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需求、政府补贴与钢铁企业产能过剩

周期性产能过剩与体制性产能过剩叠加形成的中国式产能过剩困扰我国钢铁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基于1999-2013年中国钢铁企业数据,本文检验市场需求与政府干预对企业产能和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我国钢铁行业的周期性产能过剩具有非对称性,体制性产能过剩加速了周期性产能过剩的形成,市场需求和政府干预是形成中国式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外部需求增加在刺激企业扩张产能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而政府补贴引致的产能增加加剧了企业产能过剩;与国有企业不同,非国有企业的周期性产能过剩特征表现不明显,市场需求只有与政府补贴因素共同作用才会对非国有钢铁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产生显著影响。     

基于SFA的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测度与差异性分析

本文基于改进的的SFA模型,采用C-D生产函数的形式,对我国各地区2002-2011年制造业中部分行业的产能利用率进行了测度,并进一步对产能利用率进行了行业差异性分析和区域差异性分析。测度结果表明,所测算行业中产能过剩行业和产能不足行业并存,且产能过剩行业中西部地区较为严重,产能不足行业中东部地区更为凸显。     

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一点思考

一、当今中国行业产能过剩现状就传统行业而言,目前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1.6亿吨以上,水泥产能过剩超过3亿吨。此外,有色金属行业的电解铝这些年的无序扩张也导致了长期产能过剩的风险。其产能利用率在2007年将近90%,由于盈利丰厚,各地一窝蜂而上的结果是产能扩张太快,行业产能利用率迅速降低,近两年已经降至65%左右。     

产能利用率具有阈值和评判价值吗--“产能过剩”误区的再考察北大核心CSSCI

产能问题仍然存在很多似是而非的论断。我们曾对“产能过剩”提出质疑,但对产能利用率的预警及评判价值未做定论。当前,国内仍然经常提及“产能过剩”命题并有着去产能等措施,时常将82%作为国际标准或者其他数值作为评判标准。为了探讨产能利用率是否具有稳定的“国际标准”,并是否真实存在产能利用率“阈值”及这种评价来源何在,本文选取美国和中国的行业产能利用率等数据,对产能利用率及其价值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产能利用率并没有所谓的“国际标准”,其指标不能用以评判“产能过剩”;第二,通胀-产能利用率阈值为82%的命题也不能被接受,不同行业的阈值差异较大;第三,非线性模型证实,通胀受到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存在区间差异,产能利用率很难作为通货膨胀的预警指标或指示器。因而,产能利用率指标在宏观层面可能并没有评判意义,所谓“产能过剩”命题难以成立,各种产能措施需要考量,特别需要避免“作茧自缚”的情形。     

出口波动与制造业产能过剩——对产能过剩外需侧成因的检验

按照直观理解,出口与产能过剩成反比例关系,出口旺盛时企业将扩大产量并提高产能利用率,反之则为避免滞销而控制产量,导致产能过剩加剧.然而,这仅是出口波动对产能过剩的“销售效应”.对于一些企业不排除存在“竞争效应”,即出口疲软时企业面临更激烈的国内竞争,进而为降低成本可能加大既有产能的使用负荷,反而可缓解产能过剩.本文基于2001-2013年中国制造业数据检验了出口波动与产能过剩的关系,发现出口波动不能显著地解释产能过剩.在中小企业或非国有资本比重越高的行业中,出口与产能过剩的负向关系越明显,“销售效应”占主导;反之,在“竞争效应”作用下,二者关系越可能为正.因此,外需冲击对不同行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存在差别,粗放拉动出口未必对化解产能过剩有预想的效果.借助外部市场治理产能过剩,应向不同规模及不同所有制的出口主体提供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浅析银行业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风险的困境

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发展的攻坚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0多年的快速发展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使得大量产能逐渐积累甚至过剩,国内需求饱和、海外市场门槛提高以及银行授信过度集中促使产能过剩更加严重,对河南省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均被国务院列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本文详细指出了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过程中银行业面临的困境:产能过剩行业识别困难;宏观调控政策落实困难;银行对产能过剩行业授信规模较大,依赖程度较高;银行贷款从产能过剩行业退出存在困难。     

