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班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是中国重构出口竞争优势的关键。文章将中欧班列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出口产品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中欧班列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渠道分析显示，中欧班列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增强创新能力和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显示，中欧班列对一般贸易、高技术产品、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作用更大。中欧班列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具有正向辐射效应，其辐射范围大致为400公里。     

国内价值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在构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理论模型基础上，采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延伸国内价值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国内价值链培育能够通过提高固定成本投入效率和生产率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东部地区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和低产品质量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扩展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增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因此，延伸和发展国内价值链，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是中国制造业摆脱“大”而不“强”困局的关键。     

金融科技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将金融科技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并采用2011～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与海关贸易合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在经过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优化信息匹配是金融科技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两个可能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金融科技对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中等规模企业出口产品,以及出口企业旧产品和核心产品的质量提升作用尤为明显。对企业内部影响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有利于降低企业内产品质量分散度,从而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文章结论对于积极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加速推进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贸易数字化、柔性生产力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异质性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模型，将数字化转型决策引入其中，研究企业的贸易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理论研究发现，贸易数字化通过增强企业的柔性生产力提高质量改进的固定成本效率，从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借助大数据爬虫技术，识别企业自建主页以及使用国内电商平台或跨境电商平台的具体情况，据此构建测度企业贸易数字化水平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提高贸易数字化水平能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讨论后，该结论依旧稳健可信。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柔性生产力是贸易数字化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渠道，且考虑不同样本期和替换新指标后该机制依旧稳健，特别是小微型、劳动密集型、初创型或一般贸易企业进行贸易数字化转型，更能通过该机制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数字技术的异质性分析发现，采用跨境电商平台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最大。     

政府补贴提高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贸易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PSM-DID)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本文还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以及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尤为明显;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发现政府补贴主要通过增加研发创新和提升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本文研究对于全面评估中国政府补贴的经济效果和提升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生产分割、服务业对外开放与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首先利用拓展的MO模型分析了生产分割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研究服务业对外开放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之后使用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的样本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生产分割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服务业开放扩大了生产分割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正面影响;该结论在经过解决样本选择偏误、工具变量法和替换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生产分割对不同性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差异化影响,显著提高了资本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非垄断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机制分析表明,生产分割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和进口中间品质量两条渠道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促进了创新吗？

本文聚焦出口产品质量如何影响创新，基于中国工业企业与海关贸易的匹配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会由于强化出口的积极效应、弱化出口的消极效应，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区分所有制后发现，相较于外资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创新的促进效应较大；区分出口贸易方式后发现，混合贸易出口企业对创新的促进效应要比一般贸易出口企业小；区分出口目的地后发现，相较于OECD等国家，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这意味着，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比只强调出口数量的提升对企业创新意义更大。     

产品创新提升了出口企业加成率吗

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海关匹配数据,以加成率为视角对中国出口企业产品创新行为与盈利能力关系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出口企业产品创新行为提升了加成率;东部地区出口企业产品创新的"加成率效应"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并不显著;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出口企业均有显著的"加成率效应",但劳动密集型企业并无该效应;民营和外资出口企业的产品创新均显著提升加成率水平,但国有企业并不明显;通过扩展的M-O模型,文章进一步揭示了出口企业产品创新对加成率影响的内在机理,理论结果表明产品创新带来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是该效应成立的关键,经验结果证实了理论命题。     

集群商业信用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证据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是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方面。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2000—2009年的合并数据,研究了城市集群商业信用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集中体现在促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上。具体机制是集群商业信用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在控制集群企业数目和集聚程度后,结论保持稳健。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依据企业是否更换经营地点构造拟自然实验检验都证实了本文的基本结论。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应重视集群商业信用等非正规融资在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方面的关键作用。     

金融开放、自主创新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来自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经验分析

改进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成为中国重构出口竞争优势、打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以及扩大贸易利得的重要途径.使用2000-2013年中国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了以外资银行进入为表征的金融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显著提升了进驻区域内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显示,创新促进渠道是外资银行进入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对中高生产率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高金融业中间投入行业企业以及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出口质量提升效果更加显著;制度环境优化、金融市场化水平提高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提升都强化了外资银行进入的质量升级效应.     

