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后发优势实现的路径分析

发挥后发国家潜在的后发优势是缩小区域之间经济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之一，而技术后发优势是后发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赶超的关键。本文对“技术后发优势”的含义进行了界定，并对技术后发优势实现的障碍和条件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后发技术优势实施的路径，为落后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路径创造的后发国家技术赶超模型

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是影响技术落后国家(地区)实现技术赶超的关键因素。基于Verspagen模型,建立了一个新的技术后发国家(地区)技术赶超模型。指出:技术后发国家(地区)缩小技术差距和实现技术赶超的关键不仅是提高自身技术能力,而且包括打破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实现路径创造。建议:技术后发国家(地区)一方面要培育自身的技术能力,另一方面要强化经济主体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尽快摆脱技术对路径依赖的负面影响、实现技术赶超。     

美国的新式产业政策:诠释与启示

传统产业政策主要基于两种理论依据,一是市场失灵理论,二是赶超理论。市场失灵理论认为,由于市场机制存在种种不完善之处,如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它不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因而需要政府的产业政策进行干预。赶超理论则从后发国家在劳动力成本、引进技术、规模经济等方面存在的“后发优势”出发,主张通过产业政策加快产业结构转换,以实现快速追赶的目标。20世纪末以来,随着人们对市场失灵的认识逐步深化,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也得到了拓展。     

增长方式转换与后发国家赶超研究——前苏联样本及其启示

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国家是国家之间竞争发展的一种由来已久的现象,而后发国家赶超的动力在于经济更快增长。但是后发国家的赶超发展并非是直线式的高速发展,赶超成功案例并不多见的事实凸显赶超式增长本身充满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增长方式及时有效的转换尤显其必然性和重要性。作为20世纪的赶超国家,前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凭借独特的计划经济增长模式一度取得了高速增长,完成了从一个欧洲落后农奴国家到工业发达超级大国的"惊险一跃"。但它为何没有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陷阱呢?本文试图回顾与分析前苏联经济增长变化轨迹、增长方式根本性软肋及其与赶超失利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总结后发国家持续赶超的应循之道,以便为快速赶超中面临诸多可持续发展难题的中国提供有益的启迪。     

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余庆经验”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贵州省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推动科学发展、加快后发赶超的重要时期。后发赶超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2009年8月贵州省委向全省发出了“远学枫桥、近学余庆”的号召。笔者通过对“余庆经验”经典案例的总结分析，为努力营造贵州省科学发展、后发赶超、实现跨越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有力借鉴。     

技术能力、路径依赖与技术赶超研究

分析了技术领先地区（国）和技术落后地区（国）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Verspagen模型,建立了基于技术能力和路径依赖的技术赶超模型。研究表明,后发地区（国）实现技术差距缩小和技术赶超的关键不仅在于自身技术能力的提高,还要打破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后发地区（国）不可忽视经济主体“有意识的行为”,实现从路径依赖到路径创新的演化。因此,后发地区（国）一方面要培育自身技术能力,另一方面要提高经济主体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尽快摆脱技术对路径依赖的负面影响,实现技术赶超。     

探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发劣势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通过引进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技术、赶超战略，在建周以来短短六十年里成功崛起，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但是从长期发展的实践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充分享受后发优势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后发劣势。回顾新中国六十年经济发展历程，正确认识中国经济的后发劣势，对中国今后的持久发展尤为重要。     

新中国70年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历程与领跑机遇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催生一种新技术-经济范式。成熟的技术-经济范式会从核心（领跑）国家向后发国家扩散,并为“有作为”的后发国家提供范式追赶契机,新兴的技术-经济范式则会给经过几轮范式追赶且步入“并跑”阶段的后发国家创造范式领跑的历史机遇。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三次成功跨越技术-经济范式的“卡夫丁峡谷”,目前爆发的工业智能化革命给我国带来领跑新兴范式的历史机遇。从技术-经济范式赶超角度诠释中国70年经济发展历程,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探析制约我国范式领跑的体制机制缺陷,并提出应对之策。     