全球价值链差异性嵌入方式如何影响产能利用率?——基于技术进步和投资双重渠道的考察

在对外开放战略升级和国内产能过剩的双重背景下,本文将全球价值链(GVC)与产能利用率置于统一框架,分析不同GVC嵌入方式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0-2014年中国工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和产能利用率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前向GVC参与度提高有利于产能利用率提升,后向GVC参与度提高则对提升产能利用率不利。具体而言,前向GVC参与主要通过技术进步而非投资对产能利用率产生影响;后向GVC参与影响产能利用率的技术进步渠道不显著,其主要通过加大投资降低了产能利用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抑制后向GVC参与对产能利用率的负向作用可成为现阶段提升产能利用率的重点,鼓励竞争和加强环境规制水平是可行措施。     

资本市场开放能够缓解企业产能过剩吗？——基于“沪港通”开通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中国工业企业产能过剩问题愈发严重,如何治理中国式产能过剩已然成为政府、实务界和学术界热议的焦点。利用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这一外生事件,文章以2012—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结果发现:首先,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有利于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其次,资本市场开放对于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作用,在取得银行借款较多、企业所得税税负较低、土地使用成本较低的公司中更显著,而对于行业信息环境的调节效果不敏感。证明资本市场开放是通过缓解政府对于企业的干预来提高产能利用率从而化解产能过剩。进一步研究表明,资本市场开放通过降低标的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进而化解过剩产能。文章研究表明,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缓解政府干预带来的中国式产能过剩,在丰富了"治理产能过剩"相关领域研究的同时,也为"金融服务于实体"这一政策要求提供了理论支持。     

电解铝行业产能过剩的判断与建议

对电解铝行业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如电解铝产量增长趋势、行业投资、行业利润,并对开工率计算上的分歧、产能过剩判断标准进行解析,指出我国电解铝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且有加剧的倾向。产能过剩是一个转移过程,并存在体制等深层次因素。需要用有效手段控制新增产能,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提高再生铝的利用率,扩大铝在交通运输、电力和建筑行业等方面的应用。目前是扩大铝应用的最佳时机:一是需要;二是价格便宜;三是应用后,资源留在国内,也可成为二次资源。     

基于SFA的中国行业产能过剩测算

本文选用随机前沿模型,对我国各工业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进行了测算,对行业差异性和地区差异性作了深入分析,并研究了各年度我国产能过剩的变化规律。结果显示:我国工业行业的产能过剩现象比较普遍,既有传统行业,也有高新技术行业;2009~2014年工业行业的产能过剩情况逐年缓解;我国产能过剩的地区差异也很显著,东部地区的产能利用情况明显好于中西部地区。     

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基于供给和需求双重视角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逐步形成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产能过剩问题也得到不断改善。本文在梳理我国产能过剩的内涵和成因基础上,基于“供给侧—需求侧”分析框架,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缓解产能过剩的内在机制。在供给侧方面,对外投资使得边际产业转移,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并且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高产能的利用率来缓解产能过剩。在需求侧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出口效应和国际竞争效应,从而提高产品需求来缓解产能过剩。最后,本文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蓬勃发展可以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改善我国的产能过剩现象,仅供参考。     

产能过剩背景下银行信贷风险的化解探析

在经济社会历经多年快速发展之后,我国当下正处在转型发展的攻坚时期,国内需求饱和、海外市场门槛提高以及银行授信过度集中促使产能过剩更加严重,对河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均被国务院列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文章针对河南省产能过剩的现状,认为银行业要准确识别过剩行业,针对不同行业设定合适的融资限额,同时要帮助、支持产能过剩行业兼并重组,借助信贷等手段支持产能过剩行业改进技术、拓展销售市场。     