疫情对进出口企业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研究

疫情蔓延给出口企业带来了显著冲击。本文采用2002—2003年中国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非典”疫情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典”疫情导致我国企业出口产品价值显著下降;改变疫情严重程度、替换出口价值变量或通过PSM-DID模型等方法重新估计之后,疫情仍与企业出口显著负相关;疫情主要通过冲击企业的出口数量影响企业出口,而对出口产品价格有一定的提升作用;小企业及我国传统具有出口优势的行业受影响较大,疫情叠加贸易壁垒尤其是关税壁垒对企业出口具有更大的联动影响。     

后危机时代我国汽车出口额对虱内生产总值影响作用的回归模型分析

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到金融危机前,我国汽车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显著,汽车整车出口的增加带动了GDP的增长。即使在遇到金融危机的2009年,汽车出口对GDP亦有很明显的拉动作用。我国政府对汽车产业的扶植政策应该一直坚持下去。尤其是对于具有自主品牌的民营汽车企业采取海外并购,拓展海外市场的行为应该给予鼓励。同时,我国汽车企业需要提升产品的质量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从原材料的采购到最终的销售环节都需要以国际标准要求自己,在此基础上。积极实施品牌战略。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本文采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OECD编制的TFIs指数,从出口企业-目的地层面分析了出口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显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的提升对中国企业出口额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企业的出口增长是通过缩小出口产品种类数(扩展边际)、扩大产品平均出口额(集约边际)实现的。拓展分析表明:随着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小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会更多地缩小出口产品种类;低收入经济体贸易便利化提升对中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消极影响更大。据此,企业应专业化、规模化地生产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断提升自身生产率,积极应对贸易便利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双向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出口动态

本文将产品质量引入多产品企业模型,构建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出口动态的微观机制。理论分析发现,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促进本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并促进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总量增加;国外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质量选择效应导致本国出口产品质量被动提升,进而降低本国企业出口总量,加速低质量产品退出。通过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会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产品种类增加,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对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影响不显著,但是会加速企业旧产品退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存在创新激励效应,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存在明显的质量选择效应。异质性考察发现,与总体回归相比,当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强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增加;而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弱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     

中国文化贸易结构和贸易竞争力分析

基于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数据,对中国文化贸易结构、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分析表明,尽管中国是文化产品出口第一大国,但文化贸易结构不合理,文化产业总体国际竞争力较弱且发展不平衡;中国文化贸易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手工艺品、设计、视觉艺术品和新媒体这些外围的文化产品中,具有核心内容的影视媒介、音乐媒介、出版物及版权、文化休闲娱乐服务等文化出口比重低、竞争力弱。     

对外贸易中行业自律定价行为的博弈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价格战与行业自律定价并存。从中国参与出口的同质企业所结成的价格卡特尔表明:出口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结果必然陷入"囚徒困境",表现为价格大战;在没有外在强制力量时,企业尽管可以相互依存,仍然走不出困境;如果惩罚条款这一承诺行动可以置信,则出现合作均衡;优势企业也可促使合作均衡的出现。     

中国高技术产品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自1999年我国实施科技兴贸战略以来,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已成为推动我国外贸出口的重要动力。但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仍存在不少问题,如自主创新少,本土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小等。针对这一现象,文章基于1991～2008年的数据,首先利用出口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实证分析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现状,然后基于钻石模型着重探索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给出提高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对RCEP国家的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RCEP的签订为中国对外开放带来新契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如何调整中国对RCEP国家的贸易和投资策略成为值得研究的议题。使用2004—2018年中国对RCEP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出口数据,构建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实证分析直接投资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结果发现:中国对RCEP国家的直接投资能够提升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产品技术水平,当东道国为中低收入国家时,这一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中国应优化对RCEP国家直接投资的布局和结构,完善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和经营规制,扩大与RCEP国家在新基建领域的合作,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高质量发展。     

如何跨越贸易壁垒——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视角的研究

本文研究贸易壁垒对不同技术复杂度的中国产品形成的差异化的出口抑制作用。理论及作用机制分析从进口国的消费者需求层面考察,考虑到高技术复杂度产品对消费者效用的额外提升作用;实证分析则主要构建交互项模型。理论和实证分析均发现贸易壁垒对技术复杂度越高的中国产品造成的出口抑制作用越弱,这表明提升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是帮助中国出口跨越贸易壁垒的有效手段。本文通过进一步实证研究还发现,中国向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出口,通过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来弱化贸易壁垒的出口抑制作用的效果越好。本文的研究将为中国出口跨越贸易壁垒并进一步促进中国出口提供有益的启示。     

Manufacturing servitisation and duration of export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manufacturing servitisation has become a growing characteristic of global firms. Firms develop their service factors, to realise more values and increase thei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hina, as an important manufacturing centre of the world, has abundant manufacturers seeking for getting more involved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is paper makes use of detailed customs data and firm‐level data from China, to find how the servitisation in China affects the export durations of Chinese manufacturer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manufacturing servitisation input in China contributes to export performance. The service factors have become the important production factors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However, China is still at the primary stage of manufacturing servitisation, and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whole value chain and seek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pur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to a servic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