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减贫效应

为探究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文章利用2015—2018年云南省福贡县农村多维贫困监测的面板数据,在分别测算村级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和多维贫困水平的基础上,构建时空关联分析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从整体和分区、分维度层面实证分析探测村级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以云南福贡县为研究区的实证结果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村多维贫困存在减贫效应,且不同类型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在整体层面,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影响下,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服务的减贫效果较为突出,同时其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更为显著,表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减贫效应以直接效应为主。在分区层面,多维贫困程度较轻的中段地区其教育、公共文化及信息化服务的减贫效果较好,同时存在间接效应能够缓解邻近地区多维贫困的状况。其中,多维贫困程度较深的研究区北段和南段,其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服务的减贫效果尤为突出。     

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多维资产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CFPS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

资产扶贫具有重要的主体培育和增能作用。本文在多维贫困理论和测度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多维资产贫困指数,运用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资产贫困的特征事实和非正规金融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农村家庭资产缺乏现象较为普遍,无论是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的资产积累都不理想;农村土地与住房的资产效应太弱导致高收入家庭将财富转化为住房资产时遭受了更严重的"隐性剥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家庭收入与资产积累产生了显著的逆向分配作用,其更多地有利于中高收入家庭而不利于中低收入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减缓,由此扩大了农村中高与中低收入家庭多维资产贫困不平等程度。据此,应着手构建资产扶贫的政策体系,这对于乡村振兴及资产扶贫赋予脱贫人口持续发展能力意义重大。     

中国农村人口贫困变动研究——基于多维脱贫指数测度

本文通过多维贫困识别方法构建相应指数，提出了在返贫和脱贫不同方向上对多维贫困的变动进行分解的思路。同时，用2010—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收入依然是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的主要维度，但在改善收入贫困的同时应该防范健康维度返贫的风险。第二，农村人口的多维贫困状况在不断改善，但是由于返贫的影响，脱贫的效果受到了较大削弱，因此在注重脱贫的同时，不应忽视返贫的风险。第三，持续贫困人口贫困状况虽然后来有所改善，但是2012年的恶化状况提示我们对于暂时未能脱贫的人口，还需要采取措施缓解其贫困状况。     

旅游减贫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吗?

针对现有文献缺乏旅游减贫多维效果及空间效应研究,本文基于多维贫困视角,运用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包含经济、教育、医疗、生活与环境五个维度的贫困减缓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共同构成的综合嵌套矩阵的基础上,分别运用空间自相关检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各维度贫困减缓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旅游发展对各维度贫困减缓的空间效应。主要结论有:(1)十年间,中国乡村旅游业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空间正向相关性,纳入空间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较好地揭示出区域间乡村旅游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十年间,各维度的减贫效果亦呈现显著空间正向相关性,表明各维度减贫效果存在着空间集聚特征。(3)十年间,旅游发展对经济、生活、环境等维度的贫困均具有显著减缓作用,更重要的发现是旅游发展在这三个减贫维度上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旅游发展对教育、医疗两个维度上贫困减缓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4)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分析,旅游发展对经济减贫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东部区域→中部区域→西部区域逐步递减规律;旅游发展对生活减贫维度和环境减贫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均呈现出由东部区域→中部区域→西部区域逐渐增大特征。最后,论文就旅游减贫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财政转移支付对我国农村家庭的减贫效应

本文基于多维贫困家庭对教育和健康需求收入弹性的视角,探究了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家庭减贫的效应。利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测算教育、健康医疗需求收入弹性,并构建两阶段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贫困状态家庭的减贫效应显著,且财政转移支付对改善长期收入贫困家庭状态的效应比长期多维贫困家庭更显著;引入农村家庭对教育与健康医疗的需求收入弹性后,财政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也更显著。因此,既要加快财政转移支付的实施力度,也要重视政策受益者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减贫政策的精准性,构建继续巩固与拓展脱贫成果的长效机制。     

政府救助能够帮助低收入群体走出贫困吗?——基于1989—2009年CHNS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1989-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八次入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救助对居民户贫困状况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救助资金因挤出了私人救助资源并"诱导"低收入居民更加依赖于政府救助而未能有效发挥减贫作用。平均而言,1个单位政府救助将挤出0.39个单位私人救助资金,并诱导低收入群体降低2.71个单位工作收入;同时对于贫困程度更深的居民户,"挤出效应"和"诱导效应"都更加严重。而社会医疗保险等保障性公共服务能够直接和间接发挥缓解贫困作用。为了帮助低收入者走出贫困,政府由单纯的贫困救助转向为低收入群体更好地提供保障性公共服务将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     

收入导向型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基于江苏省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分析

基于2015—2016年江苏省农村低收入家庭数据,对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江苏农村低收入家庭存在较为突出的非收入维度贫困,其中健康维度贫困最为突出,饮用水和生活用电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多维贫困程度较为显著,且分析时段内多维贫困程度略有提升,总体上苏南地区非收入多维贫困程度相对较低,苏北地区较为严重;非收入维度多维贫困主要来源于健康、炊事燃料、教育和卫生设施4个维度,其中健康维度的贡献度最大,炊事燃料的贡献度次之,教育和卫生设施的贡献度大体相当;收入脱贫农村家庭的非收入维度多维贫困程度相对较低,健康和教育维度贫困程度相对较低是部分家庭2016年实现收入维度脱贫的主要成因。     

多维贫困的空间集聚与金融减贫的空间溢出—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文章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9?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结合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农村贫困的空间集聚效应和金融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不管是采用地理距离权重、经济距离权重还是嵌套权重,农民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和医疗贫困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向关联,意味着贫困分布呈现典型的"穷-穷"集聚特征,这一分布特征实际上从贫困角度验证了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对收入贫困和教育贫困,农村金融发展不仅具有直接的减贫作用,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省份发挥间接减贫作用,且这种溢出效应带来的减贫效果比直接效应更为显著.对医疗贫困等公共服务上的贫困,其改善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支出和当地经济水平的发展.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从多维视角重新审视农民面临的贫困问题,为"十三五"实施全面脱贫拓宽了视野.     

