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是否降低了污染排放强度——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以下简称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19年的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系统研究了试点政策对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的污染排放强度,在经过一系列有效性检验及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空间差异性检验显示,试点政策对50千米内地区具有显著的“虹吸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推动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降低试点地区的污染排放强度;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政府支持力度更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更高的地区,更能依靠试点政策降低自身污染排放强度。本研究为促进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和治污策略设计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基于环境要素的“污染天堂假说”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国行业CO2排放测算和比较分析

文章回顾了贸易与环境关系以及"污染天堂假说"相关研究文献,对纳入环境要素的H-O模型和"污染天堂假说"理论进行逻辑分析,然后改进投入产出法并计算各种能源的CO2排放系数来计算中国各行业的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在确定高排放行业基础上通过计算净出口消费指数来检验中国是否存在"污染天堂假说",最后针对中国产业布局以及污染产业转移情况提出政策建议。     

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的节能效应——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借助全球双边贸易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库，测算了企业层面的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污染数据库和专利数据库等，实证检验了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对企业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提升企业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显著降低了能源强度。本文还使用份额移动法工具变量强化了因果识别，结论稳健。机制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通过技术溢出、弥补国内中间品供给缺口、提供商业信贷等机制，影响了能源强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主要影响了深度嵌入国际供应链、位于能源资源匮乏地区和低耗能行业企业的能源强度。拓展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还有助于降低污染排放强度和企业能耗总量，并产生经济效益。本文为依托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提供了微观依据，呼应了国家实施进口扩大战略的重大意义。     

抗生素污染控制研究进展

本文从源头控制和末端治理两方面介绍了抗生素污染控制技术的发展现状、源头,控制重点在于控制抗生素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以及抗生素使用的管理,末端处理重点介绍了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方法对抗生素生产废水的处理以及废水中抗生素的去除.     

开发区政策有利于促进当地企业出口参与吗——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验证

本文探讨了国家级开发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设立对城市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基于Melitz (2003)模型,将企业出口固定成本内生化,得出集聚经济有利于降低出口固定成本,提高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概率的结论。同时利用2000—2014年204个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政策导向型的开发区集聚经济是否促进当地企业出口参与的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城市的经济变量、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后,国家级开发区的设立能够使城市每年出口企业数量的增长率显著增加15. 7%;进一步考察这种政策效果的时效性,发现国家级开发区在促进企业出口参与上的政策效力随时间呈倒U型趋势,并在实施后的第3年达到最大,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出口参与的推动作用至少持续3至4年;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法的变换处理组检验结果证明开发区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出口参与,且这种因果关系的安慰剂检验结果在不同的估计方法和估计步骤下均保持稳健。     

生物能源企业污染排放及社会责任分析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生物能源是唯一可以大规模替代传统石油燃料的绿色可再生新能源,但其污染排放及社会责任问题日益严峻,所以,开展对生物能源企业污染排放及其社会责任行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生物能源企业的概况;其次给出了生物能源企业污染排放的现状;然后分析了生物能源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生物能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对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倡导绿色低碳发展的背景下，开放经济的环境效应受到学术界和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扩大，然而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国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还不明确，尤其是针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微观研究十分匮乏。鉴于此，本文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污染光环”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减少企业污染排放，且这种效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持续性。对外投资企业通过采用更加清洁的生产技术而非加强污染物末端处理的方式实现减排。机制分析显示，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是对外直接投资抑制污染排放的重要传导机制。此外，对外直接投资的减排效应具有异质性，对于大中规模企业、重污染企业以及出口平台型对外投资企业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更强的减排效应。本研究为新发展格局下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否“利当前”并“惠长远”

本文将环境规制、污染累积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强度环境规制政策作用下的污染治理效应与经济增长特征.结论认为,污染治理方面,高强度环境规制通过增加污染排放的边际成本约束了污染型企业的排放行为,低强度环境规制未能抑制污染排放对环境的边际损害,随着污染的累积,低强度环境规制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会逐渐失效.经济增长方面,高强度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污染型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使得经济增长中的环境规制效应由“短期损失”向“长期收益”转化,而低强度或较弱的环境规制难以刺激污染型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不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在治理环境污染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符合“利当前”并“惠长远”的目标.     

自由贸易协定环境条款对污染型行业出口的影响——基于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构建了自由贸易协定环境条款对异质性企业进出口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并以自由贸易协定中环境条款的纳入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2—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的数据,并运用三重差分法,研究自由贸易协定环境条款在提高了双边贸易成本的背景下如何影响污染型行业的企业出口。研究结果表明:自由贸易协定环境条款降低了中国与缔约方之间的出口贸易额,尤其是对污染型行业,污染排放强度越大抑制作用就越大;从影响机制来看,自由贸易协定环境条款增加了污染行业的企业退出,抑制了该行业的企业进入,使污染行业的贸易发生转移,而未退出的污染行业出口价格将上涨,产量将降低,行业平均产品质量将下降,促使污染行业的出口额下降;生产率越高的企业,环境条款对其出口造成的负向影响越小;在一系列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结论仍然成立。     

我国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分析

我国的大气环境污染主要以煤烟型污染为主,主要污染物是SO2、烟尘和氮氧化物。这与我国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能源消费结构密切相关。而CO2的排放与能源结构、消费量和能源效率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随着城市机动车的增加,造成大气污染和酸雨污染,使能源污染的经济成本逐年增加。应调整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并充分利用环境标准推动能源技术进步、降低单位经济活动的能源消费。     

