制对模型结果的影响。这一研究将为地区间竞争机制如何影响中国经济波动提供新的视角,也为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基于动态视角的中国劳动力供给决策实证分析--以杭州出租车司机为例

生命周期劳动供给理论预测工人的劳动供给对短期工资波动有正向的反应，然而不少研究发现国外出租车司机劳动供给弹性是负的。国内出租车司机的情况如何呢？文章用杭州出租车GPS 行程数据分析了司机的内延性和外延性劳动供给。为解决由测量误差和同事效应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我们用司机当天遇到的长途载客次数作为其每小时工资的工具变量，进而探讨每小时工资对司机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我们发现，杭州出租车司机的内延性和外延性劳动供给工资弹性均显著为正，这说明政府增加司机每公里燃油补贴等政策的确能激励司机增加劳动供给。另外，这也说明放松出租车市场的价格管制能使司机更好地根据市场需求优化自己的工作决策。     

老年低消费的解决之道：从消费—劳动“双低”到“双高”均衡

中国微观和全球宏观数据显示,老年人口的储蓄率论有所偏离,意味着老龄化会进一步导致消费萎缩。文章构建跨期决策模型发现,当总效用不变时,消费可以被闲暇替代,家庭决策存在“低消费、低劳动”和“高消费、高劳动”两种均衡。当对最低劳动施加约束时,老年人会从“双低”均衡转向“双高”均衡。经验证据支持了理论结论：（1）老年家庭的消费—闲暇替代弹性约为3,表明当相对价格变化1个百分点时,消费和闲暇的相对比例将变化约3个百分点。（2）当消费—闲暇替代弹性上升1时,储蓄率上升6.73个百分点。2016—2019年间,老年家庭这一弹性平均每年上升0.86,对应储蓄率每年上升5.80个百分点。（3）在考虑了预防性动机、长寿动机和遗赠动机等竞争性解释后,消费—闲暇替代仍可以解释老年人的高储蓄。总的来说,文章的理论意义在于从消费—闲暇替代关系中解释了老年人消费—劳动的“双低”均衡。基于此,文章认为,释放老年群体劳动潜力,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有利于从“双低”均衡转向“双高”均衡,实现消费和劳动供给双重稳定。     

浅析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

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的视角看，财政支出是调节短期总需求的主要政策之一，但从经济增长角度看，财政支出可以影响总供给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原则上，政府投资支出提高资本存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如果私人支出和公共部门支出的收益率相同，那么牺牲私人部门支出来增加公共部门支出，可能提高或降低经济增长率，结果取决于公共部门投资占支出的比例是高于还是低于私人部门投资占支出的比例。政府的支出必然通过税收、国债或货币创造的方式来融资，而这些手段所引起的财富分配效应会影响企业家的投资和生产决策。     

浅析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

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的视角看。财政支出是调节短期总需求的主要政策之一，但从经济增长角度看，财政支出可以影响总供给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原则上，政府投资支出提高资本存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如果私人支出可公共部门支出的收益率相同，那么牺牲私人部门支出来增加公共部门支出，可能提高或降低经济增长率，结果取决于公共部门投资占支出的比例是高于还是低于私人部门投资占支出的比例。政府的支出必然通过税收、国债或货币创造的方式来融资，而这些手段所引起的财富分配效应会影响企业家的投资和生产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