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1991-2011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选取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的10个指标,从剥夺得分的角度对1991-2011年中国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和动态分析,并对多维贫困进行了4种分类和测算,考察了这4类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情况.研究发现,我国的多维贫困正在向有利的方向变化.具体来说,第一,多维视角下中国的减贫效果好于单一收入指标下的减贫效果;第二,城乡多维贫困呈现一定的收敛趋势,农村对贫困的贡献在2000-2011年有所下降;第三,早期多维贫困人口中极端贫困比重超过60％,但后期该比重降至不到30％.     

基于市场参与维度的农户多维贫困测量研究——以连片特困地区为例

在农村扶贫攻坚任务趋紧形势下,市场化反贫困被认为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手段。为探究市场化反贫困思路是否符合实践需要,基于广西和陕西两省(区)连片特困地区419份农户调查数据,应用拓展的AF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量。研究结果显示:(1)多维贫困问题在连片特困地区广泛存在,且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较高。不同维度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各维度按MPI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参与贫困、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基础设施贫困。(2)市场参与维度各环节贫困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产后环节、产中环节、产前环节。因此,要深入推进市场化减贫战略,通过促进农户稳定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完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加强收入及教育常规扶贫手段等推进反贫困工作。     

国际社会的贫困理论与减贫战略研究

贫困是世界著名的3P问题之一。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现象,贫困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国际社会为减少及消除贫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提出了如人类发展指数、人类贫困指数和千年发展目标这样的有关贫困的理论及国际减贫目标。本文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出发,对贫困理论以及减贫战略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在国际社会制订减贫战略及政策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     

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

本文利用Alkire&Foster(2011)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和Foster(2009)的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与平均贫困持续时间指数,以CHNS数据为样本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分析了我国的长期多维贫困程度,并通过多层回归模型探讨了致贫的宏微观因素。研究发现:长期多维贫困指数不仅能测度家庭贫困程度,还能反映贫困家庭平均贫困持续时间;相比城市家庭,农村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更高,但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延长,城乡贫困家庭的平均被剥夺深度出现了明显的逆转,城市贫困家庭的贫困程度相对于农村更为严重;户籍制度能解释城乡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差异的43%,且能解释城乡贫困家庭的贫困不平等程度的17%;家庭的户主特征、社会关系、人口规模与结构、户籍制度等因素对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及不平等有显著影响。     

扶贫标准上调与扶贫开发机制创新

2009年我国执行新的扶贫标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196元,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这引发了我国扶贫战略、扶贫对象、扶贫出发点和扶贫任务的重大转变,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事业进入新阶段。该文认为应进一步创新扶贫开发机制,突出扶贫对象瞄准,突出扶贫产业集群化发展,突出"大扶贫"格局,突出完善金融性扶贫机制,从而全面提高扶贫开发成效。     

Poverty and Witch Killing

This study uses rainfall variation to estimate the impact of income shocks on murder in rural Tanzania. Extreme rainfall (drought or flood) leads to a large increase in the murder of „witches”—typically elderly women killed by relatives—but not other murders. The findings provide novel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income shocks in causing violent crime, and religious violence in particular.     

Geography and Poverty Traps

We test the view that the large differences in income levels we see across the world are due to differences in the intrinsic geography of each country against the alternative view that there are poverty traps. We reject simple geographic determinism in favor of a poverty trap model with high- and low-level equilibria. 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state is found to be the same for all countries while income in the low-level equilibrium, and the probability of being in 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are greater in cool, coastal countries with high, year-round, rainfall.     

Poverty and Political Risk

The paper explains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eveloping countries' per capita incomes and measures of political risk by relating a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tax foreign investors to distributional interests in the host country's population. Using a dynamic general-equilibrium model in which agents make irreversible investments abroad to insure against country-specific technology shocks, it is shown that the political risk for foreign investors is prohibitive if the host country's initial per capita income is too low and if the benefits of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are not high enough to generate a sufficiently strong opposition against discriminatory taxation.     

贫困的合理性与贫困救助过程中的负功能分析

转型期社会机制不完善，制度安排还不是很合理，贫困在社会中存在是普遍的，而且它的存在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说明支持贫困的存在，不需要救助，只是贫困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功能。而是说在救助过程中存在着违背初衷的现象，即贫困的社会救助中存在着负效应。例如，出现了贫困陷阱、福利依赖等现象。贫困问题的真正解决之道在于给贫困者“增能”，而非救助。     

Australian Poverty Quantified by a Family-Based Poverty Index*

We postulate a family-based poverty index (JD) possessing focus, symmetry, monotonicity and decomposability properties commonly required of individualistic indexes. JD also satisfies reformulated distribution and transfer sensitivity axioms which take account of differences between families in their sizes and poverty lines. We introduce a new axiom, substitution sensitivity, which is satisfied by JD but not by the well-known FGT index. Using JD, we describe Australian poverty in the 1980s. We find that head-count ratios and average income gaps dominate the explanation of differences in poverty across family types and across time.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s of poor incomes make minor contribu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