对政府治理产能过剩的思考

所谓产能过剩,是指工业部门某一行业在一定时间内能够实现的生产能力超出市场需求的富余产能部分过大,简言之就是闲置的产能超出了合理的界限。关于产能过剩的测度,目前国际上尚未有一个统一的判定标准,如美联储认为,如果产能利用率明显低于79—83%,则说明可能存在产能过剩;而我国相关宏观调控部门将生产能力超出市场需求能力约25%的行业界定为产能过剩行业。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产能过剩新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产能过剩呈现出新的特点:长期性过剩、新兴行业过剩、金融资本过剩及投资与需求过剩,产能过剩问题非常严重。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产能过剩的形成是对GDP增长的过度偏执导致的盲目投资及重复建设,行业存在进出壁垒,落后产能缺乏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投资和消费两大需求结构失衡以及企业在产能过剩情况下仍有利可图等原因。     

服务业开放对我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

能否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稳定,在新发展格局下探究如何提升产能利用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服务业外资参股的政策调整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考察了服务业开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传导途径。研究发现,服务业开放显著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通过提高生产率、促进出口扩张和减少非效率投资途径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服务业开放的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对于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高行业资本密集度企业和低融资约束企业而言更大。此外,本文还考察了服务业开放对企业贸易模式和贸易方式转变的影响,发现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推动出口企业从间接出口模式向直接出口模式转变,以及从非一般贸易(纯加工贸易、混合贸易)方式向一般贸易方式转变,并通过贸易模式和贸易方式的转变进一步提高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本文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变化驱动因素的理解,为我国通过服务业市场开放化解产能过剩困境提供可行思路。     

产能利用率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随机前沿函数的分析

以2008—2017年沪深上市公司债券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我国债券市场对企业产能利用情况的信息传递效率。结果发现:产能利用率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负相关,产能过剩的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更高,但存在不对称的提前和延迟反应效果。进一步研究表明,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债券识别产能过剩风险的能力被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了债券市场对产能利用信息反应的敏感性;担保人的存在强化了债券定价的信号传递效率,但当产能严重过剩时,担保人的存在反而不利于信用风险的及时暴露;"去产能"宏观政策对债券市场传递微观企业产能利用信息也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实证检验显示,我国债券市场能够传递产能过剩背后的风险,对产能利用率低的企业具有治理作用。研究结论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债券市场的证据,对当前改善产能过剩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浅析中国钢铁的产能过剩

本文通过选取产能利用率等指标论证了中国钢铁行业存在产能过剩,并分析指出了原因在于重工业的急切需求及盲目追求GDP,最后对中国式大企业提出了看法。     

产能过剩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2013年,我国工业企业产能综合利用率低于80%,2014年一季度降为78.3%,这说明我国的产能过剩状况严峻,产能过剩总量的加剧和越来越多过剩行业的增加,成为了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巨大阻力,尤其对宏观经济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产能过剩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产能过剩的微观机理分析及化解对策

<正>当前,对产能过剩形成原因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一是将产能过剩的原因全部推向体制和管理部门,认为产能过剩完全是因为管理不当而导致的;二是将产能过剩的原因全部归结为周期原因,认为产能过剩完全是由外部需求萎缩造成的。上述观点的片面之处在于忽视了形成导致产能过剩的微观因素。本文旨在将产能过剩的原因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市场规律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进行分析,从而找出导致产能过剩的微观机制,为制定更加合理、全面、有针对性的政策提供参考。所谓的微观机理,是指从企业自     

绿色信贷、地方官员特征与我国工业产能过剩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级区域2007—2017年的相关面板数据，利用产出导向的DEA方法测算工业产能利用率，并采用Tobit模型实证研究绿色信贷、地方官员个人特征与工业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有效缓解工业产能过剩，绿色信贷每增长1%,工业产能利用率将上升约0.22%;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绿色信贷发展对工业产能过剩的缓解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省长的学历每上升一个“台阶”,绿色信贷对工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将平均上升约2.78%;省委书记和省长任职时间的长短对绿色信贷提升工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不明显。与本地晋升的官员相比，“异地空降”的省长更能发挥绿色信贷对工业产能过剩的缓解作用；省长在执政期间出现违纪情况，则会抑制绿色信贷对工业产能过剩的缓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