节能减排的国际经验

节能减排就是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导致了全球对能源的忧思,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主要的石油进口国,开始重视能源节约利用,提倡提高能源效率：同时,温室气体过度排放引起的全球变暖,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在当时并没有关于碳排放国际上统一的意见和协议,许多欧盟国家就采用了自愿减排的方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企业产权多元化对环境污染的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2005-2013年中国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企业产权多元化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总体看来,行业国有化程度越高,产权多元化水平越低,水环境污染排放强度越低.门槛效应检验发现,不论国有化程度处于何种水平,国有化程度的提高都有助于改善环境,只是程度有些差异.当污染排放强度较低时,产权多元化有助于降低污染排放强度,而当污染排放强度较高时,国有化才是缓解环境污染的最优选择.因此,在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不能放松国有企业的环保责任,更不能为了经济保值而放弃生态环境“保值”.     

贸易方式转型与企业环境绩效提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推进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引导企业进行贸易方式转型是重要一环，然而企业进行贸易方式转型能否促进其绿色发展，是一项亟待检验的问题。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海关数据和中国污染数据的三方匹配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贸易方式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方式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且这一结论在缓解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污染减排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高污染行业以及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贸易方式转型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污染治理投资等路径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本研究提出了强化贸易方式转型的保障措施，制定差异化的转型策略以及鼓励转型企业环境治理“双向发力”等政策建议。     

中国式财政分权会增加环境污染吗

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并存以及中央政府引导地方政府之间"GDP竞赛"的过度竞争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分析环境污染的原因。先从理论上提出假说,然后利用199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式财政分权确实增加了外溢性公共物品(如废水)以及覆盖全国的纯污染公共物品(如二氧化硫)的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没有增加地方污染公共物品(如固体废弃物)的污染排放强度;由于排污费收取的人为因素较大,排污费政策对污染物排放的抑制效应不明显;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选择地放松了一些上缴税收高的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硫以及固体废物排放的监管,这样便呈现出污染物在不断增加,排污费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的局面。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了企业排污强度吗——基于PSM匹配及倍差法的微观分析

本文基于一般均衡污染贸易模型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下污染排放的理论机制,运用PSM匹配与倍差法从微观层面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总体上表现出负的环境效应,即全球价值链嵌入增加了中国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在间接效应上,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污染排放存在正的结构效应和负的生产率效应,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加剧投入产出结构的偏污性增加企业污染排放,同时又通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减少企业污染排放;外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促进效应显著,而内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促进效应不显著。因此,中国要警惕全球价值链向全球污染链的演变,在进行严格环境管制的同时加强要素结构优化与绿色技术进步,以减少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环境风险。     

坚持“儿童优先”，关注儿童健康：农村环境问题调查

我国农村污染问题的出现，起自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当时主要是因为城市和企业向河流排放生活和工业污水等，危及了农村地区，如淮河、海河、辽河等的污染问题。广大农村自身产生的污染问题并不突出。但这种情况到90年代中期后有了变化。城市污水、垃圾等转移排放虽然强度有一定减轻，但污染总量却不断增加；     

我国污染排放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对STIRPAT模型的扩展,将以关停并转、排污费等为代表的环境政策纳入环境压力驱动因素,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各驱动因素对污染排放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人口数量的增加对单位GDP污染排放有反向作用,但会导致总体污染排放的增加;经济发展对单位GDP污染排放有较大的反向作用,对总体污染排放也有一定的反向作用,但效果不明显;技术水平的提高可对污染减排起到较大作用;重污染企业关停并转措施对总体污染排放影响较小,排污收费等环境经济政策对污染排放有抑制作用,但亟需通过完善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碳排放强度——基于WIOD跨国面板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WIOD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和环境账户数据,测算了制造业完全碳排放强度,并分析了投入服务化对制造业完全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投入服务化可以降低制造业完全碳排放强度,但其对完全碳排放强度的作用要小于其对直接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投入服务化可通过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替代能源要素和优化制造业结构等途径降低完全碳排放强度。分组检验发现,投入服务化对降低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效果大于非污染密集型制造业。从生产性服务类型来看,金融、租赁和商务服务化对降低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最大,其次是邮电服务化等。分地区来看,投入服务化对降低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明显大于发达经济体。本文结论说明,提高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是协调各国制造业发展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可行路径。     

基于LMDI的杭州市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计算杭州市2001-2011年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总量,并采用LMDI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杭州市能源消费结构整体上以煤为主的格局没有改变,煤炭消费仍然是CO2排放的主要来源;经济增长是CO2排放量增加的主要推动因素;第二产业能源强度是碳排放的主要抑制因素。产业结构仍有待优化,通过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碳排放量还有很大的潜力。     

产业转移、国际贸易和CO_2排放——来自我国工业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修正的净出口消费指数检验"污染天堂假说"发现,我国没有成为污染产业的"天堂";尽管我国的产业转移是双向的,但工业集聚的程度有所提高。在此基础上,构建CO2排放影响模型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贸易开放程度对CO2排放有负向影响,提高贸易开放程度有利于降低CO2排放;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规模和参与程度对CO2排放均有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规模或参与程度的提高会增加我国的CO2排放压力。最后指出限制贸易或外商直接投资不能有效降低我国工业的CO2排放,应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目的,通过提升产业技术水平,降低排放密度来控制CO2的排放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