后发企业如何超越追赶?——基于海天集团的技术创新与产品类别协同研究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后发企业既要致力技术创新又要构建产品类别才能赶超领先企业，然而以往研究大多限于技术创新或产品类别的单一维度探讨，对二者动态协同缺乏关注。本研究从整合角度，搭建“追赶压力—追赶行为—追赶结果”的分析框架，并以在电动注塑机领域赶超的海天集团为案例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在追赶阶段，后发企业面对进入压力，通过采取“模仿创新—类别沿用”的相似协同机制，而获得合法性；在超越追赶阶段，后发企业面对竞争压力，通过采用“自主创新—类别跨越”的差异协同机制，而取得竞争优势。其中，后发企业的技术策略和类别策略受到所在行业技术体制和市场结构等外部情境约束，后发企业的定位转移与目标变迁从内部推动追赶阶段向超越追赶阶段跨越，后发企业的动态协同能力持续提升是其根本保证。本研究构建了技术创新与产品类别动态协同的理论模型，揭示了后发追赶的内在规律，从“技术—认知”整合视角为后发追赶带来了新的解释，以“技术创新—产品类别”协同丰富了后发追赶的微观机制研究，为中国后发企业赶超世界领先企业提供了新的管理启示。     

GVC视角下后发国家扶持新兴产业赶超的政策工具研究

后发国家企业为抢占新兴产业发展优势,着力推进新兴产业赶超。然而,后发国家企业在赶超过程中,面临赶超能力不强、先发企业技术阻击和市场排挤等情况,亟需国家政策扶持。以GVC（全球价值链）为视角,运用钻石模型分析了后发国家发展新兴产业的优劣势,从供给推动、需求拉动和环境支撑3个维度构建了后发国家扶持政策框架,并借助该框架对中韩两国扶持高铁产业赶超的政策工具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理论和案例分析指出,后发国家应从供给推动、需求拉动以及环境支撑等角度,从强化技术扶持、资金支持、人才建设、制度变革、资源开发和市场突围等方面制定政策工具,以扶持后发国家新兴产业的技术赶超。     

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及对策思考

在对福建省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可操作的“三层次四模块”诚信意识培育新模式,推进人本化管理理念的渗透,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诚信意识培育的目标。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规制、腐败与规制改革

文章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经济租诱发寻租活动,对规制权力监管的缺陷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harmonies and dissonances

Abstract

Proofs are given that only singularly can real 1750 – 2007 competitive price ratios be ‘natural', in the sense of being invariant under changes in demand tastes. Proofs are given that both 1750 – 1870 discrete technologies or 1890 – 2007 continuum technologies, with convexity properties sufficient for arbitrage-proof supply-demand equilibria, will be ‘intertemporally Pareto optimal', immune to leaving any deadweight (inefficient) losses on the table. Sraffa (1960), ignoring the vast post-1945 linear and non-linear programming mathematical literature of Danzig, Kuhn-Tucker-Bellman, von Neumann, Ramsey literature does not quite arrive at attainable distribution solutions. Where it tolerates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there can be no competitive equilibria. When its matrix equations do obey first-degree-homogeneous functions, the book's stress on Basics or non-Basics is an irrelevancy leading to bizarre novel interpretations of Ricardo.

Old age overtakes us all. Alas, Sraffs's proposed critique of twentieth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know.     

科学技术与人权

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当它一旦误用和滥用,会给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产生致命威胁,损害人们的人格权和隐私权,也可能对人的社会权利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有效监控和防范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提高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人权意识;迅速建立对新技术的技术监测﹑早期识别以及警报系统。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utilising the 1995 National Health Survey (1995 NHS) and the 1997 National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dults (1997 SMHWB) data sets. Three indicators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re adopted. The first is a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easure derived from responses to questions included in the 1995 NHS on time felt down, happy, peaceful, and nervous (the SF-36 mental health scale). The second indicator relates to diagnoses of mental disorders including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ffective disorders and anxiety disorders. Our final indicator relates to suicidal thoughts and plans and (unsuccessful) suicide attemp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measures, unemployed persons exhibit poorer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utcomes than the full-time employed.     

制度、创新与欠优势地区的经济复兴

创新和经济地理这两个迄今不同学科之间日益增强的融合趋势具有潜在的理论影响。通过“知识区域”这一角度，本文考察了两门学科的融合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意义。并利用进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交互式创新模式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作者通过对新的欧洲区域发展政策的考察，并结合威尔士地区创新实施规划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这种交互式创新模式的政策意义。最后，文章对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批评性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